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南海到克里姆林宫
——回忆给毛泽东同志当翻译

　　1949年8月某日，在北京中南海，我第一次在毛主席身边担任俄文翻译。当年我22岁，是在我们的前辈师哲同志的领导下参加这次工作的。作为一个青年，能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来到首都，并见到了全国人民无限敬仰和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时我心中的幸福感和激动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这天下午三时许，几辆小轿车从新华门缓缓驶入中南海，车里坐的是十几位普普通通的苏联朋友。她们是当年沈阳铁路局的苏方职工或职工家属，领队的是位男同志杜拉索夫局长，其余都是女同志。她们是随同刘少奇同志和第一批200多名苏联高级顾问一起乘专列从沈阳来京的，在餐车上担任临时服务员。由周恩来同志安排，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她们。毛泽东从勤政殿北面的旁门进来。他步伐稳健，走得较慢，满头黑发，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目光炯炯有神，容颜慈祥，神采奕奕。他同我握手时问道：“你这个小鬼是干什么工作的呀!”，我又激动又紧张，竟然说不出话了。站在一旁的王学文副局长代为回答说：“他是翻译，也在我们铁路局做秘书”。主席微笑着说：“呕!翻译，那好啊，请你告诉苏联同志，我们很感谢，她们一路上辛苦了”。这是一句很普通的寒喧语，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一次考试，“辛苦了，”这句话如果翻译不好，在俄文上会被理解为“你们累了”，这样就不确切了。当时我译成“”谢谢你们的服务和劳动”，看来这样表达比较合适。苏联朋友很高兴，说：“感谢毛主席接见我们，在火车上做了点工作，是应该的”。主席还和苏联朋友作了亲切的交谈，希望他们在北京多看看。这十几位苏联友人下榻在当年的哈德门内的德国饭店。主席接见后，他们回到旅馆久久不能平静，有的说：“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有的把这次活动写进了日记，有的马上写信把这喜讯告诉自己国内的亲友。
　　 同年11月初，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等一起来到当年的铁狮子胡同苏联顾问团总部，参加苏联专家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毛主席在集会上讲话，感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感谢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们的辛勤劳动。他说：“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也很复杂，希望你们常和中国同志接触，了解我们的国情”。还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对中国的革命能否取得成功，有人怀疑过，但我们终于胜利了，如果中国革命不能胜利，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译好毛主席的这段话，最后一句是关键。就是“不灵了”，就语言的表层来说是反义词，它的深层含义恰恰是“灵”，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把握了这一思想才能正确地表达主席这句话的实质。毛主席的话引起了全场中外同志的阵阵掌声。
　　 50年代我参加了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部分重要会谈的翻译工作，其中包括1957年毛主席第二次率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
　　 1957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下午3点多，毛泽东吃过“早饭”，踱出屋门，到院里散步，我忙轻步追随去。
　　 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由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并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和郭沫若等许多领导人。组织上确定我跟随毛泽东出访，担任翻译。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安排我们在中南海直接接触毛主席，尽量熟悉老人家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
　　 毛主席带着思考问题的神色漫步走了一会儿，侧脸望我一眼，问“哎，李银桥呢？”“我在这儿。”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跟上来。主席站住脚，指着我和李银桥说：“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我和银桥都笑了。主席又对我说：“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主席说着，掏出一支烟，银桥替他点了火，我说：“主席，你抽烟太多了，我记得伏老来时曾劝你戒烟。”“唉，伏老劝我戒烟，戒不掉怎么办？”主席面带难色地说：“只好点一支，看着冒烟，不往肚里吸。”毛主席喜欢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天，我告诉他说：“伏老到警卫团参观，一进连队宿舍就立正敬礼，说‘红军战士伏罗希洛夫前来报到!'”“是吗？嗯，他是老红军，斯大林的老朋友，打过不少仗”。毛主席提到伏罗希洛夫时总带着一种亲切友好的语气。“你了解赫鲁晓夫这个人吗？”毛主席忽然问我。“不太熟悉，只是跟总理和彭真同志出访时和他接触过几次。给我的印象是思想敏锐，很精明，比较开朗，有时容易锋芒外露。据说这个人脾气是比较暴躁的。”“赫鲁晓夫有胆量。”毛主席不无赞赏地说：“不过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可能日子不大好过，是多灾多难的。”毛主席的举止总是高度的镇静，走路慢，步伐稳健。他时常停立在一个地方沉思着什么。聆听主席的谈话，要时刻考虑翻译上的难点，力求有所准备。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俄语纸老虎怎么说？”我回答之后，他老人家用英语重述了一下，“拍泼太格儿”(paper tiger)。他的湖南乡音很重，一本正经地走了腔，我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于是，主席也笑了。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刻都在注意着毛泽东此次访苏的行程，几乎每天都要来电话询问代表的启程日期等情况。
