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读《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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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战地黄花

(作为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毛泽东对生活依然充满着浓浓的情趣。生活的目的,应该有比生活更好的东西。革命战争的目的,总是有比战争更美好的追求。如果不投入到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当中,不注意挖掘战争背后的正义和理想,那么,你就看不到生活的意义,也感受不到革命战争背后的美丽。曾经穿越枪林弹雨的毛泽东,看到了,感受到了,并把它写成了诗。

毛泽东是曾经沧海的人。就像打仗总会有进有退一样,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行程中,他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几经沉浮。)

1929年6月间,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西边的龙岩,接着在城里的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天,对毛泽东来说肯定是痛苦的,)他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被选掉了(,因为他提出红军总是流动作战,太像古代农民起义军黄巢、李自成们的做法,要下决心纠正这些不好的倾向)。

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军,(先后到上杭一带的蛟洋、苏家坡和永定的牛牯扑)养病去了。他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在老乡家里,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化名“杨先生”,一度还住在远离村子的一座山洞里。)

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国民党的报纸甚至发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山中。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郑重其事地发了一则一千多字的《讣告》。(里面说,“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讣告》还宣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人,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

民国元老、词坛著名的南社领袖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柳先生后来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进诗里。

柳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也在写诗,写一首战场人生的诗。

1929年10月10日,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来到了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上面。(第二天,就是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常常在这一天登高、赏菊,插茱萸、放风筝。这是的毛泽东似乎格外地轻松。凭楼远眺这江天寥廓的远山近水,汀江两岸霜叶一片,江岸码头旁的千年古榕使人想起人世的沧桑。缓缓逝去的汀江,则让人想起岁月的漂流。临江楼庭院内盛开的簇簇黄菊,更唤起复杂的人生感慨。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禁不住回首往事。

秋收暴动,中央责怪他没有坚持攻打长沙,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传到井冈山,说成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一度不能过组织生活。几个月前,又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失去了前委书记之职。)

往事历历,前局未定,移情于景的毛泽东喟然长叹--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为这首词取名为《采桑子·重阳》。

(古代诗人在重阳节这天,常常会吟咏生命,怀念故乡,移情老人。毛泽东显然联想到了这些。但他的人生感受却格外地透露着远非闲病之人所能达到的乐观和高昂。他把人们引到一个革命家和战士的心的感伤世界。他把秋日菊花勾起的感伤和寂寞,投射到对开阔的大自然的凝视之中,心情显然又归于明朗。

上阕写情,从“老”起笔,在岁岁重阳的生命流逝中,诗人抛却了“悲落叶于劲秋”的传统的凄绝感伤。下阕写景,秋风一年比一年吹得揪心,诗人却从中体会到春天的生命状态。)

1962年发表这首词的时候,毛泽东把上阕最后一句“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本来就比较明朗的心境,更充满自信,传达出“战地人生分外美”的乐观情绪。

(“春花秋月何时了”,多少诗人写过花前月下,绮词丽语奔眼来,多是些悲欢佳话。“一朝风雨花憔悴,吹落它雪月风花”。)诗人毛泽东在戎马生涯中,别具一格地写下了香飘四溢的战地黄花。

[是什么让诗人始终拥有着如此通透豁达的心胸,始终洋溢着如此浓烈的乐观主义情怀?是坚定的自信?不易的信仰?还是强烈的使命感?抑或奇才天纵?搞不清楚。刘可非感记。]

不久,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他又跨上他的那匹大白马开始四处征战了。

共产国际的《讣告》说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殊不知,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远远还没有完成。)

柳亚子也知道了毛泽东的死讯是个误传,知道了毛泽东正在江西苏区搞得轰轰烈烈,禁不住重又高唱:“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两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遭遇了人生的沉浮。

1931年秋天,在领导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回到瑞金。(中央决策层似乎并没有为这位凯旋的将军感到特别的骄傲。)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人们叫他“毛主席”。可“毛主席”此刻的心里并不好受,因为)中央同时免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他这位主席只能在后方工作。

(在后方工作,耳边很久没有听到枪声了。毛泽东的那匹大白马,1929年攻打长汀时从敌军师长郭凤鸣跨下夺来的坐骑,也很久没有在战场上奋蹄驰骋了。它似乎和它的主人一样,渴望看硝烟弥漫的地方。虽然时常听见大白马仰起长颈嘶鸣,可毛泽东的诗笔还是停了两年。直到)1933年6月的一天。

那天,毛泽东骑着他的大白马从瑞金沙洲坝赶到宁都,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批评提出申辩,但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批评。他重返前线领兵打仗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了。(会后,毛泽东心情沉重地骑着马,踏上从宁都回到瑞金的归程。)归途中,突然下起一阵暴雨。

傍晚时分,雨过天晴。在离瑞金六十里的一个叫大柏地的村镇,毛泽东停了下来。

(大柏地,这里他太熟悉了。突然,他的目光盯在了村旁一处农舍的墙壁上面。几个被射出的子弹咬出的坑凹,展露在一抹夕阳金光里,格外地刺眼。战争,那逝去了的战争,真像是不速之客来扣打他本已无法平息的心扉,顿然间撞开激动人心的回忆闸门。)

