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郑言实

［编者按：本文是我们从中国国内得到的一份宝贵文件。原文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写作的初稿，并有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的第二稿和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第三稿。全文约十万字，共有以下几部分：

写在前面的话

一、一个没有真正解决了的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

二、毛泽东同志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伟大历史贡献

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问题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还是根本正确的？

五、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问题

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问题

七、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八、关于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

九、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丰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胜利的伟大旗帜

十、历史的伟大启示和我们党所面临的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

　　本刊于今年第三期上刊登了其中第五章“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问题”。从本期起将连载《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作》第三稿全文。本刊最初是从辗转间接的渠道得到的这部文稿，并且不知道作者的姓名，因此采用了笔名“郑言实”。为保持前后一致，现在仍继续使用这个笔名。］

写在前面的话

　　在本文的第一个问题－－“一个没有真正解决了的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历史上当一代伟人逝世后，对于他一生的业绩，他的历史功过是非，他的学说思想理论，人们总是要予以评说的，并且这种评价又往往总是和当时的历史事件、历史运动相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又往往是对当时历史发展的一种评价。毛泽东同志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对于他和他的思想理论的评价，当然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同时必然是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种历史评价，并且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一种历史评价，而且也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与历史事件的一种评价，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导师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党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历史所采取的最基本的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历史的态度问题，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

　　本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对这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作出过郑重的决议，但是，“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其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与结论之后，都必然要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不断检验那样，我们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所作的结论，也必然要接受历史发展的检验。并且，如果我们是真正站在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反映问题，那就应当承认，六中全会作出的那个评价结论，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因为，这个决议的评价所提出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根本上否定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反修性质）的结论，以及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结论，都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的和真正有说服力，也不能认为这是真正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魏巍同志，曾多次写文章和发表讲话，尖锐地批判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国际国内出现的那种“非毛化”反动思潮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他联系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深刻地指出：“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三十多年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惊人预言。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此后，他又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关于反修防修、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所做的重大贡献。对于已经变质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和还未变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是异常宝贵的理论武器。”他指出：“当然，这位历史巨人，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创性事业中，也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些失误，究竟有多大，是什么性质，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放在历史长河中应怎样看，都要作客观地、公正地和历史唯物主义地考察。也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具体分析，有些事，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宜笼统否定。我于１９９１年写的《认识真理也需要时间》中曾说：‘发现真理需要实践，需要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了某一真理，人们认识它懂得它，也需要时间。’例如毛泽东远在３０年前就提出，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在当时人们还只能半信半疑，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国这样的事例。而现在不同了，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的论断就不能不令人折服了。”这表明，他是根本不赞成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采取“彻底否定”那种作法的（《话说毛泽东》第１１０、１５７页）。

　　邓力群同志于１９９１年１０月间，在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领导干部学哲学札记》一书写的题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的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肯定的回答和精辟的论述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承认。但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他并且联系实际具体地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六个方面的内部的和外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之前，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夺取政权以後，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必须与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潮－－西方反共思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国内的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实现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他并且引用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教导，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总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转引自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人民日报》）这是邓力群同志根据进入八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实践史实，进一步对“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论所作的非常深刻的思考与回答。

　　不仅如此，我国思想理论界发表的反映这方面思考的重要文章也是很多的。人民大学许征帆教授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２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反对机会主义的光辉典范－－纪念列宁诞辰１２１周年》的重要文章，吴易风教授１９９５年９月访俄后写的《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高校理论战线》１９９５年第１１、１２期），还有一位同志写的《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见《贵州经济月刊》１９９６年第７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坦诚地讲，作者本人从来就没有完全赞成过那个评价结论的，并且有了１９８９发生在我国的政治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有了苏联东欧通过修正主义的阶梯而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沉痛的历史教训，从而使我更加坚信自己早就有的一些看法。值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和逝世１７周年之际，我把自己长期所思所想写成现在这篇纪念文章，以期同党内和社会上一切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相互交流看法，以期更加正确更加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更加端正我们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并以此来纪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

　　现在最为重要最为敏感的问题是，党中央已经作了决议、作了结论的东西，我们一般共产党员还能不能继续对其进行研究？特别是还能不能根据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检验进而对其发表一些不完全一致的看法与意见呢？是不是党中央一旦决定了的东西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都不能动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特别强调和重申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应当说，不仅党内和社会上每一个革命同志的言论和行动的正确与否，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且党的决议、决定和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意见正确与否，也应当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并且不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党的决议、决定，党的领导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意见，要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也应当接受历史实践检验，对的就要坚持和发扬，错了的就应当坚决加以改正，不完善的就要把它完善起来。

　　第二，绝对不能按“两个凡是”的标准和原则认识问题。我们对马恩列斯不能实行“两个凡是”，对毛泽东同志不能实行“两个凡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袖和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观点及其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具体主张，也不能实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态度；并且也不能认为，我们对马恩列斯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是可以讲的，是可以根据历史实践

的发展去批评和纠正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错误的东西，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领袖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却不能讲一个不字；不能认为党和国际共运过去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正确的，他们的书不是圣经和教条，而认为现今的领导却总是正确的，他们的书反而成了圣经了，即使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也不能说一个不字，而只能是最高领导人怎么讲，你也怎么讲。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第三，要坚持按照党章和宪法的原则办事。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按照我们党的章程，按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不仅对党的一般的工作问题与政策问题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且在严格遵守党章要求和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对党的决议、决定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也可发表自己的自法，对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包括党的中央领导人，既可以发表拥护的意见，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批评的意见。同样地，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对我们的国家机关、国家公务人员和国家事务也可以发表个人的看法与意见。每一个党员和公民都有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合乎党章和宪法的，不是非组织活动，更不能看作是非法的活动。

第四，“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这一著名的革命论断和原则之后，它一直是全世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革命信条。列宁、斯大林也曾多次强调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则更进一步地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２１７页）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与“共产党员必须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是统一的，党中央提出这一要求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政治纪律所要求的。但是有的领导同志又更进一步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这就不怎么正确了。这是把党的政治原则、政治纪律同党处理思想问题的原则混为一谈了，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它实际上是进一步在思想问题上提倡“两个凡是”的标准和原则，是在推行对下的专制主义和对上的奴隶主义，是违反党章规定的，因而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的。按照党章的规定，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遵守党章和党的政治纪律的前提下，共产党员是可以保留自己不同意组织决定的意见的，是可以向党组织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包括发表不同意党的领导甚至最高领导的意见的，并且应当勇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而绝不讲假话，努力做到陈云同志所一贯倡导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一条，这是我们党应当大大提倡的。

（以上所列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我们是同意的。刘可非感）

　　为了真正从原则上搞清楚这一问题，建议同志们不妨研读一下列宁在１９０６年５月、１１月写的两篇文章：《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并同时读一读列宁在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１年为第九次、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两个决议草案：《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看了列宁这些文章中的论断，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认清这个真理的。列宁指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提出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１４卷第１２１页）列宁在回答党员能不能对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发表不同意见，能不能批评党的决议，怎样理解“党内的批评自由同党的行动一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时写道：“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允许的。”关于党员能不能批评党的纲领，怎样理解“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原则时，列宁指出：“不妨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普列汉诺夫是这样讲的：“我们的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当然这不是说纲领一旦通过就不能批评。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批评自由，但是谁愿意始终是党员，他就应当深知在进行批评时也始终站在纲领的基础上。”列宁认为这是正确的。列宁指出：“当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原则时也会引起争执和误会，但是只有根据这个原则党才能很好地解决一切争执和一切误会。”（《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９页）列宁讲得多么好啊！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宁建议并由俄共中央作出决议：“创办报刊（争论专页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

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９卷第２８８页）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这个旨在反对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中，在强调反对派别活动的同时指出：“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方式。”提倡有什么不同意见提交全体党员讨论，而“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列宁全集》第二版第４１卷第８２页）。用列宁的这些思想来对照我们现在所提的口号，究竟哪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就可以搞清楚了吗？！并且，不肯定党内批评自由这一点，我们怎么去评价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恩格斯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列宁批判俄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呢？！

　　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是赞成“行动一致和批评自由”原则的，他关于党内“既允许批评自由，又允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的论述也是很多的，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都在原则上主张批评自由呢？这是因为，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任何真理几乎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被却认为真理的东西，则应当保留下来；否则，则应当摒弃掉。可是，什么是真理呢？评判标准有是什么？只能是实践。然而，唯有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才能充作评判真理的真正标准。可是，又依靠什么标准来判定那些实践是一时一地的局部实践、那些是普遍实践呢？只能在斗争中前进了。刘可非感）只允许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倡盲从，不允许独立思考，不允许争论，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不允许发表批评意见，不让人讲话，实行这样一种“党的纪律”，实事求是的党风又怎么能够树立起来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呢？这绝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第五，共产党人还必须有十分坚定的革命信念：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坚信马克思主义者是打不倒的！

　　上述五条，就是我所写这样一篇文章的一个最基本的立脚点与出发点。

　　同时我认为，十几年来，我们对党内同志的这一类研究的支持确实是很不够的。党的一些高级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批判马列主义特别是批判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可以采取一种“宽松、宽容、宽厚”甚至纵容、鼓励、支持的态度与方针，而对学习研究与宣传马列和毛主席的理论却很不热心、很不重视、很不支持，甚至视作一种思想不解放的“左”的行为或教条主义的表现，视作“两个凡是”那样的个人迷信的东西，视作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的流毒，视作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新动向。动乱暴乱被平息之后，党中央刚刚部署搞了一段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社理论和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活动，竟被有些领导同志看作这是搞形式主义，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进行批判和指责。为了避免党内产生不必要的思想斗争，党中央改而提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新的更加神圣的口号，这大概不会再有人反对了吧！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不能旗帜鲜明地讲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却不能理直气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事实上这些同志早已不主张再提“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口号了。他们认为，靠马列主义指导已经不能解决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了。至于毛泽东思想，它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应该排到第三个里程碑的位置上，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它也仅仅是“上篇文章”的代表而已，而“下篇文章”则是由新的伟人的新的理论所代表了，所以他们认为，当今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今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支柱，已经以新的代表而代之了。所以党已有多年不再强调和提倡学马列、学毛主席著作了，而主要以学邓小平、学三中全会文献而代之。在这十几年里，在党内、在全国甚至出现了比毛泽东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我党多年不读马列”的状况还要严重的情况。这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客观、不科学、不正确的低调评价，无疑有着很大的关系，它所导致的历史后果，到今天已经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已看到了。对此，我们确实不能再不闻不问了！

应当十分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究竟举什么大旗、坚持以什么样的理论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大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有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和前途。这一斗争的实质，还是１５年前汪东兴同志曾尖锐指出的那个原则性问题：“一是不要砍旗，即不要砍掉毛主席这面旗帜。二是不要丢刀子。丢刀子是什么呢？就是马列主义的刀子，毛泽东思想的刀子。苏联人已经把马列主义的刀子丢掉了，我们可不要干那种蠢事。第三，你们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汪东兴同志那时的担心，毛主席逝世后十几年来党内外确实有一些人一直在想做这件事情，并且，不仅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仍然是那样，甚至更为严峻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关心研究这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都应当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这是历史对我们党、对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最严峻的考验！

 

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今年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也是毛主席逝世１７周年纪念。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旗手与领导人，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和诗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１７年了。在这１７年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我们党在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开地揭露和批判了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以后不仅在我国国内而且在世界上都出现了一股批判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逆流，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也骤然由热转冷，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出版工作长期处于停顿状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批判毛泽东的声音大大超过了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声音，晚年的毛泽东从原来被神化的地位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者，甚至连他的伟大的人格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怀疑和攻击，一时间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都大大失去了其光辉。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及其发展又总是不断地对人们一时所形成的那种时髦的理论观念与定性的结论给予巨大的冲击。自从１９８９年以来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动乱以及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后，与国际上出现的研究毛泽东热相呼应，在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中国的大地上，又一次出现了一种自发地学习、研究、宣传和崇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又响彻了神州大地。应当说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呼唤，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向我们表明，中国人民十分怀念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需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因此，在当代国际国内斗争风云变幻的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到的大曲折与大倒退，在世界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保卫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成果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不但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宝库中及取营养和力量，而且更加需要从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宝库中及取营养与力量，需要重新全面深入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伟大理论，包括他晚年的重大理论贡献，并给予在国际共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对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的一代领袖与导师的公正客观的评价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对过去和今后革命运动历史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与现实斗争赋予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和逝世１７周年之际，我们尤其应当特别重视这一任务。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紧紧围绕这个重大历史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认识和看法，以此作为纪念我们伟大领袖与导师毛泽东同志的一份献礼！

一、一个没有真正解决了的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

　　历史上当一代伟人逝世之后，对于他的一生的业绩、他的历史功过是非、他的学说思想理论，人们总是要予以评说的，并且这种评价又往往总是和当时的历史事件、历史运动相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又往往同时是对当时历史发展的一种评价。毛泽东同志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人，对于他和他的思想理论的评价，当然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而同时必然是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一种历史评价，并且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一种历史评价，而且也是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与历史事件的一种评价，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导师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党领导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历史所采取的最基本的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态度，也是对未来历史的态度，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正象伟大导师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生前都曾一再强调过的那样，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从来没有过的。毛泽东同志也象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那样，他也不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完人，他为人民革命事业曾作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同时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甚至犯过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党和人民遇到的一个重大无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党既批判了“两个凡是”即“两个都要维护和遵循”（凡是毛泽生前做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教条主义态度，又批判了“两个都不要维护遵循”的否定派态度。但与此同时又针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提出了“两个彻底否定”－－“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结论，并且由此出发又进一步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反修性质，进而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牌的历史地位。可是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作为继续指导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旗帜，作为我们时代的旗帜，也就基本上被否定掉了。这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所出的一个最为重要和关系最为重大的结论。

　　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位伟人、一个政党、一个组织对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与结论之后，都必然而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那样，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历史结论，也必然要接受历史发展的检验。并且，如果我们是真正站在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真正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如实地反映问题，那就应当承认，六中全会的这个结论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我们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即“两个都要维护和遵循”的教条主义倾向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两个都要维护和遵循”的否定派潮流，六中全会决议所作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结论，不仅没有有力地回击了“否定派”的反动思潮，反而对这股逆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六中全会决议之后，我们党基本上不再强调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了，不仅对国外不宣传了，对国内也不强调学习和宣传了，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工作基本停止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从此也就消声匿迹了。与此相呼应，党内外批判毛泽东、批判毛泽东思想、批判社会主义的浪潮却一浪高于一浪，一时间，党内和社会上的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十分严重地泛滥开来，直至发生了１９８９年那样的政治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事件。究其根源，这不能不是“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所造成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

