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一)党内与党外问题。
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
(二)合法与非法问题。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这样，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党内便于团结。
(三)弄清思想与结论宽大问题。
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问题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现在中央指定读五本理论书，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是用改造与感化的方法，引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不能采用急躁的消灭的方针。
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内战时期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过去在国际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在巴黎公社时期犯“左”的布朗基主义错误，后来又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规律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用的政策会反映到无产阶级党内来。例如，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用联共政策时，我们党内容易产生右倾错误；在皖南事变时，便产生“左”倾错误，有人认为是又一次“马日事变”，主张举行全国暴动等等，资产阶级一触，我们即跳。
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
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着重于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到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不要否定一切。
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五)对六大的估计。
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
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在蒋冯阎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便认为革命形势到了高潮，没有准备好群众条件也要暴动。
(六)党内的宗派现在是否还有?
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这样的估计才符合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
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小资产阶级的广大；(2)长期被分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3)思想教育的缺乏。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内部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很严重。长征过的老干部容易强调从军队来的力量，这也是有道理的，当年没有红军北上是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大的力量，而只能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点，本地负责同志应向本地干部作解释。而南方来的负责同志也要向外来干部解释清楚，如果没有本地的干部和党组织及群众的基础，工作也是不能搞好的。全部北上的红军到陕北时只有二万五千人。现在我们有了近百万党员，只有少数是老党员。延属地委除王震同志外，主要是本地干部，西北局及华北、华中各地区，主要也是北方干部多，因此外来干部要了解这一点，要重视这个问题。头一条，要说明红军干部有成绩。最初本地干部把八路军当作“神”，后来又认为一钱不值，现在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就是说不是“神”，或者说是有缺点的“神”。第二，外来干部同本地干部要多交谈，要了解当地历史，要与本地干部合作，在这方面要有自觉性。现在基础是本地同志，老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一点。山头主义是目前党内最主要的具体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了。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自《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九二——九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