　　 快到出发的日子了，尚昆同志把我叫去，吩咐说：“小李啊，你即刻约见一下尤金，向他转告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并说：“这个交涉你要尽力办好，请尤金报告苏联领导，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能够照办。”尚昆同志说：“主席的意思是要请苏联方面把机场的迎宾仪式统统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下飞机就走。”我忙说：“这恐怕不行吧？”。尚昆同志说：“你去谈谈看，有什么结果，我再报告主席。”尚昆同志又讲了几点主席生活作息方面的事后说：“王敬先(警卫局长)已经去莫斯科了，请按他的意思做好准备”。
　　 电话联系后，我驱车赶到苏联驻华使馆。尤金迎上来，开口就问，“怎么，行程有改变吗？”我忙说：“不，没有。”尤金放心了。“尤金同志，我来找你是转告毛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我讲述了毛主席的请求。“哎呀，这可不好办。”尤金耸起圆滚滚的肩膀，摇动红润的四方脸盘，波浪形卷曲的头发随着摆头颤动不已，“我可不能作主。我立刻报告，请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讨论决定吧。我能做到的就是如实传达毛主席的请求。”“谢谢”我点头表示理解，“另外还有毛主席的生活习惯……”“至于生活安排，莫斯科已做好准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主席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穿了好几年，这次去苏联参观庆典活动，起初主席不同意做衣服，经中央决定才做了一身中山装。49年的一双胶底黑皮鞋一直穿到莫斯科。他只睡硬板床，而且在双人床的一半堆放着书，其中有许多线装古书，他是位手不离卷的人，我到他房里去，几乎他都在看书。饮食方面主席也很简单，我常见到的是小米稀粥、辣子加几片火腿，绿豆饭，豆腐汤。他喜欢吃鱼，而且吃的非常细和巧，鱼骨头和鱼刺干干净净放在小碟里。他不习惯吃面餐，只喝些西餐汤，其他菜吃得很少。不过在苏联时他曾赞赏苏联厨师做的烤鹌鹑，说：“这个秃尾巴鸟做得好，颜色好看，吃起来也可口”。
　　 1957年11月2日上午8时许，毛泽东登上“图104”客机。一位塔斯社记者虽然想方设法追着毛泽东提问，想请毛泽东讲几句话，但最后还是落空了。“图104”在送行的中国党政领导人的频频招手中载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徐徐起飞。这是苏联派来的专机，机舱里清洁舒适，有办公的桌椅也有休息的床铺。机组人员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很平稳，精选来的空中小姐个个都漂亮、热情、庄重。她们包围了毛泽东主席，争着握手，握住了不肯放，热情地问候，纷纷表达自己的崇敬热爱之情。“好了，好了，可爱的姑娘们。”尤金走来为毛泽东解围。毛主席没有休息，先去看望同机出发的宋庆龄等代表团成员。毛主席对宋庆龄副主席非常尊重和关心，到她的客舱中问候：“怎么样，还适应吧？”“感觉还好”宋副主席微笑点头。“路途还长，到了莫斯科后估计还不能马上休息，在飞机上倒是轻松了，趁这个机会你要休息好。”主席关切地说。“主席，您事情多，更要抓住时机休息好。”宋庆龄感谢地回答说。主席回到前舱后对我说：“你去把尤金叫来，我要跟他谈谈。”尤金进来，毛主席请他坐到桌子对面。“你是哲学家，又是老朋友。”主席开玩笔似的眨一下眼，“对不对？”尤金带着哲学家的认真表情，很沉着地点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跟您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下意识地用手指理理头发，说；“那好吧，争取及格。”毛主席笑笑，接着又问：“你说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一个劲眨眼，终于作难地叹道：“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考住了？”毛主席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笑道；“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妙，妙!”尤金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快到伊尔库茨克了，飞机将在这里降落暂停。尤金告辞去办一些事，我借机将一份讲话稿送给毛主席。按照惯例，首长在公开场合的讲话稿事先总要给翻译一份，预做准备。我说；“主席，这是为您准备的机场讲话稿。您过过目吧？”毛主席接过讲话稿，右手习惯地握起一支铅笔，目光缓缓扫过字里行间。随行的摄影师侯波见主席在飞机内聚精会神看稿子，便轻轻地靠近过来，选位，对焦，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主席看过讲话稿，头也不抬地吩咐：“去把尚昆同志请过来。”“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毛主席用商量的口吻问道。“这是公开出访，依照惯例还是讲几句好。”尚昆同志解释。毛主席略一沉吟，又问：“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就算了。”“这只是做个准备，不一定照着念。”“好吧。”毛主席将讲话稿放进上衣袋：“留作备用。”
　　 “图104”在伊尔库次克机场降落。苏联派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外长费德林，专程来这个边境城市迎接中国代表团。波斯别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深度眼镜时戴时摘，说话慢条斯理，向邓小平同志介绍《莫斯科宣言》的起草情况和活动日程安排，又向杨尚昆主任介绍会议组织筹备情况。
　　 下午3点左右，飞机抵达莫斯科，降落在伏努克机场，舷梯下红地毯铺成长长一条路，当毛主席的身影在舱门一出现，机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赫鲁晓夫满面笑容热烈鼓掌，在他身后是一大批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也来了。毛主席一边下梯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相互问候，亲切拥抱。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拥抱时尤为亲切。毛主席顺序同前来迎接的苏联其他高级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用他那激昂高亢的湖南腔说：“同志们好!”向接受他检阅的苏联三军仪仗队大声问候。“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发出了三声震耳的欢呼。欢迎仪式完毕，赫鲁晓夫陪同毛主席上了第一辆“吉斯”车。这种车很宽大，主席和赫鲁晓夫坐后排，我和李银桥“哼哈二将”坐在前后排之间拉出来的活动椅上，前排是司机和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副局长札哈洛夫少将，他被指派为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的卫士长。我侧着身为两个共产党的领袖翻译谈话。“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吗？”毛主席问。赫鲁晓夫搬动手指介绍已经到来的共产党领导人，介绍到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主席很感兴趣地问：“他们住在哪里？”