　　但是，与上述否定派的观点以及党内“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观点相反，国内在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群众、解放军战士、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采取这样一种十分错误的态度，压根儿就不同意那样的理论和观点。并且，就在我们“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之后，就在我们全面放弃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防修的口号与斗争之后，我们党内国内的现实斗争以及国际共运发展的曲折历史，特别是苏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瓦解崩溃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都十分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革命理论之伟大与正确，证明了党内和社会上一大批人们许久以来所心存的疑虑与看法。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彻底否定论”的观点前进的，而恰恰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前进的（面对这种规律，同样可以产生两种认识：一是，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否为历史的必然？人力不可抗拒？是否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若如此，那么，就让它去修正吧！二是，若不属前种情况，尤其是若这种修正不利于我们的发展，那么，就应当坚决反击之。谁可以给我们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和答案呢？刘可非感）。它不但是对毛泽东理论之无比科学的有力证明，并且也是对“彻底否定论”观点所作的一个十分有力的历史性反诘。它同时向我们表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并没有真正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问题，甚至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历史的发展再一次把怎样正确对待与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作为一个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应当勇敢地接受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敢于对过去所做的历史结论特别是那种“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结论进行认真的反思，重新做出真正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和能够经得起历史发展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来，这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无可回避的十分重大的历史性任务！

二、毛泽东同志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伟大历史贡献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不仅是我党、我军和我们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而且是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领导人，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伟大历史新时代。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早在本世纪初，列宁就十分重视亚洲的觉醒，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口号。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到二次大战之后，欧洲革命高潮逐渐过去，亚洲的革命烽火则越烧越旺，此后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在十月革命时，列宁就提出如何架起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之间桥梁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把东方民族殖民地人民革命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使其革命的前途能够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而中国革命正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成功地解决这一任务的伟大革命。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东欧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继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于１９３６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和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到本世纪５０年代初，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欧亚一系列国家革命胜利并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使社会主义不仅在一国而且在一批国家中第一次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运动。与此同时，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继续前进，怎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又摆到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面前，并且这也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不断扩展的新形势下，在国际范围内帝国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日益勾结起来的新的非常曲折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迎头痛击国际反革命潮流的严重挑战，进一步巩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与阵地，并以此为根据地，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一个新的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

（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就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吗？若不是，其根本目的又是什么？应当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刘可非感）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继承和捍卫列宁的伟大事业，领导苏联人民继十月革命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胜利，继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建设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托落次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集团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但从１９３６年之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察却离开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就基本上停滞了。他对列宁之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提出的上述几个重大历史任务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论述，但从整体上讲，在他那里并没有真正形成解决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且他也没有能够在实践上解决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的问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他逝世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很快就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因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马列主义的大旗，从而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落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身上。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他继承、捍卫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向前进。从１９３６年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马列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伟大代表，已经是毛泽东同志了。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的奋斗中，他为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贡献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贡献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诸方面都极大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就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这是当代任何人都无与伦比的。他无愧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理论与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继承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当代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时代的旗帜，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而且也是世界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因此，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问题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如果以党的七大正式提出时算起，已经有４８年的历史了。这４８年间，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定义的概括，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有三种不同的提法。

　　早在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的命题就已正式写进了党的章程。七大新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讲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主义的革命中之继续与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同时还特别论述了它的伟大的国际意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从七大起一直到５０年代期间，我们党一直坚持上述这个提法。这是与当时的历史实际和历史条件相一致的。因为在这期间，一方面当时革命的中心无疑还在苏联，斯大林仍然是继列宁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与旗帜；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发展之毛泽东思想，还处在形成和发展阶段。所以七大的提法，是作为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因而是正确的。

　　第二时期的提法则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即关于“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

　　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发展都巨大地前进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发生了一次历史大曲折，世界上第一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从而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大论战，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党作为国际共运的旗手，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唯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高高举起了马列主义的大旗，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奋力展开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继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新的斗争条件下，进一步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进入６０年代以后，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又有了新的提法，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１９６０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提法是经毛主席亲自修改肯定了的提法，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３８４页）１９６６年林彪又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概括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关于“全面崩溃”和“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提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在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批判了林彪关于时代的提法，指出时代没有变，我们所处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以后林彪的那种提法就不讲了，但我们党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提法，这是第二个时期的提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批判的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党又形成了第三种提法，这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的新提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六中全会定义的前提是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新阶段，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其基本的依据就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观点。但六中全会后国际国内斗争历史发展的实践却一再地向这种“彻底否定论’的观点提出了严重挑战，它从许多方面表明，《决议》所作出的这个新定义还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完全科学的和正确的定义。

　　首先，它所赖以作出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再展开来分析。

　　第二，它没有正确地指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历史根源。

　　第三，它也没有真正讲清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内容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供的新的理论贡献。

　　第四，它没有科学地表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联系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第五，它没有正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性质与国际意义。

　　正象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已经作出的分析那样，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不同的。当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的时代条件来说，正象毛泽东同志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所指出的那样，时代没有变；但同样不可否认，毛泽东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确实是极大地改变了，否则革命运动的新的历史任务就提不出来，从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这些新的历史作务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并且，毛泽东思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而是如同列宁所讲的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和没有解决了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象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现象，而必然是一种国际的现象，是根源于十月革命胜利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的国际现象。它不仅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也必然具有最一般的理论指导意义。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４页）他并且指出：“由于俄国很落后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必然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能涉及到的只是非主要之点。”（《列宁全集》第３０卷第８８页）“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单行本第３页）同样地，中国革命的原则特点所涉及的也只是一些非主要之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策略基础，也一样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试问，今天有谁能够说，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象《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年总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反修大论战的光辉文献，等等，它所阐发的原则仅仅只对于中国才有意义，而不是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民族主义国家、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吗？！

　　同时，这个定义，也不讲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思想，这就把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要义给丢掉了。回顾历史，季诺维也夫在定义列宁主义时，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七大以後，王明在定义毛泽东思想时，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们的这种定义，分别遭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批判，认为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在根本上否定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即国际意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也讲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把七大的正确定义实际上给否定了，它和季诺维也夫与王明的那种定义的原则实际上是一样的，同样是错误的。

　　而且还应顺便指出的是，这个定义还特别加了一句“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句话虽然是一个无可怀疑的真理，但把它放到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中去就大谬不然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思想岂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智慧的结晶。列宁就多次地讲过，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光辉的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就直接是对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光辉成果和工人运动早期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与继承。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是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里还应当再加上全人类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加上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成果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结晶呢？这当然是不必要的。本来六中全会决议的这个提法，本意是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是想说明毛泽东思想并非属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但这一层意思是根本不需要写进定义中去的。而且还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和指出，我们党其他领导人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党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贡献相比拟的，绝不能把他们提高到象恩格斯对马克思和斯大林对列宁那样的第二或第三提琴手的地位。提出这一点，并没有抬高谁与贬低谁的意思，而是历史的事实与结论。并且我们知道，恩格斯在定义马

克思主义的时候，斯大林在定义列宁主义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加进去这样一些思想和内容，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多余之举。

　　那么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日益联合起来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继续前进与发展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全面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概括地讲，毛泽东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与策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旗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旗帜！是当代世界革命胜利伟大旗帜！

　　这个定义虽然表述得长了些，但只有这样讲，才更完整，也更科学些。

　　当然，对上边这个定义，我们也可以概括得更简洁一些。如果用一句话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代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刘可非感）

　　这个提法将林彪提法中“两个全面”给去掉了。因为世界历史的演进并未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大决战的形势，但走向崩溃、走向胜利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样表述历史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点，表明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分成功地解决了人类历史发展所提出的新的重大历史课题与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时代的这种提法，最早见之于毛泽东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在这本著作中，毛泽东引用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取代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论述，并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并特别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而后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再就是见于１９６４年《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于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个提法，表明当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革命正在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这个提法是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的，并且也是正确的。这个历史阶段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的那三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到实践上对解决这几个重大历史任务作了最伟大的贡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从而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论－－毛泽东思想。

　　上面这个定义，不但正确地回答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根源，而且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历史联系，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作为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的国际意义。

　　这个提法和六中全会决议的提法的根本不同在于，这一概括是建立在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及他领导的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给予根本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应当说，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当然，这两个定义究竟哪一个更正确些，这不是由谁来宣布所决定的，关键在于其立论的基础哪一个更正确些。对此，我们必须作出真正历史的科学的问答。

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还是根本正确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之后，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同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５６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直到他逝世的几十年里，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探索与实践，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就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成果，毛泽东同志并且把这一革命理论与实践作为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所以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所干的这第二件大事，这是一个十分重大无比的原则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科学评价问题，是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根本态度问题，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根本态度问题。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评价，曾经历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时期。从６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是全面肯定的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则转到全面彻底否定的时期。在１９９２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我们虽然又改变为“根本否定”这样一个新提法，但“否定”这一点并没有改变。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评价才是真正正确的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以历史发展的逻辑与实践为依据，那就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的和正确的，而不能认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理论。很显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论，是一个缺乏辩证分析的片面性很大的结论，很有点赤裸裸的形而上学的味道，因而不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上升时期的东西，尚且采取的是辩证批判的态度，即扬弃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古典哲学、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辩证批判继承的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工人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时期的不成熟的思想理论表现，尚且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们怎么能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倾注了极大精力的理论创造，对一个溶集了集体智慧、党的智慧、人民的智慧和历史智慧的博大精深的理论，却反而来了一个彻底否定呢？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按照“彻底否定论”观点看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大革命家，他呕心沥血艰苦探索所建树起来的宏大理论，不仅没有可以肯定的“基本内核”，甚至也不存在可以肯定的“合理内核”，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一堆废话或谬论而已，因而只配我们革命的后来人将其彻底否定、彻底抛弃。这怎么可能呢？！

　　为了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应当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从建国以后特别是在１９５６年以来逐步提出和形成的，而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才提出来的。

　　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理论的根本立论基础，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作为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命运的工具。他运用这一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认真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科学理论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断建设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思想与方针政策。因此，这个理论，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思想理论体系，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这一学说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理论贡献，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早在６０年代初进就进行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不要继续革命的提法，并把这一套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作为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并且也是他最早提出了“三个五十年”和“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命题与论断。

　　艾思奇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新理论的提出，可以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此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理论思想写成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和完整的地提出来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可以比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的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决了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这篇伟大著作的发表，曾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可以说震撼了全世界。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报纸都发表或摘要发表与报道了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纷纷发表文章，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新发展。当时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还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作了比较，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对过去历史的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已，而毛泽东的文章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伟大理论，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历史发展的实践也一再证明，毛泽东同志树起来的确是一面全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光辉旗帜，它划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永远是指导我们胜利前进的科学指针。虽然理论的创立和实践的成功运用绝不能直接地等同起来，并且毛泽东同志在运用这一理论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而艰苦的探索与实践中，他一样既有成功的实践，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国内外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一再证明，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真正科学的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

　　回顾历史发展，我们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新理论，是在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中。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的檄文中，我们党把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十七条基本内容（这里十七条的说法，还包括了十五条后边讲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和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内容）。历史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这十七条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中有哪一条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党对继续革命理论第二次比较系统的概括，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是１９６７年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的六条新概括。这篇重要社论进一步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第三个里程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一种说法一直认为，这篇社论提出的新概括是代表了林彪“四人帮”的观点，是林彪、“四人帮”的概括。很显然，这是企图用林彪、“四人帮”的名声来损害毛泽东的伟大理论，是可鄙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应当说，这个概括虽然产生于林彪、“四人帮”在台上的时期，但仍然是党的观点，是党的概括，并且这个概括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同意后签发的，因而也是毛泽东所认可了的。所以，从党性出发，我们绝不能任意地讲那样一些极不负责和极不实事求是的胡话。

　　问题并不在于那篇社论是谁起草的，也不在于毛泽东同意与不同意，而在于当时概括的那六条内容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根本正确的还是根本错误的。

　　为了便于人们分析判断，我们不妨把当时所讲的那六条内容全部转述在这里。

　　两报一刊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是：

　　１、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２、“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４、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政主义的根子。

　　上述六条，主要是对１９５６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思想新理论的高度概括。这六条概括我们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说是最科学的和最完备的，但从总体上讲，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更是无法彻底否定的。历史上作为真正科学的东西，也绝不会因为哪位大人物、哪位理论权威随便宣布彻底否定就可以否定得了的。相反，一个伟大的真理，在被一些权威大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宣布否定之后，它却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毛泽东的伟大理论也是这样，当我们庄严地宣布将它“彻底否定”之后，它反而越来越被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论提出了怀疑，他们越来越相信毛泽东英明论断的根本正确性。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苏联、东欧各国的历史发展更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确实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不断地向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作斗争，将他们已经窃取的权力夺回来。这个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继续。这是一个屡被历史发展所一再证明了的伟大真理。只要我们不是采取驼鸟政策或阿Ｑ主义的态度，那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此外，还有一个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相当长、三个存在和四个要”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评价问题。我认为，这一论断也应当说是根本正确的，而不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条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政治上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不断革命的政治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则是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根本路线。虽然毛主席把这两条路线分开来提而没有结合起来统一提，但绝不能否认它们的一致性，它们的根本精神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既讲政治路线，又讲建设路线，把二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既强调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根本原则与方针，是站得高和看得远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理论原则与指导方针。虽然我们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在急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行“赶超战略”的大跃进的口号下，由于认识上的严重片面性，一度时期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经济建设急性病的错误，但绝不可以因此而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政治的与经济建设的根本路线，不但不能认为它们是完全错误的，也不能认为它们是根本错误的，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否定一切。事实上，我们现在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是对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政治路线与建设路线的继承与发展。首先，它把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讲，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前进与发展；其次，它更加突出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前进与发展；同时，它明确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原则与方针，则是其第三个方面的前进与发展。这样讲有利于把经济中心、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三个方面的关系讲清楚，摆对头。但同时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提法无论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指导工作实践上，都有一个十分严重的不足，或者说比之于毛泽东同志的提法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则倒退了，其根本之点是不讲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甚至公开反对这一重大原则，这是极其错误的。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与方针，任何否定它的理论与方针，都是根本错误的。同时，党也没有讲清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赵紫阳同志提出这一新概括的当时就反对讲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为统帅的提法，而仅仅把四项基本原则放到和经济中心相平列的地位上，甚至是从属的次要地位上，即仅仅放到保障、服务甚至服从的地位上，而不是领导和统帅的地位上，实际上是在突出以经济中心为纲的地位，是经济挂帅的思想和方针，表现出十分严重的折衷与经济主义的倾向。为什么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长期不强调讲政治特别是不讲无产阶级政治，公开反对和否定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的口号与方针，这绝不是偶然的。

