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
主席著作推动一个国家并改变世界

文/理查德·里夫斯[美]
   译/蒋影

   准备中国之行

   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17日启程开始他的中国之行。2月14日,他会见了詹姆斯·巴克利参议员,后者刚刚从周游东亚的旅行中归来,同行的还有安德烈·马尔罗(法国作家、社
会活动家,曾访问过中国)。巴克利担心美国将削弱对台湾地区的安全保障,因而反对尼克松去中国。

   而马尔罗则说:“你将要与一个伟大人物打交道,毛泽东在50年以前就已经出类拔萃了,他有着惊人的了不起的命运。这个访问很值得!”

   晚餐之后,尼克松和马尔罗在白宫楼上家庭餐室的壁炉前坐了下来。“今后25年美日和美中的关系将决定太平洋区域的命运,”尼克松说,“或者说撤军将制造出一个真空,而这真空将被另一个势力所填补,日本或者苏联。我的目的,那就是更好地了解中国。”

   “至少在50年内没有人知道你是否成功了,总统先生,”马尔罗说,“中国人是非常有耐心的。”

   这个夜晚尼克松激动异常。当他送马尔罗到他的车前的时候,这位作家转过身来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是我知道假如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明白你正在从事的事业的人,都将向你致敬!’”

   最后是关于健康的考虑。斯蒂芬·布尔,尼克松的私人助理,在启程前几天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看到总统当着他所信任的几个人毫不遮掩地弯腰伏在桌子上,让医生在屁股上注射防御肝炎的迦玛球蛋白。

   “空军一号”此次飞行将横跨美国本土,首站飞往檀香山,在那里停留两夜和一个白天,然后再前往关岛停留一夜。这个路线和时间是白宫医生们精心设计的,以最大程度减低总统的时差反应。

   会见毛泽东

   关岛停留之后,他们到上海接上中方先期谈判人员,空军一号飞向北京首都机场。飞机在2月21日星期一上午11时32分着陆。

   同天的2时30分,尼克松正准备在楼上洗个澡,基辛格急匆匆地冲进别墅,说毛主席要见总统。

   美国人在围成半圆形的棕色沙发里就坐后,中方摄影师进来拍照,一些简短的交谈也在进行着。基辛格说他要求他在哈佛的学生们研究毛的著作。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而且还改变了世界。”尼克松说。

   “我无法改变世界,”毛说,“我只是能够改变北京附近的几处地方。”然后他说,“我们共同的朋友蒋介石总司令完全不同意这些,他把我们称为共匪……”

   “主席怎样称呼蒋介石?”尼克松问。

   “我们彼此毁谤。”毛回答说,并且补充说他认识蒋的时间比尼克松要长得多。

   “我们两人不能独占这整个的表演。”毛说着,文雅而巧妙地推动着话题的深入。“如果我们不让基辛格博士说点什么,这出戏就不完整。你已经由于你的中国之行而变得非常著名了。”

   “那是总统指导的方向,并且亲自做出了规划。”基辛格说。

   发布《上海公报》

   22日的正式会谈之后,总统与周恩来在23日下午又进行了一次会谈。

   然而,顶峰级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剩下来的事情就只是谈判联合公报的文字稿,对于美方来说,就是基辛格的工作了。尼克松和周恩来两人都离开了这个主题漫谈起来、偶然间中国总理又回想到了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看法,说苏联人“他们根本不讲道理”。

   尼克松谈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说起过的故事,那是关于韩国前总统李承晚的。“1953年,我作为副总统开始第一次的环球访问,艾森豪威尔总统给了我一个带给李的口信。李正在考虑着要向北方推进——入侵北朝鲜,而我却携带着令人不愉快的使命去告诉他,他不能去,而且如果他真的去了,我们将不再支持他。当我告诉李的时候,他哭了。”

   周则讲述了珍宝岛事件,1969年中苏两国军队在那里彼此开战。“柯西金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要求接线员接给毛主席。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这位接线员回答他说:‘你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因此我不会给你接听。’然后柯西金说:‘假如你不去给我接到主席那里,能否请你找到总理?’这位电话接线员又给了他同样的回答。”

   2月26日星期六,在飞往杭州的飞机上,总统走出与周共用的隔离出来的客舱,坐在助手霍尔德曼身边,在两个小时的航行中多数时间一直呆在那里。

   27日,当尼克松到达上海锦江宾馆时,基辛格已经等在那里了。他随身带着公报的最后文本,里面包括了国务卿罗杰斯提出来的一些改动。后来,罗杰斯又带着更多的问题去找尼克松。“告诉他我在睡觉或者什么的,”尼克松对霍尔德曼说,“可以把什么都告诉他,就是我不想见他。”

   但他还是听取了罗杰斯的意见,而且一件一件地进行反驳。之后,他非常冷漠地说:“现在,我希望国务院百分之一百地站到后面去。”他睡觉去了,睡了3个小时。此时《上海公报》公开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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