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1971年8-9月)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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