　　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肯定或否定，关键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理论的评价问题。这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时代内容，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所根本不同的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的阶级斗争的根本特点及性质。针对多年来我们党内曾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与方针，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理论的科学原理，必须坚决批判和肃清各种各样的“左”倾观念与认识，坚决纠正和廓清许多同志中间长期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即把这个矛盾和斗争简单地等同于敌我矛盾甚至等同于对抗性矛盾，把对敌斗争方式简单地等同于对抗、等同于专政或镇压，这都是错误的。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量的表现为敌我矛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旧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对抗性的矛盾，新社会的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正象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存在着，对抗将会消失；在我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具有对抗性的一面，又具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主要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采取统一战线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而只有资产阶级右派才是反动派，因而绝不能简单地把资产阶级说成是反动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和敌我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是逐渐走向消亡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是社会主义作为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逐步过渡转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特征。因此，我们继续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绝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同过去时代的阶级斗争一样，一成不变地以同样的内容与方式一直那样斗争下去，不是将越来越走向激化、对立和对抗，而是对立和对抗在不断走向消亡，直至这个矛盾最终消亡下去。不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这些新特点，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等同于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仍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用对抗的方法去处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那样就必然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反“左”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存在，尤其是不承认不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与斗争的重要性，不承认不认识还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严重现实，不承认不认识坚持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同样也会犯绝大的错误。无产阶级一旦放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会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葬送掉，就会象苏联东欧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恶果。（首先应搞清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我们着力捍卫的东西，是否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也是毛泽东毕生着力追求的最根本目标。如果不是，任何主义我们都可以放弃。刘可非感）并且应当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是我们党内国内存在的一种主要危险。在苏联与东欧已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充分讲清并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实际上一直十分严重地发展着。随着我国大力推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政策和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迅速发展，随着党内政府内和社会上腐败之风的严重泛滥，在我国，事实上已经再产生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还是思想文化战线上，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阶级斗争。不承认或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犯绝大的历史性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否定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开始只是指出：“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同志或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什么时候这样提出和解释过？但今天人们用这样一种极端简化甚至曲解性的方式来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这实在令人十分震惊，因为他把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理论从而曲解和贬低到不能再贬低的程度了。然而正由于它实在太肤浅了，太简单化了，太没有事实根据了，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说服力，因而也是根本不值一驳的。（言之有理。刘可非）

　　此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又提出一个比较深刻一些的新的重要论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新论点的出发点与理论依据是：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因而党内也就不会再产生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也就不存在了。《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马茄”的同志写的题为《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提法值得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７日第五版），曾专门论证了这个论点。胡乔木同志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４日在江苏省委举办的学习《历史决议》学习班上的讲话中也曾指出：在我国社会里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势力，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它也不可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占优势，没有这种前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二十几年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巩固了，尽管有些环节上还有漏洞，但整个地说起来我们有优越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复活是没有这种可能了。”（《胡乔木文选》第二卷第１８４页）根据这个论点，这些同志进一步认为，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或修正主义上台的问题，这些国家并没有搞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在搞社会主义性质的伟大改革。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当然是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了。这些同志满以为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新论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可以被彻底驳倒了，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可以站得住脚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结论，实际上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把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简单地归结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论”，正象把它归结为由毛泽东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理论一样，我们同样无法认为它是根本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如果这个新论点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存在的，从而“彻底否定论”的观点也就算找到了可以站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立脚点了，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大前提上，因为历史上这样一个大前提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是不真实的。现在谁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这些同志所谓“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的断言，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而历史事实的真正结论是，在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既没有彻底消灭了，也不是已经不可能再产生了，否则又怎样解释发生在我国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及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呢？！

　　我们知道，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是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关于上海《文汇报》社夺权斗争问题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转引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同志完全是从实质意义上来讲的，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把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的部分权力再夺回来的斗争而言，是指捍卫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斗争而言，是就斗争的实质而言，而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整个地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那种性质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而并不是由毛泽东同志主观臆造出来的一种阶级斗争。在苏联东欧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其阶级实质就是那些国家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推翻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并且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复辟的二次革命，还会发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国１９８９年发生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它所提出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问题。并且我们不应当忘记，毛泽东同志早在１９５９年底和１９６０年初领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曾两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还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这里毛泽东同志是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进运动，是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前进运动，因而已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问题了。他在文化大革命讲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则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言，是指总的历史前进运动中的曲折斗争而言，是指斗争的实质而言。因此，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也是完全符合历史斗争实际的，并且是由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把毛泽东同志讲的这段话曲解为他仍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的那种形式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绝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本意之所在。所以这些同志提出这样一个新论点，它与将毛泽东的理论归之为“踢开党委闹革命”与“打倒一切”的说法一样，要一举驳倒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理论，是无济于事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有的同志还特别强调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不存在政治革命了。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一种曲解。马克思在１８５１年写的《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６６页）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不断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这种不断革命就是要实现“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政治历史任务，仍然是一种政治革命。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继承与发展。我们过去经常讲，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政权，这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结束，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在我国尚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残余、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有人就认为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存在了，不需要了，甚至说什么我国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早在１９５６年就已经结束了，或者就已经该结束了，从１９５６年以后本来就不再需要继续坚持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所要达到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历史任务已经彻底实现了。这是多么荒谬绝伦的论调啊！

　　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内和社会上有些同志不仅执意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伟大理论，甚至公然大肆宣传“告别革命”的反动思想。起先他们还只是宣传告别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或不断革命的反动谬论，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大肆散布主张社会改良而反对任何社会革命的“告别革命论”，甚至连同辛亥革命和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是应当告别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断革命论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当然更是必须彻底地告别或禁绝的。这是多么反动的论调啊！

　　同时，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其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相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和经济大革命而言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入手的政治大革命，旨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斗争，解决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革命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就已经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搞的问题，并且是必须搞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非常艰难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在我国发生的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从理论上提出了任务，但在实践上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非常正确与成功的路子。同时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对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状况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的估计严重脱离了实际，并且又采取了大民主那样一种失去党的领导与有效控制的群众运动方式，因而被资产阶级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所利用，借机兴风作浪，进而造成了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这应当被看作是一次实践运动中所犯的严重失误与错误。它表明，一个正确的理论提出之后，要进一步解决其实践的问题，还须经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好的。因此，我们既不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论，也不能抓住了一次实践中的一些错误，从而从根本上否定这一伟大理论，正象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从而对正确的战略方针也提出根本否定那样。并且，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根本上也应和我们对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评价一样，第一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第二是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更不能抓住文化大革命一次实践中的一些错误，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那样做更是错误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六中全会之后，我们党不断地向全党全国人民灌输我们在根本否定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所提出的新论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情况下，已不可能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已不具有重要意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象早在党的八大以后刘少奇就曾提出的那样，已经最终解决了，党内当然也就不会再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然而十几年来我国国内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特别是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恰恰证明，这个新论断和这种灌输宣传是十分错误的。今天，谁都无法否认，就在我们庄严地作出这个结论之后的十几年里，就在我们不断地进行这种灌输宣传的过程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在党和政府机关里，在我们的工厂、企业、事业和部门单位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正在迅速地大量地产生着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党和政府里的腐败之风，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严重地泛滥开来；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也日益严重地泛滥开来，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直至爆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那样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实不是证明了资产阶级不可能再产生论与否定和取消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否定和取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理论的正确性，而恰恰是宣告了这种理论的彻底破产！

　　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仍然在讲我国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继续存在，还要抓阶级斗争，但既然认为剥削阶级已经彻底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党内也不会产生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潮了，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这种斗争当然也就不具有重要意义了。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认识出发，所以我们党长期不重视阶级斗争，更不讲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也长期不讲了。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尽量免提阶级性的政治口号，甚至连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无产阶级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也不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简直被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此在我们的一切文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也不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了。尽管几乎在所有一切问题的提法上都冠以社会主义的前提，但一旦淡化了甚至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我们的社会主义从而就一步一步变成那种非阶级与超阶级的“社会主义”了，就变成那种宣扬人道主义与人类之爱的“社会主义”了；并且一旦离开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也就很难真正划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就会把我们的思想战线搞乱了，从而为假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以及他们向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可乘之机和便利条件。所以淡化甚至取消无产阶级政治，这正是由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提供一个最锐利的斗争武器。而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我们大力宣传我们的新理论，并在“宽松、宽仁、宽厚”的口号声中放松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反而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他们的势力，进而一次又一次地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风潮，直至策动反革命的动乱和暴乱。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次不客气的惩罚，也是一剂非常好的清醒剂。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论证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的原因上，近年来我们也没有真正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我们并没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入手来正确认识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本身已不存在两重性了，已经造成了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社会条件了，因而已不可能从这个基础上再分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了，不承认部分私有制以及公有制经济中私有制因素即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认为所以在一定范围里还继续存在着阶级斗争，那完全是由于历史的遗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妖风、资产阶级的苍蝇蚊子从社会主义的门缝里和窗户里又钻进来了。这就是这些年里我们一直宣扬的“遗产论”和“进口论”的观点。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是格格不入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我们党根据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观点，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进而又提出了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这也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十分重大的理论的与实践的重要问题。

　　应该说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回答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具有的那种特殊性质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作任何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我们也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原理，不管哪种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都只能从反映和决定这一社会制度性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去寻找，都是由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的性质，决定着该社会整个社会面貌的状况，决定着这个社会制度形态的根本性质和特征，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并推动其由这一社会过渡转变为另一社会，为另一社会制度所取代，而其它性质的社会矛盾则无法决定这一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也必然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而不会有第二种情况。并且它应当是这样一种性质与特点的矛盾：第一，它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并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而消灭；第二，它必须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第三，它必须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和能够把社会主义社会同其它任何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那种特殊矛盾；第四，它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体系中始终起支配地位的并且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的那种矛盾。

　　过去，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还主要是对矛盾的普遍性的一面的论述，而并未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述那样，进一步作出其特殊形态意义的明确表述。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的提法，实质上还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其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本身。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唯一具备上述四个特征的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就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平衡与不平衡”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社会化和社会主义公有化都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达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和实现了马克思所讲的“四个彻底消灭一切”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化生产要求一定发展水平的公有化与之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社会社会化高速向前发展，公有化水平落后于或超越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都会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也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正是这个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正确调节社会主义公有化同生产社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在每一发展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直至完成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看来，“主义”的影响实在是深之又深。刘可非）。

　　从这一提法出发，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更加科学地论证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和斗争的五大特点的科学思想，同时也可以深刻地论证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提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同社会主义公有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仍然反映为一种阶级关系，其中一部分反映为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即敌我之间的矛盾，而大部分的则反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关系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集中反映。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他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科学内涵作了解释。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应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７页）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一提出这个论断，就是把集体主义的思想行为作为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来看待的，而把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则作为资产阶级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行为在人民内部的反映来看待的，所以他才说：“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很正确的。并且，毛泽东同志对这个矛盾的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对其五大特点的论述，是完全统一的和一致的，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几十年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斗争和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都十分生动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将必然是如此。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退一步说，即使这个论断成立不起来，但也绝对不会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那一类性质的矛盾，更不等于那个立论已经得到了论证和证明。因为，第一，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它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所必须具备的那四个基本条件与特征；第二，它本来是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方面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第三，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理论基础与实践的依据，从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我们无法逻辑地推导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法制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实践依据，我们至多只能从中得出调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比例关系、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必要性的结论，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从中得出必须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论来；第四，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立论基础，甚至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结论来，因为以经济为中心是一个相互关系的概念，并且它是相对于两个基本点来讲的，是回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问题的，而不是回答生产与需要、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我们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又怎么能引伸出以经济为中心的论断来呢？第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其主要立足点是通过改革来解决目前我国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方面妨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部分，是解决旧体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从而大力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发展进程，而不是主要为了解决生产和需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且后者的解决根本上也是由前者矛盾问题的解决而带动解决的，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而再也不能以什么领导权威为标准，继续糊里糊涂地重复那样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提法与口号了。我们知道，提出这一论断的同志，不但是为了论证我们党否定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而且也是为了论证我们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是为了论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的，但这都是做不到的，并且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还有一种说法，即“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种说法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讲，同时会进一步导致非阶级的政治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结论，并且必然会进一步导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时了的结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一提法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的，才是真正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的，也是完全符合我们前面讲到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五个方面特点的科学思想的，也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实际的。

　　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后，对上述错误理论我们本来应该有所反省和认识了，但我们有些同志还是硬着头皮在那里继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那些错误观点。他们继续拒绝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而仅仅把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归之于经济没有搞上去，是由于经济建设失误和经济落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当然是非科学的，甚至简直是一派胡言！因为，我们如果承认这一点是最根本的原因，那就必然会从中得出一个十分危险的结论，即目前经济上还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一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和努力，都将是徒劳的，都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何等的荒谬绝伦啊！其次，历史的发展表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国内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并没有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在经济强大起来之后，在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其经济从占美国的１２％发展到占８０％的时候，却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又怎么解释呢？第三，为什么经济比较发达的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了，而经济比较落后的中国却没有复辟了呢？第四，能不能认为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了，从而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呢？当然，我们是绝对不能这样认识问题的。并且十分清楚的是，经济没有搞上去它本身仍然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为什么没有搞上去才是真正的原因。

　　要正确地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借助于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伟大学说，借助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苏联东欧之所以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他们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从而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才是真正合乎历史事实和合乎逻辑的科学解释。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论，只包括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论，并不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论和建设论。这样认为当然也是错误的。正如一开始我们在定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时所讲到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总体上讲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体系，亦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体系，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论与建设论这样三个方面内容的科学思想理论组成的，改革论和建设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把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与社会主义改革论、建设论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就是我们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从１９５６年一直到他逝世止，在这２０多年的奋斗中，毛泽东同志一直在艰苦地探索着改革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具体道路。鉴于苏联变修的教训，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里，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反修防修的斗争上，但就在此期间，从总体上讲，他仍然是在探索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途径。他不断地强调要改革文艺、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目的就是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吴冷西同志的回忆，早在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在领导起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反修文章中，曾七次讲到坚持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当然，毛泽东同志虽然提出并确立了这样一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一真理。我们后继者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是，在坚持和继承这一理论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前提下，纠正毛泽东同志探索实践中的错误并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进一步推向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我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生前所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仅是对我们党１９５６年以来进行改革探索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毛泽东同志１９５６年以来直至逝世期间所建树的理论与实践业绩的继承与发展。不坚持这样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与方针，我们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根本上都是由毛泽东同志创立起来的，第一位的历史功绩是属于毛泽东同志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它一再向我们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并且它同时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和社会上种种“彻底否定论”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一种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理论。因此，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有了１９８９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事件，特别是有了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事实，这个争论应该可以最终画上句号了。

所以，站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必须坚决给以纠正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绝不能由此而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也不应当从根本上否定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应当在根本肯定的前提下纠正其中一些错误的东西，并根据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续丰富和发展它，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断革命，不仅把无产阶级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把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五、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问题