“安排在市郊别墅了”。赫鲁晓夫回答，并有意补充说：“我们只把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驻地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毛主席对这种特殊友好似乎并不在意。而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而且宋庆龄是副团长。虽然是共产党开会，他们不是共产党，但他们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对他们象对我一样……”。“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们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毛泽东点头：”“谢谢，谢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他接着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赫鲁晓夫忙着解释道：“是的，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都照惯例办的。您这样尊贵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没用了。”毛主席微笑着吮一吮下唇。他高兴或者生气时往往做这个动作。毛主席观看道路两旁建筑楼房，赫鲁晓夫介绍了住宅建筑的情况。主席观看了好一会，他点头道：“看得出，比我上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了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穿着也都不错。”
　　 毛泽东主席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札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和叶子龙，把代表团主要成员的住处都看了一遍。特别留意了毛主席寝室里的木板床和改造过的蹲式马桶。
　　 在下榻处的会见大家谈得很热闹，赫鲁晓夫扯扯同毛主席谈笑风声的伏罗希洛夫的衣服说：“我们该告辞了吧？该请毛泽东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休息了。”苏联领导纷纷握手道别。赫鲁晓夫殷勤地向主席介绍道：“亲爱的毛泽东同志，顺便告诉一声，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一切都按照您的希望做了准备……”
　　 可是，毛主席到为他准备的房间里没呆多久，便慢步通过走廊，到了楼下，直朝我们住的房间走来。我和保健医生住在一起，见主席进来，连忙起立。没说什么，在屋内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房间不大，但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一切都很方便。主席点点头，回身走出去，上了楼。我正心里犯嘀咕，不知怎么回事，李银桥来了，拽着我就；“你来一下，主席找你。”我忙跟随李银桥上楼走进主席的寝室，见他老人家独自静坐床边，双手放在膝上，一付若有所思的神情。我在离他三米远的地方站住，听候吩咐。主席招手要我过去，我走到他身边。他用很轻的声音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住，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我一怔，头立刻摇起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看你，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我解释道。“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我出屋，没去找苏联同志，先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尚昆同志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各国党的代表团纷纷抵达莫斯科，彼此之间的互相拜会、会谈、宴会等活动很多。毛主席不常自己出面，这样其他领导同志自然就更忙。
　　 毛主席自第一次访苏后，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 年初，斯大林与世长辞。这件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苏联一党一国的范围。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后，他很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支持，在国际事务的全局中是十分重要的。而支持苏联，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对外政策。
　　 毛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1954 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第一个最高级代表团来中国，当时就曾提出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毛主席在与赫鲁晓夫交谈中曾表示过：“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赫鲁晓夫回答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该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毛主席表示：“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只是我们还很穷，想多办点事，还力不从心。总的来说，还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一些”。赫鲁晓夫这次来，还是办了几件重要的事：移交中长铁路、旅大港和新疆的几个合营公司，还请中国派遣工人到苏联去参加工作。我们对苏联代表团的接待是高规格的。赫鲁晓夫等取道东北回国，由朱德同志和师哲同志陪同在旅大、鞍山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并给予了最高礼遇。
　　 1956年下半年，在东欧发生波匈事件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曾派遣我们党的领导人先后到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领导人进行了重要的会谈，就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磋商。
　　 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中国访问时又一次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
