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韦尔斯问:关于国共两党最近的和平谈判如何?
毛泽东答: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则不能很好地合作。大纲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务。关于军队之改编及苏维埃之改变诸具体工作，不久即将进行。至现在为止，国民党方面所表示的仍然不够，如对上海救国领袖之起诉[2]，对上海纱厂工人之待遇及对国民大会法规之种种限制，皆使人失望。
问:内战的危险已经完全消灭了吗?
答:内战的危机在表面上是过去了，但是内中仍然存在着，不过不是重要的了。如果现在说和平完全成功，会使群众对于“巩固和平”这一个运动表示松懈。目前全国规模的停止内战仍然没有做到。共产党方面已经指令散在全国各处的红色部队停止战争，但是国民党军队仍然“进剿”，如在闽浙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处战争仍然在继续着，我们现在正向国民党要求停止这些地方的进攻。至于南京与地方的对立，也是存在着，惟有实行彻底民主，才能完全消灭此种对立与内战的危机。
问:共产党对南京各派的看法是怎样?
答:我们愿意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对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释工作，使他们明了，使其不妨碍民族民主的革命。国民党左派的赞成和平、民主、抗战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愿意全国团结，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党，恢复其革命精神。另一部分人，他们的坚决性不够，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彻底接受，对国共合作表示怀疑，他们挣扎着，人民的任务在推动他们，影响他们，使他们到人民这边来。又另外一部分人，所谓亲日派，也存在于国民党中，他们为全国所不满，国民党中的大部分也不满意他们，这部分人如不改变态度，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民党。
问: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得到了怎样的开展呢?
答: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是有开展的，国共两党的接近，是最主要的，其余那些怀疑共产党政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他们不反对国共合作；至于“左”倾分子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也比较减少了。但是文化界、学生界、舆论界对南京政府的不信任，却依然存在，因为南京迄未具体表示其彻底的坚决的转变，许多错误政策仍然保留着，致引起全国的不信任。我们说“大家应该工作”，南京之彻底转变有待全国人民之继续工作，不要等着它自动转变。统一战线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国内必须团结，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这是非常明显的。
问:国内各党派对统一战线的反应如何?
答:汉奸除外，其他一切党派，对全国团结都是同情的。有许多资产阶级人物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取的和平政策，表示欢迎与赞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顽固分子，却取反对的态度，这些分子如不改变其态度，不论其主观见地如何，实际确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反对国内团结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汉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3]之流等便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分子的活动毫无疑义是汉奸的行动，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办法是尽量揭破其阴谋，使其在民众中间不能起欺骗作用，使全中国人民认识他们是全民族的公敌，以便群起而攻之。
问: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问题怎样解决?
答: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存在，是不利于对外的，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少此种对立，达到团结对外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南京与各省都应当接近一步，主要是在民主问题上有所进步，以后才能消除对立，走向团结抗日的大道。
问:在统一战线政策中，阶级斗争问题怎样求得其适当的解决?
答: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制度未废除前，是无法消灭的。但在抗日战争的面前，我们对这个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因此在统一战线纲领中，我们提出给人民在政治上以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以生活的改善。工人农民受着政治与经济的压迫，起来反抗是必然的，只有给以民主权利与改善其生活，始能减少其矛盾。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需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之。
问:你们为什么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
答:关于民主与抗日的关系，我已经在别的机会中讲过许多。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问:怎样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
答: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全国军人应该拥护民主运动，因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民主运动的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民主权利。如果整个国家向这个方向走，则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能实现的。
问:共产党对此次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
答:今天的国民大会，带着国防性，同时是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桥梁，因此全国应参加国民大会，共产党是准备参加的。南京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如不加以修改，则国民大会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全国应联合要求南京修改其不正当的规定。国民大会的选举，应由人民参加，它的召集与开会，应予以充分的自由，其任务应不限于谈宪法，而须扩展到彻底而具体的讨论抗日救亡的方针。共产党对国民大会的意见，已向全国发表，并向国民党提出，现在仍继续谈判，目的在使国民大会完成民主抗日的任务。
问:对释放政治犯问题，共产党的意见如何?
答: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共产党早已提出，现在继续要求，把它当作同国民党谈判之一部。南京如果要表示它政策的彻底转变，则没有理由不释放政治犯；不过目前国民党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现，虽然口头上答应释放政治犯，但实际并没有做到，而且还有继续逮捕爱国犯的事件。苏州对救国领袖的审判，大失人望，南京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满，南京要真诚表示它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马上释放救国七领袖，并宣告其无罪。
问:关于准备抗战问题，你有何意见?
答: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哪一天向我进攻，我们都要即时予以抵抗，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论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但是假如日本暂时不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武力进攻，在准备侵略期间采取较缓和的政策，我们就应利用此时机作积极准备抗战的工作。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敌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问:中日战争的结局你怎样估计?
答:战争的结局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国内统一战线的成功，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援助，是争取此种前途的条件。但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与坚决的抗战，为取得此种前途之最主要的和决定的条件；无此条件，则抗战是无前途的。次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它的目的，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此种危险也是存在的。但这必由于中国人民的分散，不团结，不抗战或不坚决不彻底的抗战，不联合世界上帮助它的友人等条件下才发生此种危险，中国人民如果继续睡觉，房子就会被敌人抢去。共产党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斗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就是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我们号召各党派、各阶级坚决地反对中国殖民地化，要求中国的自由与解放，并且为了取得这种自由与解放的胜利，我们要同敌人斗争到底。
问:英、日最近的接近，你怎样看法?
答:日本统治者与英国保守党政府正企图缓和他们间的冲突，进行着妥协谈判，以达到他们牺牲中国的目的。中国人民不能听他人的宰割，中国人民应当严密注意此事，如果南京在保卫民族利益的工作上表示动摇与消极，人民与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对它都是不能饶恕的。同时我们要知道，英日两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妥协，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基础。不错，英日的妥协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能的，但是何时何地是有限制的。英国欲维持现状，但现状的内容容易时刻变动着，这从“九一八”后英国的步步退让中可以看出来。在基本上，日本对华的独占政策与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所持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对立的，但是一时的、某些部分的妥协是可能的，因为英国本来随时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达到于它有利的目的。不管英日妥协的程度如何，关于中国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国人民不应一刻疏忽。在抗日运动中，不能过于信赖英国。我们要认清英国的本质，就不会上它的当。中国不能完全孤立，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在今天有着实际的政治意义，中苏的关系应当进一步接近与改善。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对英国保守党与广大的英国人民，我们应当区别开。保守党在西欧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之间，已引起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如在对华问题上再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求妥协，则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外，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密切联系着，我们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问:你对北方青年有怎样的希望?
答:北方青年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这应在集体的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的一环；如若干人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救国时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
[2]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称七君子事件。同年十二月，沈钧儒等被押至苏州，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一九三七年四月，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对沈钧儒等提出公诉，并于六月开庭审判。由于全国人民声援和七君子坚持斗争，七七事变后沈钧儒等被释放。
[3]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系、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