　　我在讲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时已经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根本上也应和我们对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评价一样：第一是必要的；第二是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的口号与方针应当是：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左”的错误，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继续把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而决不应当采取那种彻底否定的方针，甚至象有位理论家领导同志所讲的那种“让我们永远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方针。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曾经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转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６０９页）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辩证法意义上批判或否定之“扬弃”的性质，作过许多非常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旧事物、对错误的东西、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机会主义的东西的口号与方针，是批判，甚至是坚决的批判、彻底的批判。所谓彻底批判就是批深批透，把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揭得体无完肤，以便彻底驳倒他们。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主张轻易的讲所谓“彻底否定”的口号，更不主张进行那种简单化的诅咒式的大批判，对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搞那种彻底否定以至诅咒式的大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理论与实践则更不能进行这样的大批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毛泽东哲学批注》第１２４－１２５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思潮曾进行过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但并没有对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巴黎公社起义的领袖就是一些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行为曾进行过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列宁对伯恩斯坦特别是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也没有实行彻底否定的方针。毛主席和我们党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也没有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我们又怎么可以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毕生所干的第二件事的理论和实践却采取彻底否定的方针呢？退一步说，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也不能来一个彻底否定的方针，而只能彻底批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错误及其滔天罪行。实践早已证明，彻底否定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口号与方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一篇文章纵览国内国际的种种说法，归结为十大种。第一种说法即“阶级斗争必然说”。这种观点实际还是九大政治报告时讲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第十种观点即“左”倾错误恶性发展说，这也就是六中全会决议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也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其他八种说法以及第十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是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总根源出发来分析问题，因而都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承认这个大前提，你无论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还是讲它的正确与失误，讲它的经验与教训，都是讲不清楚的；当然你也就不能正确的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就不能正确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当然你也就得不出“第一是必要的；第二是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一正确结论。

　　为论证我上面提出的这一论断，这里我只讲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无产阶级建立起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之后，为进一步解决政治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必然性与必要性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专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时实际已经回答了，这里就不再展开讲了。但必须首先讲清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才真正是毛泽东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几乎所有一切持彻底否定论观点的同志，他们一般都是从曲解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科学内涵开始的，并进而抓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许多错误事实特别是林彪“四人帮”集团倒行逆施的罪行为依据，从而全面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我们必须首先搞清并坚决揭破这一点。

　　有人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六中全会决议则认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因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还有的人说，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刘少奇的斗争。等等。非常清楚，这些说法都不过是一种曲解而已，因而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讲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即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曾明确指出“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口号，则更表明了这一点。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或政治思想路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同志的斗争确实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但毛主席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以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胜谁负的问题为历史任务的，批判刘少奇同志并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同志，不但不是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也不能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历史任务，这也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同志之后，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才真正开始了的缘故。所以，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４３６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复地讲：现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坚持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才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内容及其历史任务。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把“批判资产阶级”的口号与方针，也当作“左”的口号与方针而加以批判和抛弃了，这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１５０多年前就以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与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强调武器的批判，同时特别强调“批判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一步把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无产阶级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我们真正地联系十几年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党内、政府内以及社会上腐败之风的恶性泛滥，联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平演变的惨痛教训，认真想一想，从而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论断的真理性是并不难理解和认识的。（从保证社会主义健康运行的逻辑看，文化大革命的确尤其必要。但问题是：人是否定能胜天？超前的社会主义是否就能单纯依靠人的能动而保证它能够持续良性运行下去。刘可非感）

　　第二个问题，关于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同志的斗争问题。

　　我们既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斗争刘少奇同志是正确的，又不能认为毛主席发动对刘少奇同志的批判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我们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同志平反了，就认为在毛主席同刘少奇同志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主席则是错误的。否认这一点，我们不但无法向历史交待，也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待，就会把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从而扭曲成为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人。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为了有利于正确地分析和评价问题，我这里试作一个可能并不是很恰当的历史类比。首先必须肯定，刘少奇同志是一位对中国革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必须指出，刘少奇同志也确实长期存在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且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曾多次表现出来。因而如果我们对刘少奇同志作一个历史类比的评价的话，我认为，正象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刘少奇同志绝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同志也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刘少奇同志是中国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

　　我们知道，毛主席公开向全党揭破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公开发动对刘少奇同志的批判斗争，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其标志就是毛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毛主席下这个决心则还要更早些。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主席回答斯诺的问话：什么时候起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他明确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召开的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应当承认，刘少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都是根本错误的，而毛主席的观点和主张则是根本正确的。不讲“桃园经验”那些“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单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刘少奇同志却坚持以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样一些提法，来反对和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是右的东西。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刘少奇同志的那两种提法。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析具体问题时，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区分刘少奇同志讲的那几种情况，要注意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必要的，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当时的问题在于，刘少奇同志以此来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正象毛主席当时所批判的那样，它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少奇同志在四清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具有“左”的一面，又具有右的一面，这都是历史的事实。所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概括为形“左”实右，这样定性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并且，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刘少奇同志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一贯性的。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刘少奇同志历史上的六个主要错误问题，应当说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是刘少奇同志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或反映，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在理论提法上的偶然失误而已。

　　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同志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党中央在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讲到这一点时写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刘少奇同志的提法“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这样讲是极不严肃的，好象这种错误思想本来是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却强加给了刘少奇同志，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同志的提法和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这个差别就在于从刘少奇同志的讲话和主张中所暴露出来的迷信议会斗争、议会道路的议会主义倾向的那种错误思想，这同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平发展可能性的估计，和他在《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与讲话中所提出的斗争方针，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不能说刘少奇同志的思想中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形势估计上的一些失误同刘少奇同志的思想等同起来，把那种“议会主义”倾向的消极思想也加到毛泽东同志头上。

　　二是关于鼓吹“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关于对山西省委合作化报告错误批判的问题；关于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是“确保私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和主张，等等，其实质是反对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东西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带有纲领性的错误思想。六中全会决议之后我们有些同志发表文章不仅否认这一点，甚至说什么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所有的那种设想的，这就简直有点颠倒历史和混淆事非了。

　　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刘少奇同志认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他并没有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问题的认识；并不是真正清醒的和正确的。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直至今天，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并且这一斗争还将长期继续进行下去。

　　四是，１９６２年底，刘少奇同志在《修养》再版时，在当时那样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下，在进一步在内容上进行修改以后，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的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把两处引文中间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也删除了。本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问题时是不能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刘少奇同志不但避开了，甚至是有意避开的，对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话也是有意删掉的。特别是在当时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条件下，在再版的情况下，在作了内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之后，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可又为什么偏偏不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１０个字恢复了呢？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无限上纲式的大批判，但也不能认为他在论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艰难的斗争问题时，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不能不认为这是刘少奇同志这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个严重的不足。

　　五是前面讲的“四清”时的问题。

　　六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毛泽东称之为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大字报那样严厉的批判，不能简单地认为派工作组就是错误的，不能不估计到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那种复杂局面，但也不能认为工作组整群众、抓学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延续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时的那种“左”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压制了群众，而且也分裂了

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斗争之所以那么激烈，之所以联合不起来，除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挑动和破坏之外，运动初期错误地整了群众，也无法否认这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上述错误以及其它错误问题，正象党中央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所指出的：“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但问题是，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消极思想一再地表现出来，并且是带有根本理论性错误的问题。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思想，到《修养》再版时继续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到“四清”运动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毛主席多次讲到的思想与看法可以看出，他正真害怕与担心的是，已经是党的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同志一旦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会继续推行他的这一套的理论和路线的，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前途和大事。这也是毛主席最终下决心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本来毛主席是十分重视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导人的，这也是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超过其他领导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曾经把刘少奇同志选定为他的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毛主席对刘少奇同志并不是十分满意的，特别是对他思想理论上那些消极的东西是有警惕的，否则《二十三条》时的那场争论是绝对不会成为触发毛主席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同志的导火线。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以及全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仍然是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问题来对待的，只是以后林彪“四人帮”集团操纵的专案组搞出刘少奇同志历史上有“变节判变”行为这一所谓的严重问题后，才升级为敌我矛盾。历史的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我这里之所以要作以上的历史回顾与分析，之所以把刘少奇同志比作中国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是因为他的历史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这两位著名的左派领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知道，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他们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也确实存在着许多非马克主义的东西，主要是右的思想和右的错误。《哥达纲领》就是李卜克内西起草的一个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文件。并且，他们不仅在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的合并上放弃革命原则，而且在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斗争问题上，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他们和机会主义派别讲统一战线，只反无政府主义，不反机会主义，并没有坚决执行恩格斯的指示同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严重的右的特征。１８９１年，针对当时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严重泛滥，恩格斯为发表被李卜克内西压了１６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曾经同李卜克内西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恩格斯为批判《哥达纲领》致倍倍尔的信，竟然被倍倍尔压了３６年之久，一直到１９１１年才予以公开。倍倍尔１８７５年９月２５日给恩格斯的回信中，曾表示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意见，并且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但是他在１８８６年发表的小册子里仍然讲：“必须把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哥达纲领》的那些错误思想（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第５８－５９页）。同时为了反对机会主义，也为了反对左派的右的思想，恩格斯还专门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并为《法兰西内战》一书再版写了导言，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此后，恩格斯继续对他们作过许多的批评和教育。１８９５年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发表恩格斯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时，竟然将恩格斯有关暴力革命的论述全删掉了。恩格斯对这种行径和手法非常愤怒，并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指出：“这样一删节竟把我弄得无论如何都是站在温和的合法性崇拜者的地位。我特别希望全文现在能在《新时代》上发表，以便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５３６页）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内部发生这样严重的思想斗争是很正常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认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是左派领袖，他们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就不会发生思想上的分歧和斗争了，或者他们就没有错误了；同时也不能因为左派有这些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右的错误，就否认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错误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反动的机会主义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我这里之所以要作这样一个历史类比，就是想说明：毛主席批判刘少奇同志是有其根据的，而绝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给刘少奇同志在政治上平反了，就把毛主席对刘少奇同志的批判说成是无端的攻击或毫无根据的批判；但同时又必须指出，毛主席把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那样的犯有错误的革命家却当作伯恩斯和考茨基批判了，所以批刘批过了。这样讲才更符合历史，才更接近真理。同时我们决不允许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对毛主席的人格进行侮辱和攻击。正象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生的斗争那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７６页）毛主席也是这样，不论发动批判刘少奇同志斗争正确的一面或错误的一面，他都不是从私人恩怨私人成见出发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解释和批判，不仅是对领袖的不尊重，而首先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不能允许的。

　　第三个问题，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和被粉碎说明了什么？

　　必须正确地指出，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他们曾经都是革命的，都曾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而不能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就说他们一贯是反动的。林彪不仅历史上战功显赫，单就１９６０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开创我军政治工作新局面上，是有功绩的，经中共中央批转的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纪要的根本精神也是正确的，是一个好文件。不能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反面甚至叛党叛国，而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学习列宁评价考茨基特别是评价普列汉诺夫时的历史主义态度。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历史的发展、对许多历史中的问题作出合乎事实合乎规律的科学解释。

　　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成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的世界观长期没有改造好。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他们利用毛主席一时对他们的依靠和信任，抓住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刘少奇同志斗争的机会，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排斥和打击异已，乘机篡党夺权，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终于堕落成一帮与党与人民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与阴谋家，因而最终被党和人民所粉碎，遭到彻底灭亡的命运。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必然结果。

　　今天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一历史问题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九七Ｏ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有人甚至说什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及其被粉碎，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彻底破产，证明了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好象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他们篡党夺权甚至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都是由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毛主席使然的，其罪过在于毛泽东，这当然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相反，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产生，不正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产生机会主义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论断吗？不正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对党和人民的一个重要警告：“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第４４１页）林彪‘四人帮’反党　集团成员的面目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暴露了，我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相继把他们粉碎了，这又怎么能说成是党的胜利和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呢？！

　　我们对任何历史问题都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且都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本来的事实出发进行客观的和辩证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也应当这样。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罪恶的批判同时当做对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否定的有力证据，好象他们的罪恶活动，都是源于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这些同志根本不愿意揭示和宣传并高度评价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反而用这两盆污水、祸水来损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这是十分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把任何人和事物都当作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里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待，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从来如此，也不是永远如此，而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和揭示他们的历史轨迹，这样你才能得出真正合乎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林彪１９６０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强调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遵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大力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是有贡献的，林彪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也是正常现象。但林彪随着在党内地位的上升，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和两面派的嘴脸就进一步发展和暴露了。在其前期，在他还没有走向和党对抗的反面去的时候，毛主席是没有理由把他世界观方面的问题以及一些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随便端出来，并按已经走向反面预先就打倒他，这样做是不合常理的，也是打不倒的。历史事实证明，毛主席对林彪世界观上隐暗的一面一直是有所警惕的，并且是十分重视的。他固然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谗言的蒙弊，但他在政治上洞察一切的敏锐眼光确实是许多领导人所不能比的，而绝不是象有的同志所讲的那样，毛主席就象一切有虚荣心的人那样，也爱好听颂歌，因而被林彪的那些吹捧、那些两面派的行为蒙住了眼睛，失去了警惕。恰恰相反，他正是从这种警惕中，从林彪的这些行为中认识了林彪的本质，识破了林彪的阴谋，并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胜利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第一个根据，就是毛主席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致江青的信。毛主席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中，从林彪刻意吹捧宣传毛主席的行为中，从他有意讲过头话的一系列表演中，早就看到林彪怀有私心和野心的一面。毛主席“对他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那时还认为他的本意或许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反右的任务，他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发林彪的那个讲话，还不能公开地把他的这个看法端出来，因而写了这样一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信。可见毛主席是多么重视和警惕林彪的一些表演及其发展的。并且这封异常保密的信毛主席唯一给周恩来同志看过，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第二是，毛主席对林彪鼓吹和掀起的大树特树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别有用心的做法的坚决批判。毛主席从１９６６年四月杭州会议开始，一直到九大召开，曾多次反对林彪讲的那几个副词，直到最后把它取消了。他一直坚持反对“天才论”。但林彪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根本不听毛主席的，仍然继续那样讲。所以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讲：“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以后又批判了以杨成武同志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这个批判实际上也是批判林彪的，只是当时没有点破而已。这篇文章是总参写作组写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经陈伯达修改定稿后，在陈和叶群的再三坚持下，杨成武推辞不过，因而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毛主席完全知道这件事。所以文章发表不久，毛主席对康生、杨成武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指杨成武）的事。”还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的学习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１２月１８日晚，毛主席在人大会堂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转引自《动乱中的陈伯达》第１４０页）很显然，这些批评也是针对林彪的那些谬论的。正象毛主席后来讲的：“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已。”（《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１９页）。

　　第三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１９６７年７月，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京后指出《红旗》１２期社论是毒草，又把林彪送审准备下发的文件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统统删掉，并批“不用”，退给林彪。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否定林彪报送的文件。并且他还奋笔疾书了“还我长城”四个大字，以表示他坚决反对搞乱军队的决心。