　　 所以毛主席第二次访苏，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受到隆重的接待是可想而知的。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既有适当的支持，也有中肯的批评。他曾讲过，赫鲁晓夫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这确实需要点勇气。这次在莫斯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毛主席同赫鲁晓夫的交谈是比较多的。在60多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红花虽好，也得绿叶相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通过这种生动形象的语言，阐明内容深刻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们的高度重视，在宴会席间，赫鲁晓夫曾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斯大林，两条腿象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妥善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地谈起自己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着点心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是很不得体的。有一次，毛主席批评赫鲁晓夫说：“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同时也说自己有时也有这种情况。又说：“各个党都有它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讨论，着急不行”。赫鲁晓夫没有完全听进去，他承认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您要知道，有些事我很生气……”。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毛主席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在我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来，希望你们对待他们和对我一样，看作朋友。”赫鲁晓夫也说：“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可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掌管全局。”
　　 在这次访苏期间，毛主席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同一些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通过多种方式交换了意见。毛主席应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进行了友好而又坦率的交谈。哥穆尔卡是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毛主席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面，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哥穆尔卡表示：“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哥穆尔卡有话肯讲也敢讲。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纸老虎这个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毛主席也很坦率，他说：“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把它踏在脚下”。接着又说：“我们讲人民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从哥穆尔卡的反应看，他对事物的理解与原来是有所不同了。
　　 南斯拉夫不主张讲阵营，他们不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对毛主席说：“我们给铁托发了邀请，他可能不来……”。毛主席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又问：“铁托不来，还有没有别人来？”赫鲁晓夫说：“有，是卡德尔，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主席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60多个国家党代表开会的时候，卡德尔出席了。毛主席的席位正好同他斜对面。在讲话中毛主席面对着卡德尔说：“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话说得很简单，可卡德尔受到了感动。
　　 毛主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的19个昼夜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情接待。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除了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的活动以外，还出席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了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两个会议中间，同各国党的领袖们商讨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和各国党的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两个会议都取得了圆满成功。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上了签了字。
　　 最后，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党的代表团。毛主席祝酒说：“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们这么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接着，他说中国有首古诗：
　　 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
　　 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
　　 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这次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国际活动，在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李越然

摘自：《缅怀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