四年前,也就是1929年的大年初一,正是在瑞金和宁都之间的大柏地,红四军打了一场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一个胜仗。(当时,红四军被两个旅的敌军追了一路,来到这里。大柏地山峦起伏,有一条峡谷,中间是通往宁都的路,两边的山被称为关山,长满参天大树。初一那天,毛泽东在这里布下口袋阵,引敌上钩,来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了敌军两个团长。接着顺势北上,第一次占领宁都。)

凭吊旧战场,毛泽东怎能不百般感慨。

刚过的阵雨似乎洗去了积年的尘污,把昨日的战场冲刷得更加清晰。飞动的彩虹又陡增装点,似乎把眼下的沉闷境遇映照得明艳起来。

于是,一首《菩萨蛮·大柏地》在胸中酝酿出来--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按古人做诗的逻辑,凭吊昔日战场,通常借机倾泻自己在现实中的不平境遇,进而归结到“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惆怅之中。毛泽东没有这样。

他用自己的诗心激活了天空的五颜六色,赋予彩虹以生命,起笔造势,出手不凡。晚唐花间派词人温庭筠也曾用《菩萨蛮》词牌写过雨后黄昏的景致,那是“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的低调。毛泽东的“雨后复斜阳”虽然化自温词,可接下来的“关山阵阵苍”顿使境界大别。一个写零落的花香,纯是孤情绵意;一个写茫茫的山阵,依旧是沉雄一路。

下阕写战场旧址和作者的感受。战争留下的弹洞陈迹依然是胜利的见证。昨日的战争与其说给村落带来了创伤,不如说它破坏了旧的世界,分娩出新的景象,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是,流血铺洒过的战场旧迹在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鲜活明艳起来,江山变得更加妖娆动人了。

毛泽东是在凭吊旧战场吗?是的。可这里没有荒芜的凋败,没有欷嘘的人生感慨。但既然是凭吊,总该有些现实情绪的渗透。毛泽东后来曾说,这首词体现了“郁闷”的心情。诗人的“郁闷”在何处呢?[难道真有人生没有“郁闷”?不可想象,不可想象。甚至,我都不信!可是,毛诗之中却有鲜明体现。如果那样,太令人神往。刘可非痛感。]

为了让毛泽东重返前线,周恩来当时说过,泽东的兴趣在打仗。但现实中,毛泽东只能靠凭吊旧战场来抒怀。这或许就是一种“郁闷”吧!

写完《菩萨蛮·大柏地》不久,中央“左”倾路线领导人以来的洋顾问李德来到了苏区。他把自己当时对毛泽东的印象写进了后来出版的回忆录里。他说,“毛泽东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谨慎的态度,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一向话锋繁富的毛泽东在高层接触中如此“谨慎”,不正是“郁闷”的表示吗?

然而,就像我们在不断延伸的历史故事里看到的那样,遭遇挫折的环境,有时是天才的坟墓,有时却是伟人向上攀登的阶梯。

大事业总会要有大悲大患。大人物经得起大风大浪。

晨曦总是在诱惑旭日,星星总是在诱惑黎明,山谷总是在诱惑春风。对坚韧忠诚、奋斗不息的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事业对他的诱惑,是那样地强烈,那样地不可遏制。

就像大海诱惑江河,就像蓝天诱惑雄鹰,就像原野诱惑骏马,于是,便有了战地黄花的人生观,有了雨后斜阳的审美观。)

[也许,没有“郁闷”的人生,答案就在这里。陈晋先生悟得深,写得好。毛泽东的人生,如果没有郁闷,答案也许只能在这里:与其说是因为革命事业对他的诱惑,不如说是他对革命事业的热爱,是那样地强烈和不可遏制!

进而言之,体现在诗词中,也许是战地黄花的人生观;而体现在毛泽东全部那里的,也许是几度退隐与复出之后的人生超越。

英国的阿诺尔德·汤因比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曾得出过一个颇有神秘色彩的结论:赋有创造性的个人的行为可以描绘成包括“退隐和复出”的两重行为:退隐的目的是为了他个人得到启示,而复出则是为了启发他的同类。

我们宁愿对这个“退隐与复出”做这样的理解:真正的英雄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挫折和挑战,伴随某种一时难以应对之挑战而来的是退隐;在退隐过程中,他通过反思求得进一步的提高,之后得以超越同类、成功地应战。“挑战、退隐,超越后复出、应战”这样一个不断往复、深化的过程,也许对造就英雄是必要的。

这样的往复过程,在毛泽东那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至少有四次。对此,我们曾在《不为毛泽东辩护》中作过考察。正是这四次退隐复出的艰难磨砺,才造就了毛泽东的执著与兼容共存,自信与威信兼备,志向与理论并举,魄力与历练同在。也正是在这个退隐复出之中,一个惊天地、动鬼神、空前绝后的大英雄,终于完成了他的成长过程,横空出世。正所谓:几度退隐与复出,横空现世扫苍寰。

英雄既然造就了,胜利难道还会远吗?

战地黄花的人生观,应当是这个退隐复出之过程造就的;同时,也正是这种人生观,帮助毛泽东完成了这个退隐复出之过程。刘可非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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