　　第四是关于筹备九大和九大会上的几件事。一是毛主席明确讲不要批“二月逆流”了。１月３０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３月１５日，他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又讲：“报告上（按指九大政治报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甚至在九大会上，他还讲二月逆流报告上不要写了。但九大报告上还是写上了。二是陈伯达搞的反映林彪思想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被毛主席否掉了，没有采用。陈伯达曾当着毛主席的面对毛主席基本肯定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表示不满。甚至说它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为此毛主席勃然大怒，严厉斥责陈伯达：“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同上书第１８４页）在批斗陶铸的问题上，毛主席曾严厉批评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说陈伯达“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同上书第８７页），这次又说他“脚踏两只船”，是意味深长的。三是九大会上毛主席反复地讲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这都是意味深长的。

　　第五是，九大之后，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斗争，则更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毛主席一定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这一条，坚决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并且针锋相对地讲了六次之多，最后并抓住这个问题最后下决心搞掉林彪反党集团，这难道是偶然发生的吗？

　　所以，我们说，毛主席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一直是有所警惕的，随着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逐步暴露，毛主席最终下决心把林彪集团搞掉了。事情在毛主席那里，并不象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突然发生的。实际上九大党章上写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违反常规的条文，并不反映毛主席的意见和意志，那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意见和意志的体现，也是当时的形势所定的。它并不表明毛主席对林彪阴暗思想的看法和警惕已经改变了，甚至可以说他更加不信任林彪了。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九大之后毛主席坚决不把政权交给林彪，为什么九大召开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毛主席就把林彪集团的问题向全党端了出来。试想，如果毛主席一直是那么信任林彪，从来对林彪的两面派行为没有警惕；如果谁最能吹捧毛主席，毛主席就信任谁，就提拔谁；如果说发“五·一八”讲话时毛主席是违心地同意了，这一次对九大党章的那些条文是真心地同意了，真正下决心把党权、政权、军权交给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那还会有此后发生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吗？这不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吗？所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挖掉了陷藏在我们党内的一个定时炸弹，充分表明了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这是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胜利，而不是大失败。

　　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被粉碎，我们也应当这样去看，而不能有第二种结论。同时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毛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和导师的那种十分坚定的无产阶级原则性立场，为了中国的解放、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不但奉献了六位亲人的生命，而且又把已经走向反面的江青向全党全国人民端了出来，从而为他逝世后党中央领导全党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我们难道对此也要重重地指责他吗？

　　至于林彪“四人帮”集团成员的变质及其覆灭，这只能怪他们自已。党和毛主席从来没有希望他们这样，并且一再批评教育他们，和他们作斗争，但他们不但不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走到反面去了。正象恩格斯对党内机会主义者特别是那些过去曾经是革命者、后来堕落成机会主义者的人们所讲的那样：“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第１８２页）马克思的大女婿沙尔·龙格，是一个曾经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的革命家、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但后来却堕落成一个机会主义者。马克思曾经很钟爱的外孙让·龙格，后来也成了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领袖。那能怪马克思吗？！

　　第四个问题，关于毛主席讲的“三七开”，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问题。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提了一个总的看法：“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且指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在制订六中全会决议时有一种说法：“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结论，从此文化大革命就变成“文化大革命”了。

　　这里，必须搞清楚的是，第一，正象不能把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结为“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理论与方针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方针归结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第二，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和错误，毛主席无疑应当负很大的领导责任，但绝不可以不加区别地把毛主席的领导责任与林彪“四人帮”集团利用派性斗争挑动打倒一切、趁机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混同起来，把他们挑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罪恶活动，也说成是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三是，我们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揭露他们的罪行给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损失，其目的是通过批判他们的罪行，教育党和人民群众，而绝不应当把这一批判同时作为批判毛主席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炮弹和事实依据，当作必须取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绝不能颠倒了这个是非界线。

　　所以，要想抓住“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个说法，不作具体分析，而采用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想一举否定毛主席的“三七开”的结论，想得出彻底否定的结论，是办不到的。当然毛主席“三七开”的说法是否就很准确，就完全合乎实际，我们也不能那样简单地看问题。毛主席的分析实际上是一个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说“三七开”或者“四六开”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讲要根本肯定而不能根本否定。这是讲的总的评价。至于具体事件的总结与评价，具体的功过得失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与评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应该从具体事实出发，全对就是全对，全错就是全错，有几分对、有几分错，我们就讲几分，而不能用“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公式去套，也不能搬“第一是必要的，第二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那样的公式。

　　要看到，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能还要长期争论下去。但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即使再过上一百年、一千年，无论别人怎么去看怎么去评价，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讲彻底否定的观点，都无法得出那样的结论来；只有站在一种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第五个问题，我们党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从根本上否定和取消批判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方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列宁曾经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或反动（即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地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或反动（即走向另一极端），我们对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彻底否定甚至诅咒式的大批判，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彻底批判、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之后，在党的十二大上，党中央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口号与方针。单从提法上讲，这个口号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它与文化革命的口号是一致的，不矛盾的，两个口号应当同时都提，而不应当以一个来否定另一个。但实际上我们提出这个口号的一个重要目的正是为了否定和取代文化革命这个口号，是提一个而否定另一个。这一新方针的提出，它标志着我们在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和取消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重要方针，标志着我们党把纠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左”的错误从而变成了纠正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了，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党的十一大以来，我们在宣传教育上自觉不自觉地淡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识形态性质、阶级性质与政治性质，实际上执行了一条光讲建设而不讲政治、不讲斗争的错误方针。在这个方针下，第一，我们不再提“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口号了，并且也不再在全党全国范围里开展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活动了；第二，我们也不讲无产阶级政治了，我们不但否认了无产阶级政治为统帅的口号，而且否认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与方针，甚至连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无产阶级教育的口号也不提了；第三，我们也不抓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了；第四，我们也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了，也不抓改造世界观的教育和斗争了；第五，我们长期执行了一条“理论问题不讨论，姓社姓资不争论”的方针，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领导。一句话就是从根本上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的方针，放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从而把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步一步降格为纯科学文化建设了。这也是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之所以长期“一手硬一手软”、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严重滑坡、党和政府里以及社会上的腐败之风之所以恶性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所以一再泛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终于导致了１９８９那场全国性的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这个教训实在太深刻了。这就是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长期不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和教育，所带来的一个严重恶果。

　　为了更加深刻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引证一篇国外的评论，一篇比我们国内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更深刻的文章，这就是《纽约中报》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３日发表的社论：《意识形态领域的惨痛教训》。这篇社论指出：

　　“历时数十天的天安门事件终于平息了。然而，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给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所有政党、政府的思考却在继续着。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天安门事件？特别是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的瓶颈时期？这是一切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略有了解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

　　最近，中国政府对这个事件已有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期间，涉及这个事件发生的动因，也有一些说法。但是，在我们看来，那只是一些导火线而已。如果中国大陆内部没有特别的内因，一切国外的挑唆，煽动，策划等等，都只能是白费心机；那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暴徒、后台、反革命，也难以施展其能量。这也就是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真正动因，是在其内部，甚至，在其上层，在中国政府用以调节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本身。

　　……

　　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开展起来的。当时，如果中国的领导和群众，能够认真地把整个讨论深入到意识形态，按当时的形势，许多问题是可以较早和较好解决的，大可不必遭受后来的周折了。遗憾的是，吃尽了空头理论苦的中国人一下子变成“彻底的”实际了。他们匆匆批评了毛泽东的某些错误理论，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新理论。祸根是由此种下的。

　　中国改革的这一大行动，却恰恰没有可凭藉的理论作先导。中国领导人虽然历来十分重视国内的新闻口径，甚至对报纸理论版也十分重视。而对社会科学，对影响整个社会的各个理论学说体系，却不愿过问。然而他们万万不会想到，社会高层忘掉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却不会忘掉社会高层。改革开始不久，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大学的文科教学，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整个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漫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词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

　　……于是，否定派的意识形态完全地合法化了；它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流进了大学，成为众多的大学生和教师崇拜的哲学。意识形态和它支撑的国家政权对立了，中国政府面临着危机。但是它仍然没有引起高层人物的具体注意。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和中国的政治目标对立的。这些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较之其传统的理论学说，形式上更加活跃，内容上更加新奇，从而，在经济、哲学、文学，以至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随时都可能发生暴乱的根源。本来，１９８７年，北京、上海、合肥、西安已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学潮，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没有从意识形态方面解决问题。致使事情愈演愈烈。终于发生了这次天安门事件。这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转引１９８９年７月６日《参考消息》）

　　这虽然是局外人看中国的事变，但他们的分析却是多么深刻啊！看了这段文字，结合中国１９８９年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以及至今仍然继续严重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结合党内和政府里以及社会上发生的令举世瞩目的腐败问题，结合苏联东欧变修的惨痛教训，我们的同志还能继续理直气壮地在那里宣布：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吗？如果还要继续坚持这样的口号与方针，那真的无法令人理解了。

六、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问题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评价问题，还涉及到对苏共２０大后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性质的评价问题。因为反修防修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而也就必然要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场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六中全会决议并且是以党的历史决议的形式把这场斗争重新定性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从而这次大论战也就被看成为国际共运内部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一次大内战，这表明，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并不把赫鲁晓夫主义看成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潮，而仅仅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犯了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而已。这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一次大倒退。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集团，赫鲁晓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斯大林逝世后，正因为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此后又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行这条路线，历经三十多年的逐步演变，终于使苏联党和国家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蜕变。１９６４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後，《红旗杂志》发表的重要社论曾指出：“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实践证明，我们党对赫鲁晓夫的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赫鲁晓夫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取消主义者，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别的，而正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试问有谁还能够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些理论及其所作所为不是修正主义的货色？这恐怕只有那些完全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可以继续说出这样的错话与瞎话来！

　　当然，在修正主义的面貌还没有完全地充分地暴露出来的时候，革命阵营中一些同志发生识别不清的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必然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即使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夜之间完全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修正主义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要顺利地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必然要继续打着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否则他们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而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三十年的演变，才最终完成的，而不是一下子就变到今天这个局面的。这就容易给我们的同志造成一个错觉，好象那时的苏共并没有搞了修正主义，而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更有的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实行的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路线，是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实行改革的先行者，因而苏联的政权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苏联所走的道路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比中国更好的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这个熟透了的机会主义者，从而被看成是继承赫鲁晓夫改革路线的一个更加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所以认为我们批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根本错误的，讲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以至于我们党在此后的文件材料和出版物中几乎所有讲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地方都加上了引号。在我们党内，在社会上，这种观点和认识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就迅速抬头了。有了这种认识，再回过头来看那场毛泽东领导的反修大论战，就认为我们党把国际共运中兄弟党与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分歧，错误地当作对修正主义的外部斗争来处理了，因而犯了原则错误。认为这一场斗争本来“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所以六中全会决议作出了与党过去的立场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决议。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己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当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结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据此认识，胡耀邦同志还曾就我们党对陶里亚蒂“结构改革论”的“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向意共领导道了歉）并且提出“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完全把我们与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国际共运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部斗争了。这实际上是我们党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一次大曲折和大倒退。

　　从这个认识出发，一方面我们党好象进一步找到了“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根据，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对外方针上进行重大调整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所以，我们在停止国际反修斗争的同时，进一步先后同我们过去曾批判过的修正主义党非常积极地恢复了“兄弟党”的关系，并且最终与苏联党也恢复了关系。就在１９８９年我国发生动乱暴乱的前夕，中国党热情地欢迎了“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来访，并郑重地宣布中苏两党两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也算两党对历史所作出的一种“自我批评”。

　　当然，上述努力只不过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良好愿望而已，历史是绝对不会按照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良好的愿望而发展的。相反，“戈尔巴乔夫同志”以及他的“欧洲同志”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很快就被证明是什么东西了，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幻想和幼稚想法很快就被无情的历史发展打得粉碎了。他们批判毛泽东同志把无产阶级的“兄弟”和“同志”当成修正主义了，可是那个亲爱的“戈尔巴乔夫同志”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派别”，却并不以我们为同志的。历史证明，还是毛泽东同志比我们任何人都站得高和看得远。他老人家是见微而知著，而我们有些同志甚至到事变完全展开后还看不出来。毛泽东是南早在苏共２０大召开之后不久，就提出：我看有两把刀子，斯大林这把刀子，已经被苏联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也基本上被丢掉了。１９７０年，我们党为纪念列宁诞辰１００周年在两报一刊发表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的重要社论中，甚至预见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斯拉夫帝国总有一天会搞到瓦解的地步。令人为之叹服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幸被毛泽东言中了。

　　今天，我们可以据以庆幸的是，正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作出了不屈服于苏修压力，坚决地勇敢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使我们党和国家不仅避免了沦为苏修卫星国的地位，保卫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而且在全党全体人民中间进行了一次极为生动的反修防修教育，为我们今后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如果在１９８９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正确和必要，那么，经过１９８９年以来国内国际上一系列事变后，恐怕再也没有人低估３０年前毛泽东同志就中苏关系问题所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再也没有人怀疑我们同赫鲁晓夫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了。而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正是在总结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变修的惨痛教训中，在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象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斯大林在批判托洛次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也必然会结出自己的理论之果。在大论战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思想，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以及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而这一斗争的最大理论成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它完全是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指导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继续前进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离开了这个理论的指导，就会走上苏联那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有力地证明这修理论的正确性。

　　所以，肯定还是否定当代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的反修性质，这是一个大事大非问题，是一个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也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革命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因而是一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因为否定大论战的反修性质，就必然要否定赫鲁晓夫主义的修正主义与取消主义实质，同时还要否定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当成我们的亲兄弟，就会弄到事非不分、敌我不分的进步，就会把革命阵线彻底搞乱了。而且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正当我们把赫鲁晓夫事业的继承者戈尔巴乔夫当作“同志”来欢迎，把苏联党作为“兄弟党”与之恢复党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戈尔巴乔夫“同志”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的遮讯布都不要了。事实上，苏联修正主义者从来就不把中国党当作他们的阶级同志，我们一厢情愿地和人家认兄弟，一颗赤热的心被浇了一瓢冰冷的雪水。我们开了历史一个玩笑，历史也开了我们一个玩笑，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在今天，竟然还有人坚持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是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主义、戈尔巴乔夫主义不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那他就不仅仅是一个马大哈了，他肯定是潜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可耻叛徒，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真同志！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不要放过这些丑类！并且要向毛泽东同志当年对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样，坚决揭露他们，彻底批判他们，以防止通过这些丑类的手葬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覆辙！

七、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说明了什么？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的关注。人们在深深地思索着：为什么列宁、斯大林缔造的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几十年之后又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上看问题，人们的结论必然会是很不相同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怎么看，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怎么看，我们是用不着去讨论的。那么，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立场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应当从中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国内有这样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苏联之所以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因为苏联的经济建设没有搞上去，是经济落后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而苏联东欧的经济建设之所以没有搞上去，则是由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终失败。这种观点避而不谈苏联东欧国家产生修正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从而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与最主要的原因归之于经济的落后上，归之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路线与方针政策上。这样一来，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责任了，所以不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者背叛了列宁斯大林的革命路线、在苏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垮了苏联，而是由斯大林搞垮了苏联，搞垮了社会主义。这是何等荒谬绝伦的论调啊！历史的真正事实是，列宁、斯大林缔造、建设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正是在这一伙败类手中搞得四分五裂、一踏糊涂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一直否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修正主义者，是苏联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可耻叛徒，并崇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所以，当着苏联东欧相继最终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勇气重新认识与评价这一段斗争的历史，不愿意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巨变与苏联东欧各国党变修的内在联系，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只是由于其改革的政策与策略的错误所造成的，因而压根儿就避而不谈修正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他们的辞典里，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仿佛世界上就只有“左”倾教条主义存在，哪里还有什么修正主义！但是，这种理论说教就象“阿Ｑ主义”一样，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而已，至多只能说服和安慰自己罢了，而要以其荒谬绝伦的理论力量来说服我们的党员干部、说明我们的群众、说服我们的知识分子、说服我们的理论战线的同志们，那就十分困难了！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特别是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来观察问题，苏联东欧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它只能是这些国家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一小撮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的当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党内国内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党内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结果。

　　苏联东欧的演变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可能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还必然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已经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资产阶级还可能死而复生，从这块土地上再产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进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公开的完整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了，在党和政府里不断滋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下，正日益成为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阶级力量。它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继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且在当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它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政权问题，即资产阶级要推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尖锐斗争问题。它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党内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修正主义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之所在，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它说明，苏联东欧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原因，国外和国内比，国内是主要的；党外和党内比，党内是主要的；下层和上层比，上层是主要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从而使苏联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它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还必须继续坚持不断革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它说明，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同样重要的，说明防止和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武装颠复的斗争，与防止和粉碎他们和平演变的图谋即防止党和国家自身变质的斗争，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斗争。一句话，它十分有力地说明，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根本正确的，而不是根本错误的，更不是彻底错误的！

　　同时，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它从一个反面证明了１９８９年在我国发生的政治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阶级实质，说明了在我国社会里、在党和政府的机体内、在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产生腐败作风以及一部分人蜕化变质的社会根源，说明了我们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性质及其伟大意义。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着反腐败斗争，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是根本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执政党和政府里的腐败，并不存在着改变其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权与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的党和政府里的腐败，它却标志着党和政府里的一些官员正在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让这些人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有可能整个地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使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十分危险的！

　　所以，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从苏联与东欧变修的血的教训中，从我们党和政府里出现的严重的腐败问题中，从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仍然在不断产生的严酷的现实斗争中，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毛泽东同志生前特别强调把苏联变修与历史上剥削阶级革命特别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联系起来，来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及资本主义代替封建制的革命，都曾经历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如果从发生在１６世纪中叶的尼德兰（荷兰）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经历了３００多年的尖锐斗争，才在世界上最终站住了脚。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的改良形式的政体，建立的是大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联合专政，但仍然经过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初期建立的英吉利共和国，仅仅存在了１０年就被封建复辟势力推翻了，从此又出现了近３０年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而后于１６８８年在荷兰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荷兰军队的直接帮助下，才把期图亚特王朝推翻了，前后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尖锐斗争，才最终建立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盟的政治统治。但是，被打垮的封建势力仍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这之后一直到１７４５年的五十多年里，詹姆士二世、三世曾先后发动了四次武装暴乱，企图再度复辟，但先后都以失败告终。甚至到了十九的上半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在英国还有王朝复辟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封建复辟势在政治斗争中已经完全失去了进行反攻的力量，只好把斗争转向文字方面，转向意识形态方面。正象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他们进而打出了“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唱着“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的复辟调子，继续进行着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先集》第１卷第２６１页）因此，从１６４０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暴发到１７４５年詹姆士三世的儿子发动暴乱被彻底打败，先后经历了１０５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如果再加上此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则经历了长达２００多年的斗争。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比起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还要更加激烈的多，并且远远超出了法国一国的范围，而以整个欧洲为舞台，成了以法国革命资产阶级为一方，以整个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为另一方在国际范围里的大较量。先后同七次欧洲反法联盟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较量，前后经历过四次资产阶级革命，中间曾出现过两次王朝复辟，直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第三共和国成立，历经８０多年的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共和与帝制的尖锐的国内斗争以及长时期的国际间的战争，法国资产阶级才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

　　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１７７５年独立战争到１８６５年南北战争结束，也经历了９０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彻底战胜了长期统治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反动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道路。世界上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封建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的封建王冠，只是到本世纪初才最终被打掉的。甚至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少数皇帝仍在那里继续当着他那个国家的帝王。可见人类战胜封建主义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历史是一面很好的境子，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以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和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个种私有制的革命，尚且要经过长时期的曲折的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则是彻底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革命，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任何形式的私有制的伟大革命，因而必然要经历更加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这就不足为怪了。所以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且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轻易地宣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经济基础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这样看问题就会犯绝大的历史性的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特别重视并深刻揭示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历史规律的，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很重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十分强调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不仅要十分重视被打倒的国内资产阶级以及外部敌人直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且要十分重视革命政权本身的蜕化变质，十分警惕新生革命政权从内部瓦解的危险，并且认为这种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并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资本主义的复辟将随时是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可能得而复失。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时，不但指出公社没有立即组织向凡尔赛进军，对被推翻的敌人卷土重来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警惕不够，犯了错误，而且提出了怎样防止公社自身变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公社采取的两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策：一是普选制，二是对公社官员普遍实行低工资制。认为这是防止公社的官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重大措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同样十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总结的巴黎公社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经验，他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斗争经验，更加深刻地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与复杂性，更加十分重视防止苏维埃政权自身变质的斗争。１９２０年底，他在领导俄国人民彻底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之后，便立即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展开了清党斗争。党的严重不纯的状况与党内现实的尖锐的斗争，使他十分敏锐地看到，如果不把那些趁着革命高潮浪头混进党内来的各种危害分子、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有从内部瓦解的危险，认为这一斗争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白匪叛乱的斗争同样是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斗争。经过这次十分严肃的清党斗争，到１９２３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俄共党员人数从１９２１年的７３万人减少到３８万人，减少了４８％。党员人数虽然一时减少了，但党的队伍更加纯洁了，在质量上提高了，从而党更加坚强了。这是列宁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所领导进行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

　　并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对这种斗争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伟大意义作了理论上的重要论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斗争和发展，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党在执政以前，要使党不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并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去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党就必须同觉内的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辨证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４２３页）“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十分烦恼了。”（同上书第４３４页）第二国际的变质就是机会主义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权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对机会主义斗争不坚决不彻底的必然结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特别是李卜克内西，他们自己就存在着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他们早期对拉萨尔派、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斗争中，实际上都没有坚决执行马克思、恩格斯的指示与方针，他们和机会主义头子讲团结，一味地向机会主义者迁就和让步，执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调和主义路线。在第二国际时期，他们同样没有执行恩格斯关于反对机会主义的重要指示，和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组织上实行彻底决裂，这是第二国际左派在斗争中所以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党执政以后，党内斗争的发展，党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胜败，党变不变质，就更直接是关系到新生的无产阶级政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有两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一种是被推翻的国内资产阶级在外部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主要通过武装叛乱颠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另一种则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即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自身变质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这第二种较之第一种更为危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就是修正主义头子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必然结果，是通过修正主义这个阶梯而实现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反复辟斗争必须和反修斗争一道进行下去，并且要把重点放在防止党和国家的自身变质上，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党内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伟大胜利，就不可能取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根本性胜利。这一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尤其具有异常突出的复杂性、曲折性与长期性。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教训，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斗争中失败了。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苏联变修的血的教训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进一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上述伟大思想推向前进，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伟大科学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科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提供了尖锐的思想理论武器，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胜利前进的航向。

　　那末，究竟到了什么时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才可能最终解决了呢？才算彻底地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呢？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的观点，这只有等到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最终解决了，才可以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彻底消除了。在这之前，我们是绝对不能说这个话的。从列宁到毛泽东同志，都十分强调一国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後胜利。资产阶级革命就象法国大革命那样已经是一场国际范围里的阶级大博斗，无产阶级革命则必然更将是一场国际范围里的阶级大博斗，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并且战胜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列宁曾经指出，俄国革命现时所取得的胜利还只有一半，甚至连一半还不到，而要取得最终胜利，还有待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多次指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由先进国家来完成。根据列宁的这个思想和国际阶级斗争的现实，我们可以说，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在这之前，当着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不管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说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最后胜利，都不能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谁胜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并且历史的发展早说证明，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直就存在着，从来没有停息过，这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长时期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内容。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７０多年后又复辟了资本主义，它向我们更加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如果有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血的教训之后，我们还有一些革命同志仍然不承认这个真理，那他们简直就变成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或马大哈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一些混入共产党队伍里来的修正主义分子！

所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铁的事实与血的教训，不仅为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作了历史性结论，同时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在我们党内的历史性争论作了结论，它彻底宣告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同时也是对我们党内有些同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他所领导的国际反修大论战斗争所采取的“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的错误做法的有力批判。人们对中国和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的理论，却轻率地一了一个“彻底否定”和“根本否定”，一个深刻而伟大的科学理论却被看作是一种很幼稚的主观主义的和十分浮浅的错误学说，进而给予无情的嘲弄和批判，但历史最终还是会还一个公道给人类，任何以轻薄的态度嘲弄时代巨人的人，“彻底否定”历史巨人学说的人，结果必然会落到被嘲弄的地步，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对毛泽东学说与革命斗争实践进行“彻底否定”或“根本否定”的人们，是多么的浅薄与轻率啊！

八、关于党的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当指出，我们现在所坚持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党的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后一种提法，表明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前一种提法则表明我们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式的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特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恐怕我们党是很难说清楚的，它在根本上是把那些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上的非本质区别当作本质区别对待了，这是不正确的。退一步说，如果这一命题的理论原则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在世界上就必然会有多少国家地区就会有多少种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的多元化理解，并且不仅会导致革命队伍中在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混乱，而且会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极大混乱，这是有利于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而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所以，我们党应当十分明确地肯定一个提法，即坚持“党的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提法，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必须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并且还必须否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回到十四大之前“党的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正确提法上来。回到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并且只有在这个理论内涵上，我们党才可以继续保留“中国特色”的提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议改造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革命历程中这三个发展阶段斗争的最伟大的理论表现。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仅开创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而且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所以，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同样也是由毛泽东同志开创与奠基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的新的伟大发展，并且这也就是这一伟大理论的重要历史地位。

　　胡绳同志最近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正确地指出：毛泽东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压力，从而发动并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重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人民日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７日第五版）

　　然而现在，在我们党内、社会上与理论界却有种种的说法，认为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既不是发端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也不是由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这个理论原则与方向道路的，而是发端于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由邓小平同志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而创立的。这就是说，在这之前，党和毛泽东同志压根儿就没有提出走中国自己道路和思想，我们党既没有这样的理论建树，也没有这样的实践。并且认为“邓小平特色理论”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发展史上第二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以党的七大召开为转折点，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作为党指导思想历史地位的确立；第二次飞跃则以党的十四大召开为其转折点，它标志着“邓小平同志的特色理论”的形成及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的确立。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更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上升为党的新的伟大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旗帜，成为我们民族振兴发展的新的伟大精神支柱。

　　多年来，理论界就有一些同志写文章和发表讲话，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七十年”的伟大代表，是第三个里程碑。也有的同志主张第四个里程碑的提法，即毛泽东思想是第三个里程碑，“邓小平特色理论”是第四个里程碑。党的十四大之后，有的同志写文章指出：党的七大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党的十四大的伟大功绩则在于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的上下两篇文章，上篇的代表是毛泽东，下篇的代表是邓小平。好象我党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了，从而开始了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新时代。所以，从党的十四大以来，许多同志写文章或讲话，往往只提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而不提或很少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有的同志甚至专门著文，提出“五两论”的新提法和新概括，即所谓“两位伟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特色理论”）成果”，进一步系统地高扬“邓小平创立特色论”的伟大功绩与历史地位，从而把邓小平与毛泽东并列起来，甚至摆到毛泽东之上，抬高到中国的马克思这一至圣的地位上去了。

　　上述那些提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并且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９年９月的一次谈话中曾郑重地指出过：“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份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一点绝不是一种谦词而已，因为历史本来就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也不能开这这种历史的玩笑。事实上，如果再客观一点讲，对邓小平的评价不仅不能放到毛主席之上，即使放在一样高的规格上也是不可以的，同样是十分荒谬的。所以“五两论”的提法，尤其是十分错误的。对中国革命历史阶段的划分，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革命叫做“第二次革命”，把１９７８年以前的革命叫做“第一次革命”，这究竟有什么历史的和科学的依据呢？这恐怕是连提出者自己也很难说清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并且是一场十分深刻的革命，这样讲当然是十分正确的，但若说成“第二次革命”，就大谬不然了。据此又臆造出一个与“中国革命的上篇”－－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中国革命的下篇”－－“邓小平特色理论”来，进而上升为全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高扬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高扬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伟大旗帜，高扬为我国民族振兴的新的强大精神支柱，这就更加大谬不然了。这些同志不断地向党和人民炮制出许许多多的新论断与新提法，千方百计强加给党和人民，但他们又从来不准备认真地加以论证的。比如这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当代”的理论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是１９１９年以来，还是１９４９年以来？还是１９５６年以来？还是１９７８年以来？还是１９９２年以来？拟或其中的任何一个？但其根据又是什么呢？这绝不是由哪位领导随便宣布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不能开这样的历史玩笑！

　　又比如，讲“邓小平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同样是十分荒谬的。我们从整体上讲马克思主义，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立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至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而不能说他们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又怎么能在这个意义上随便地讲邓小平创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或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呢？同时，现在党中央概括的“邓小平理论”的九条理论内容中，除了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条外，有哪一条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并且如果从国际发展史的角度讲，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是由邓小平同志创立的，而且也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这里，首先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无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发展，还是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实践，都证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理论，不应当也不允许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理论，只有同时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原则的特色论，才可以称得起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们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与社会主义一起存在下去，正象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在于不断革命，丢掉了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就等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给丢掉了。我们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也在于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丢掉了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就会在坚持声中反而使其遭到严重的削弱，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就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危险。所以，关于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坚持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一条根本原则，这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才是真正毛泽东思想的。

　　毛泽东同志从来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建设当作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来把握的，他从来就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尽管他在探索实践中曾有过严重的失误，但这个理论原则的根本方向，则是无比正确的。而现今我们所做的理论概括以及在社会主义实践的把握上，却正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并且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原则的。因此，邓小平同志那种否认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绝不能认为是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色理论。而且必须如实地承认，十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与说不清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彻底否定或者从根本上否定与背离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我们不但很难科学地回答与解释当代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同时也很难真正成功地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就无法保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甚至重蹈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胜利后失败的覆辙。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发展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其次还应当指出的是，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一种自成发展阶段的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只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与组成部分罢了。唯有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博大精深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才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代表，才配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同时还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不但是坚持了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严重背离的一面；我们不但成功地正确地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左”的错误，坚持纠错为正，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的拨乱反正，同时也存在着纠正为错和拨正反乱的严重问题，即毛泽东同志本来十分正确的东西也当作错误的东西给批判或否定掉了；这些年里，我们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了巨大的前进与发展，同时在某些重要方面也存在着倒退了的严重问题。对此，我们确实应当如实地承认并很好地加以总结，在来一个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这是当前我们思想理论战线上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任务。

　　回顾历史，在三十年代苏联党内曾掀起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热潮中，赫鲁晓夫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口号。后来《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在专门驳斥这种提法时曾严肃地指出：“作为一种学说或社会制度，从来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发明的，目的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用来修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转引自《毛泽东与斯大林》第６３８页）这被认为是在斯大林授意下发表的重要文章。斯大林明确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提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就根本不存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的理论贡献仍然是属于列宁主义的，是列宁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前进与发展，至多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评价。并且，邓小平绝不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我们尤其不能同意讲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还存在一个什么独立的邓小平的特色理论，不能同意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提法，也不能同意“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说成是发端于邓小平和由邓小平创立的，是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十二大之后确立的，因为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践并不是这么一同事，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探索，既不是从１９７８年才开始的，也不是从邓小平同志那里才开始的，并且邓小平同志的探索也不是从１９７８年才开始的。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坚持的研究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时曾深刻地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研究问题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我们在正确评价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历史地位时，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应当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理论，根本上是我国历史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斗争实践在理论上的科学表现。这个历史阶段是从１９５６年为其历史起点的，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划时代的著作，就是这个探索发端的伟大代表之作。此后我们党又一直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进，粉碎“四人帮”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只是这一探索的继续罢了，而不能认为只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是这个历史阶段与党和人民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的开端。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坚持这个原则与道路并不是首先由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而是在二十六年前早就由毛泽东同志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并且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也都是由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来的。据吴冷西同志回忆，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同志领导起草“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时，曾多次谈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的问题。（参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同志不但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伟大领导人，同时也是我们党内第一个不赞成亦步亦趋跟着苏联走，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建设道路的伟大领导人。从１９５６年起一直到他逝世为止，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探索走出一条根本不同于苏联那样的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其成功与失误，根本上都是发端于不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与道路，发端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二十二年中所进行的艰苦探索，不过是一种失败的探索和失败的纪录而已，党和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就没有什么伟大的理论建树。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相反，在这一时期里，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贡献是极其丰富和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在此期间总结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是划时代的伟大理论贡献。他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年总结》、《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及在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导下，按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写出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九评》等反修大论战檄文，都是极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伟大的科学新创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奠基之作，并且永远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光辉指针。已经被我们根本否定掉的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理论与方针，实践证明它在根本上也是正确的。第一，它是一条坚持政治挂帅的建设路线，即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的建设路线；第二，它是一条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建设路线；第三，它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苦干实干，“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建设路线；第四，它是一条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系列并举、一整套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建设路线；第五，它是一条反对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反对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实行赶超战略，实现中国大跃进的建设路线。总路线的这些基本精神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我们永远必须坚持的。所以，历史的结论只能是，只有毛泽东同志才是我们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旗帜！至于我们后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以後十一届三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只是把毛泽东同志曾经做的这篇文章继续做下去，其中既有坚持，又有发展，并且把过去做错了的改正过来，在许多方面比毛泽东同志在世时做得更好、更有创造和更有成效罢了。绝不能认为只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是党的这一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的这一历史发展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发展的起点，更不能认为这种新发展并且是创立了一种独立于毛泽东思想的党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无法割断历史，尤其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扩大化，从而一笔勾销他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贡献，而应当用浓重的笔墨去如实地反映他之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绩！

　　因此，我们在对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进行评价时，绝不能说党和毛泽东同志过去曾主张搞教条主义，主张固守陈规，而我们今天则主张搞改革；也不能说党和毛泽东同志过去主张闭关锁国，而我们今天则主张实行对外开放；不能割断历史，不能为了高度评价现在而贬低甚至否定党和国家过去的历史。必须如实地看到，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在根本上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国内斗争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进入七十、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产物，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也是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的胜利斗争而奠定的。建国初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还只能对社会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则只能主要通过香港和他们搞间接的经济交流。香港的主权为什么不收回，党和毛主席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为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后来，由于苏联变修，对我国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东西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封锁我国，因而当时我们只能采取高度自力更生的政策。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国际斗争格局的新变化，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同志及时改变我国国际斗争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积极改善同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以乒乓外交为突破口，及时促成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随后的中日、中美建交，从而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孤立封锁我国的战略格局，为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前提条件。不仅如此，早在１９７２年，我国就确立了引进１３套合成氨项目，从７３年开始又搞了“四三”项目，即４３亿美元的引进成套设备项目。这实际上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出的第一步。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和国内形势的转变，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伟大口号，实际上已经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宣布这一点，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党中央利用当时出现的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从华国锋同志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华国锋同志并且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

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著名口号与号召，并且领导了被后来称之为“洋跃进”的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经济建设高潮，当年利用外资７３亿美元，这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迈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此后所迈出的第二、第三、第四步而已。所以，我们对１９７８年的“洋跃进”也必须讲两句话：第一，它是我们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国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第二是犯了冒进的错误。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所以，不仅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历史功绩不应当被抹杀掉，就是华国锋同志的这一历史功绩也不应当被抹杀掉，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决不能抹杀或不讲这一点，而应当从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发动的新长征和“洋跃进”讲起。

　　从前面的理论的论述和历史的回顾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根本原则，是地地道道的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理论。他提出“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论”的谬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已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他所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际上就是刘少奇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论”，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那一套理论的新翻版，是一种主张复辟倒退的理论。他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论”，这在实质上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新翻版，标志着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他重新用“生产力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用“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姓社姓资的标准，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用发源自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科学，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和革命本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这把刀子也被他从根本上丢掉了。［编者注：作者在这里的一些结论，看来还需要依据实事予以较充分的分析和论证。例如，邓小平同志是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新时代论”的主要发明与推行者，本刊已经（见九七年第九期晨钟文）并将继续刊登各种看法，以期对如何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从这一部分一开始的论述中，我们就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实践证明，它并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的命题，是用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过当时有六种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一直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唯一科学的提法。只有国际共产主义中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才千方百计抛弃或改变这一提法，才有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屑于这样作的，并且是坚决反对和批判的。

　　所以，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绝不能同意“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提法与结论。从党的七大以来到现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十分清楚，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东西，必须是同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论体系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之所以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称之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对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系统的历史性发展，从而形成这一科学理论发展的第二、第三个里程碑，并且只有这样的科学理论，才能称之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谁都知道，邓小平同志根本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不但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哲学著作，而且也没有写出过任何一篇经济学著作，甚至有许多东西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关于这一点，本文中已经涉及到一部分，同时还需要另文专门加以论述）。实际上，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主要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一些东西一些东西，就是在这个领域里，他也没有什么杰出的理论著述，并且有许多理论思想是十分错误的。拿他那样的三卷文选，又怎么能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相比呢？要把邓小平同志的两论－－“猫论”、“摸论”捧得象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那样高，甚至比毛泽东的两论还要高，那无论如何是不行的。特别是被现在有些同志宣布为对马克思主义创立１５０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画了句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这并不表明邓小平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而恰恰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终结，标志着他在理论上最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此，作者在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难点问题》中，作了回答，这里就不作论述了）。据此，我们又怎么可以将他的思想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第四块里程碑，称之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呢？我们一些理论家同志如此荒谬地无限拔高地宣传邓小平同志，不仅邓小平同志受之不起，难道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同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能信之服之吗？！

　　因此，必须十分严肃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虽然逝世了，但是我们党的旗帜上写着的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依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理论，比如现在有人讲的所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原则问题，是不容动摇的！

九、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丰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伟大旗帜

　　从前边八个重要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结论：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改造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理论；它是当代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最光辉最科学的理论结晶，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成果，同时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其杰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是犯过十分严重的错误，但不能把毛泽东的晚年和斯大林的晚年等同起来，更不该贬到连斯大林晚年还不如的地步，绝不能因为他晚年犯了错误，就将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理论，彻底否定或根本否定，搞到连资产阶级的革命学说还不如的地步。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和大革命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和大革命家。有人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影响久远的大思想家：一位是孔夫子，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是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一位是毛泽东，他是中国社会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开创新时代的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更是久远的。并且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大思想家，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历史影响同样是久远的。

　　纵观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伟大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他们坚持用这一科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人类历史发展，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写出了以著名的《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的科学著作，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出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其核心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块伟大的历史丰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一块伟大的历史丰碑。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列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资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新发展，写出了以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不朽的科学著作，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开始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走向胜利的这一历史发展的新趋势，这一学说理论，也就是无产阶级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整套的革命理论与革命策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树起了第二块伟大的丰碑。在列宁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革命大旗，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后，进一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考察以东方大国中国为代表的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条件下的根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写出了以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不朽的科学著作，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同盟军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科学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与策略；不仅如此，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个十分明确地提出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也是他第一个运用这一唯一科学的宇宙观非常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伟大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伟大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伟大理论，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学说与理论，从而为中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继列宁之后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树起了第三块伟大的历史丰碑。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贡献，这是继列宁之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有革命领导人都不能相比的。这个第三个里程碑不但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只有毛泽东同志才是这一时代与这一历史里程碑的伟大代表，其他的革命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是不能当此殊荣的。同时应当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不但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从而用他的错误淹没或改变对他的伟大历史功绩的评价。试问，如果我们是真正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在当代，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哪一位我们时代的革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伟大旗帜，而且又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还有哪一位革命领导人可以代替毛泽东的地位，而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呢？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希望在历史上、在今天有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而是在列宁之后，在过去没有过，在现在也没有出现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我们也不能随便树上一位来代替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历史上确实常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发生，人们常常把竖子打扮成英雄，把小英雄打扮成大英雄，常常用竖子来代替英雄，用小英雄来代替大英雄的历史地位。这种恶作剧尽管可以喧闹一时，但它终究不会被历史所承认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那个曾经疯狂地蔑视和攻击斯大林同志并自诩为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学说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不就是这样一个竖子，不就是这样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吗？！而斯大林却仍然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十分断然地讲，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是历史地确定了的，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上会出现研究毛泽东热，这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毛泽东热”在中国在世界，都不会是昙花一现，而将会长盛不衰地继续下去。不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这一点，就连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1977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一本西方“毛泽东学”评价和总结毛泽东一生的论文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该书的序言写道：“毛泽东是一位远远超越了地区限制的世界人物。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占本世纪１／４的时间中，在世界上实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的平衡，在国内领导了９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在这个为期不短的历史时期中，他既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又是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杰出的实践家和改革家。……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新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在他逝世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转引自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１９９４年１月号第４４页）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苏联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蜕变，然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却依然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航向胜利前进。为什么列宁亲手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却能胜利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如果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领导主观方面来讲，苏联的变修和复辟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同志在其后期从根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因而未能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十月革命的果实得而复失；而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胜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在根本上则主要还要归功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继续高举马列主义的大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批判和纠正了斯大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理论，坚持用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的新理论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并以其巨大革命勇气发动和领导了反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坚决顶住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逆流，从而保住了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前进的红色根据地。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人类已经走过的这一段历程，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当着列宁的故乡－－社会主义的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之后，由于苏联党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巨大的世界影响，从而导致国际共运的发展也象第二国际德国党的领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时的情况那样，一下子几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跟着变修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此走向了低潮，遭到十分严重的挫折。如果不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也象列宁当年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那样，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苏修叛徒集团的伟大斗争，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命运和前途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那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国际共运反修大论战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无论怎么估价也是不为过的。

　　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我们党在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时，却连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国际共运大论战的伟大斗争也一同从根本上给否定了，我们在批“左”中自觉不自觉地滑向否认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取消主义泥坑中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提出了“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的错误结论，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我们党从此彻底抛弃了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并从根本上放弃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放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断革命，从而大大助长了在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非毛化反动思潮的泛滥，使毛泽东同志生前斗争所推动出现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低潮向高潮发展的新局面，再一次出现逆转，继续走向低潮，同时还大大助长了我们党内和社会上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泛滥，助长了党和国家机体内与社会上腐败之风的日益泛滥与发展，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党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前途。这是“两个彻底否定论”与“一个根本否定论”这种取消主义理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党历史上一个最为沉痛最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其次，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与评价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流行的所谓“三个七十年”以及十三大之后出现的“新纪元”的说法，都是及其荒谬的，甚至是十分反动的。划分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大时期与大阶段，必须象列宁那样，十分严格地坚持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统一起来的原则，是由这三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六十年代以来，我们党曾经提出的三个时期或三个阶段的历史划分，就是从这个原则出发的。那时我们认为这三个时期或三个阶段是：第一个时期或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无产阶级独立走上历史舞台准备革命胜利与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广泛传播的时期，即马克思主义阶段；第二个时期或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走向胜利与列宁斯大林进一步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即列宁主义阶段；第三个时期或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的条件下，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并且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时期，适应这一历史的新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捍卫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完全是根据列宁在本世纪初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五十年的观点而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依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新发展，依据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此三者相结合相统一的原则而提出来的，因而是非常正确的。三中全会以後有人提出的所谓“三个七十年”的新的划分法，从根本上离开了列宁关于时代划分的科学准则，因而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也是无法得到历史证明的。更为可笑的是，有人在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提法之后，却又抬出了以１９７８年为历史分界线的“第三个七十年”这样一个历史新阶段，并以邓小平理论为这一新的里程碑的伟大时代标志，这不仅是一种谬论，而且简直是在开历史的玩笑。宣传这种历史划分论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仅把邓小平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甚至摆到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之上。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党和革命过去不需要大树特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今天更不能一方面贬抑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又高扬和大树特树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的绝对权威。历史终究还得用事实来说话的，人为地拔高与贬低谁，一时讲是可以的，但最终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在列宁主义之后并不存在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发展阶段，那么在毛泽东思想之后，便更谈不上有一个独立的邓小平思想理论的发展阶段了。历史的结论是，邓小平同志既不是中国的马克思，更不是世界的马克思，绝对不应当主观地人为地硬往这个里程碑的高位上捧，那是捧不上去的！

　　所以，真正的科学的历史结论应当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且也是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三个里程碑！正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那样，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一位伟人，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今天，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处在一个十分严峻的时刻，苏联东欧和平演变后，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正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社会主义中国，寄希望中国也走上苏联东欧那条和平演变的道路，把中国也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扭转世界历史前进的总方向。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国际共运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使革命运动走向了低潮，但只是走向低潮而已，只是历史的一个曲折而已，而不是革命的最终结束。恰恰相反，苏联东欧的和平演变并不表明修正主义的强大与胜利，而恰恰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同时表明了世界革命形势正在从低潮走向高潮，表明了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是不可避免的，表明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稳定发展行将成为过去。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把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854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必然是在曲折斗争中前进的，但不管发生怎样的历史曲折，世界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在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之后，整个世界将继续处在新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苏联东欧各国人民正象毛泽东同志早就预言过的那样，必然要重新走向二次革命，再一次用他们的双手去埋藏黑暗的资本主义旧制度，整个世界将或迟或早走向革命，这个世界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反动派也改变不了的！

　　处在这样一个斗争的新时代，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指导意义，特别要重新认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亦即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伟大历史指导意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科学的实践总结与理论表现，它不仅是指导中国人民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指导世界人民革命，特别是指导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走向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指导那些已经发生资本主义蜕变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走向二次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是指导当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走向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而且也是指引世界革命运动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不仅属于中国人民，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大旗，深入批判那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不断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斗争的取消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不但在中国人民中间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同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争取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党最光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十、历史的伟大启示和我们党所面临的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

　　以上，我们共讲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它表明，虽然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已经十七年了，但党对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了。六中全会决议以“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为立论基础，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历史地位，根本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国际意义，犯了一个极大的历史性错误，是一个比“两个凡是”的错误还要严重得错误。它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党和人民要不要继续高举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革命、继续前进的大问题。“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论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十分重要的革命原则，它在国内国际上所产生的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因此，作为一个严肃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绝不能再继续回避这个重大无比的原则问题了，而必须重新认真地和真正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这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

　　历史事实、历史经验一再证明，要对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作出真正科学的评价，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且必然要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才能完成这个任务，甚至在已有科学定论的情况下，这个思想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比如对孔夫子、秦始皇的评价上的争论，两千多年过去了，人们还在争论，思想仍没有统一。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伟大人物往往又都是一些政治家，是一些伟大的政治历史人物。而事情往往一涉及到政治问题，就不象纯认识论和纯科学问题那样简单了，不可能单单经过科学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的，而往往会引起十分尖锐的思想斗争直至政治斗争，这也是一条屡应不鲜的客观规律，并且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是并不奇怪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革命领袖、革命导师以及他们的革命学说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都曾发生过十分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当着革命领袖、革命导师还在世时，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真正展开的，而当革命领袖、革命导师逝世后，在革命阵营内部发生这种斗争简直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逝世后都曾发生过这种斗争，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也必然会发生这种斗争，这就不足为怪了。

　　１８８３年的３月１５日，即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天，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讲道：马克思的逝世，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恩格斯预料到，这样一位天才的造诣极深的伟人去世之后，社会上肯定会出现一批向领袖和导师挑战的人物，“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恩格斯论马克思》第２０页）当时，由于恩格斯还健在，那种对革命领袖的思想提出挑战的斗争虽然也发生过，但还不是很严重的。恩格斯逝世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斗争都是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的。回顾一下国际共运中这一斗争历史，这对深刻认识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发生的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思想斗争，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

　　同志们知道，马克思逝世以后，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曾发生过对马克思及马克思的历史观评价的十分尖锐的思想斗争。当时不仅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跑出来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历史观，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也跳出来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历史观，甚至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的左翼领袖也曾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过一些曲解性的宣传。他们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曲解和庸俗化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与“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曲解为机械论的和历史宿命论的理论。针对这些曲解和庸俗化，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特别在关于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通信中，十分尖锐地抨击了这些反动谬论，突出地强调了历史运动相互作用的科学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动力论的历史决定论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力的平行四边形原则的历史运动相互作用的科学原理，特别强调了革命理论、生产关系以及政治上层建筑革命的重大历史作用，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全面制订自己科学历史观理论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竖起了一痤丰碑。然而，有谁又能想到，在过了１００多年以后的今天，不仅在德国、在苏联、甚至在中国，不仅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却又一次地把马克思的历史观曲解成“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与“经济唯物主义”的机械论与历史宿命论的理论。这充分说明，斗争没有穷期，说明这一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恩格斯逝世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蛰伏了多年的伯恩斯坦机会主义分子空前活跃起来。从１８９６年开始，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打着“革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肆贩卖机会主义的货色。一向以中派立场自居的考茨基不久也加入到伯恩斯坦机会主义派别的行列中去了。正象列宁所指出的，不仅在德国党内、而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到处都出现了同革命派相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别。“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各个派别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１卷第３１１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列宁选集》第１卷２８１页）面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列宁勇敢地站出来，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大旗，迎头给予痛击，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叛徒嘴脸，坚决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并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极大地推向前进。这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次国际范围里的大论战，是一次要不要高举马克思主义革命旗帜继续前进的大论战，也是一次如何正确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及其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大论战。

　　同志们更加清楚地知道，在列宁逝世之后，在苏联共产党内也曾发生过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列宁及列宁主义历史地位的十分严重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反党政治派别集团，他们竟然把列宁主义曲解成一种民族主义的革命理论，甚至公然攻击和否定其革命性与科学性，特别是否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否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一个列宁主义的发展阶段。以德波林为代表的哲学小派别则从哲学史的角度上根本否认有一个列宁主义的阶段。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奋起迎击和批判了这一反动思潮。斯大林所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名马克思主义科学著作，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写出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从理论与历史的科学结合上，全面地系统地驳斥了主要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否认和贬低列宁及列宁主义历史地位的一系列反动谬论，科学地论述了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新发展，确立了列宁及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历史地位，高举列宁主义的大旗，继续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大地推向前进。这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二次大论战，是一次要不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旗继续前进的大论战。这一斗争的胜利，不仅对苏联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伟大历史影响。这也是斯大林同志所做出的一个永不磨灭和永远必须予以肯定的伟大历史贡献。

　　斯大林同志逝世后，怎样正确评价斯大林及其思想理论的历史地位问题，又一次成为苏联共产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几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一历史争论和斗争。尽管各国党的说法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无非是两种评价意见的激烈斗争。一种是以苏共和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全盘否定论的评价；一种是以中共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三、七开”的科学评价。这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三次大论战。这一斗争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极大影响，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可以深深感觉到的，并且斗争并没有完，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遇到的另一个最为重大的历史问题，其历史意义甚至要远远超过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评价。现在我们看得越来越比较清楚了，在这个无比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在我们党内主要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两个凡是”即全盘肯定的教条主义倾向；另一种则是以“两个彻底否定”和“一个根本否定”为其立论基础的贬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错误评价。后一种评价观点，一方面虽然也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有重大发展，承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否定其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历史地位，否定其重要的国际意义，是更加错误的。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次评价问题上的思想斗争，和恩格斯与巴尔特、伯恩斯坦和恩斯特之流的对立不完全相同，和列宁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的对立不完全相同，也和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集团的对立不完全相同，更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对立不完全相同，这种错误思想是发生在我们党内，它既是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一场尖锐斗争，又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不同认识的斗争，就象马克思、恩格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一样。我们有这种观点的一些领导同志，他们虽然对毛泽东同志有批判，并且有些批判是根本错误的和扩大化的，但他们的所有批判有都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思想总体上肯定这个大前提下的，是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因而和机会主义派别的全盘否定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情况混淆在一起。但唯其如此，这种错误的东西就更有市场和更难纠正，特别是它又是已经上升为党的历史决议的那种错误观点，因而更加特别地难以纠正，甚至人们简直就不能碰它。尽管党内早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直至今天人们仍不敢公开触动这个问题，错误的东西依然无法纠正，大家依然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这样宣传下去。这也是这种错误的东西竟然能延续十几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那些向毛泽东同志挑战、靠批毛泽东起家的“土名人、小天才”，还是那么肆无忌惮。毛泽东的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宣布已驳倒了，而他们树立起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还是那么坚不可摧，并且是不能触动的，谁敢触动，他们就给你戴一顶“教条主义”甚至极左思潮的大帽子。这种局面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正象我在“写在前面的话”中所讲到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对于党和党的历史的评价问题，也不仅仅是对当代国际共运历史发展的评价问题，而且是涉及到党对今后的历史发展和对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未来发展的根本态度问题，是党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沿着什么方向前进的大问题，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重大无比的原则问题。

　　党的十四大之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并称之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把十四大与党的七大作了类比，非常郑重地指出：党的七大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四大的伟大历史功绩则在于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在党的重要理论刊物与报纸上载文，公开宣传中国革命上篇与下篇两篇文章，上篇以毛泽东为代表，下篇以邓小平为代表，这就把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降低到历史发展的次要地位上去了，而把邓小平及邓小平独立创立的“新特色理论”提升到历史的首要地位上来了。按照这种宣传，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究竟有一个指导思想，还是有两个指导思想？是有一面旗帜，还是有两面旗帜？是有一个精神支柱，还是有两个精神支柱？如果有两个，其根据是什么？如果只有一个，那么它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特色理论”？为什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们再也不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了？难道继续坚持提这个口号真的就不能搞改革开放了吗？真的就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了吗？这都是必须搞清楚的重大原则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个重大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和前途，而且关系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命运与前途，是不容回避的。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批判那些形形色色的贬损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各种错误思潮。

　　大家知道，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立论和观点是十分清楚的：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外不再有第二个别的什么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旗帜只有一面，那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此外不再有第二面别的什么旗帜了；中国党和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支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外不再有第二个别的什么精神支柱了，同时还应当特别强调地指出，我们党和国家其他杰出的领导人也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曾对中国及世界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中有的也有不少理论上的重要创造和贡献，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和他们的理论随心所欲地提升到同马恩列斯毛、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样高的历史地位上，并且也不能把他们提升到象恩格斯与斯大林那样的第二提琴手的地位上，因为，这种提升和这种评价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正象恩格斯不赞成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再提一个恩格斯主义、斯大林不赞成在列宁主义之后再提一个斯大林主义那样，我们党也不能赞成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再提一个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所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因为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由邓小平同志独立创造出来的甚至是要取代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十分重大无比的原则问题，是绝对不容含糊的。坚决纠正上述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口号，廓清党内存在的种种糊涂认识，这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在苏联东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在更加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上，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本着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完成历史赋于我们党的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要真正完成这一无比重大的政治历史任务，我们还必须特别主意划清对于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被一些人们攻击为“正统思想”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界限。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既坚决批判机会主义的思潮，又坚决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潮，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和教条主义批判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批判教条主义，都是根本不同的。从我们前面所作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得到证明，几乎所有机会主义者在批判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打着“反对思想僵化”和“批判教条主义”的旗帜，这简直成了一条历史的规律。列宁在揭露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时，曾尖锐地指出，这些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分子，正是用‘教条’这个吓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吓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罢了。（《列宁全集》第６卷第３７６，２２２页）

　　这些年里，随着我们党连续十几年坚持不懈地批“左”和批“两个凡是”的斗争，随着党内和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恶性泛滥，坚持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理论确实遇到了十分严重的困难。今天，谁如果继续提“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口号，谁如果继续坚持用马恩列斯毛的论断来解释今天的改革开放，谁就可能被嘲笑为“正统派”，被嘲笑为时代的落伍者，被嘲笑为不可思议的人，认为正统派只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讲革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僵化派。对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的这种攻击，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列宁就曾被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给戴上“正统派”与“正统思想”的帽子。为此，列宁并不感到耻辱，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并对这种抵毁和嘲笑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说的正统思想决不是指单纯地解释马克思”，“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两者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派想始终作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派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若干重要方面，……第一种人因此指责第二种人是折衷主义，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第二种人称第一种人为‘正统派’，使用这个用语时决不能忘记，这个用语是论敌在论战时期提出的。‘正统派’并不拒绝这一批判，而只是拒绝折衷主义者的批判。”（《列宁全集》第３卷第５８３，５８４页）列宁并且发问道：“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斯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把马克思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列宁全集》第４卷第１６０页）列宁的这些话，有的是９１年前讲的，有的是９４年前讲的，流逝的时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其真理之光，至今读来，仍是那么亲切，那么妥贴，仿佛是代我们回答当今颇有市场的那些刁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潮流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并创造性地发展这一伟大理论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被指斥为“正统派”、“僵化派”的列宁和他的战友。历史还将证明，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要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还得靠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讲的好：“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第２３６－２３７页）

　　我们必须十分坚决地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上述原则认识的基础之上。高举毛泽东伟大旗帜前进，中国人民就能胜利避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七十年后出现的那种局面；丢掉毛泽东这面旗帜，中国革命胜利七十年之后，就必然会重蹈苏联今天的覆辙，看看中国社会今天的现实斗争与问题，你就知道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继续批判教条主义与思想僵化倾向的同时，必须大力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力批判修正主义思潮，大力批判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必须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来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重新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权威。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命运与前途的大事，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好这件大事。

　　魏巍同志在他写的《话说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就象任何伟大人物都有自己的弱点一样，他也不免有自己的弱点。但总起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巍巍昆仑第一峰’，是本世纪继列宁之后的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中华第一人！在中国土地上能够诞生出这样的历史伟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毛泽东是本世纪出现的历史巨人，但他的理论影响并不因为他的逝世而消失，会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一样越过本世纪长远地影响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时代”（《话说毛泽东》第１１１、１５６页）。

　　有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文章写道：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爱戴、崇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产生了伟大的理论而不能给予高度评价、科学阐释、深入研究、充分运用和发展，则是一种愚昧和不幸。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有希望吗？神州大地到处涌动着的“毛泽东热”，就是一个肯定而圆满的答案！

　　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已经在我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的关于重新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问题的大论战，关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旗帜问题的大论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观”的大论战，亦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大论战，它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第四次大论战，是又一次意义十分深远的大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勇敢地迎接这个新挑战，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旗帜，坚决打胜这一仗！历史将再一次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

　　苏联无产阶级的伟大诗人马雅科夫斯基曾用自己的长诗讴歌伟大导师列宁，他写道：

　　　　列宁，

　　　　就是现在，

　　　　也比活着的人，

　　　　更富于生命。

　　　　列宁，

　　　　是我们的

　　　　知识、力量和武器。

　　今天，我们也可以同样地用马雅科夫斯基的诗来讴歌伟大的毛泽东：

　　　　毛泽东，

　　　　就是现在，

　　　　也比活着的人，

　　　　更富于生命。

　　　　毛泽东，

　　　　是我们的

　　　　知识、力量和武器。

　　我们坚信，毛泽东的光辉思想必将照耀千秋万代，必将指引中国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初稿，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二稿，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三稿）

（全文完）

转贴自《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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