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蕾
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时期是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从观念史或意识形态史的角度看，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支配、建构、调节和引导这一时代中国美术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文本。在此时期从事艺术创造的美术家，以《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社会主义新中国所确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用创造性的艺术劳作，建构了毛泽东时代的视觉文化和新中国的独特形象。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在中国美术史上，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形态与样式，具有独立的史学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以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方针，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求，制定国家的文艺政策。在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关于政治与艺术标准、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等问题的讨论在美术界不断展开。经过对外来艺术因素的吸收，对民族化的探索，对大众化的重视，塑造出了毛泽东时代美术的典型视觉形象。在反思和研究的层面上，我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美术体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表达与实践等问题，是必须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特别是在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来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中的美术，我们会因为有了相应的历史距离和两个时代的意义差异，而能更加客观地面对这段美术史。
“党史已经提出了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概念，小平也提过毛泽东时代。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毛泽东时代，但是没有为这个时代本身的系统思考。”邹跃进在制作画册《明朗的天——1937至1945解放区》和《新中国美术史》的过程中，发现从美术发展的角度，1942年到1976年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时期，因此以“毛泽东时代的美术”为题，申报了国家课题，经费是4万元，课题将于2006年结题。这个课题的主要工作是制作画册和展览，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邹跃进与李公明、王璜生一起策划了“毛泽东时代(1942-1976)美术文献展”，展览于4月30日至5月29日在广东美术馆进行。
结束展览后，邹跃进计划将展览的内容出版一本画册，再将这些研究写成一本书，“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美术研究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重走安源路
“毛泽东不可能给艺术家当模特。”即使是发行超过28亿张，出现在杂志、报纸、像章、宣传画等媒介上的《毛泽东去安源》，其作者刘春华当年也没能因此受到毛泽东接见。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现存于人民大会堂)，题目上的“江山如此多娇”也是毛泽东写好，再用幻灯机打上去，然后描摹出来的。
《毛泽东去安源》是毛泽东时代非常重要的美术作品，去安源象征着对工人阶级的领导，“1964年刘少奇去安源的时候画过”。1967年，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一个“毛泽东去安源历史考察”小组，“组织画家来画这个历史”，刘春华就是成员之一。
刘春华和考察小组的其他画家一起到安源体验生活，他按照毛泽东在安源走过的路线走了一趟。从刘春华当时画的素描来看，他挑选了这条路上的几个点，最终确定毛泽东站立的位置，是因为“这条路比较开阔，相对平视得多，视觉效果上毛泽东是从下面走到了一个相对高的点，显示了毛泽东坚定的革命信心。”邹跃进介绍说。创作时，刘春华找了个模特站在选定的位置上，反复寻找毛泽东走在这条小路上可能的表情，“天上的云彩突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风云变幻。”
后来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以“毛泽东去安源”为主题的绘画展，展览进行了一个月，群众要求延长展出时间，“展览门口有一个留言板，人们对刘春华这件作品好评如潮。它响应了那个时代的民众对毛泽东形象的期待。”这幅作品受到的好评引起了《人民画报》的高度关注，决定把这幅画印刷出版。当时来不及放在杂志正文中排版印刷了，《人民画报》就出了一个插页，单页来发行。邹跃进向刘春华了解过这之后的反馈，“刘春华告诉我，后来画拿到中南海去给毛泽东看，他说自己当时穿的是草鞋，不是布鞋。”
1952年创作的《开国大典》在这些方面则要严格得多，“本来衣服可以有很多变化，但这里必须尽量简化，衣服要选用比较单纯和素色的”，不过衣服款式的取舍在董希文创作中，还只是最简单的部分。“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文化部、革命历史博物馆组织大家创作历史画，《开国大典》就是其中的一幅，也是变化得最多的一幅。”
1979年，经过两次修改后的《开国大典》又要恢复到董希文最开始绘制的状态，于是靳尚谊就照着原作又复制了一次，“《开国大典》又变成了开始的样子。”经过两次的复制和修改，现在的《开国大典》比原作更加光滑，更加平面，“原来的边缘线没有那么整齐，现在轮廓线也清晰了很多，更强化了民族化的特点。”
画家更像是记者
邹跃进从美术发展的角度，将1942年至1976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2年到1949年的解放区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木版年画。
“因为没有条件画国画，木板年画比较适合战争年代的需要，很快可以复制、大量张贴和散发。”当时很多版画家都深入到部队、农村，“严格意义上讲，他们更像一个记者”，他们吸收了农民年画特点来表现当时所需要的革命题材，把发生的事情用图像刻出来，然后给战士看、给农民看，目的就是“让他们感受中共产党英勇不屈的战争精神，感受共产党的改革”。
鲁迅是最早大力推广版画的人，所以很多版画家都是受鲁迅革命精神影响出来的，“这批人去了延安，他们很革命”。鲁迅也是毛泽东时代被美术作品描绘得最多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且也只有他一个。
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型和定格，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的。像罗工柳等人组成的木刻考察团则是按照讲话精神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胡一川的回忆录里面也有提到当时的木刻深入生活的情景。”
当时，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太行山，看到日军利用民间艺术形式进行宣传，决定采用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年画来夺取宣传阵地。胡一川、罗工柳等开始了年画创作，期间还邀请民间年画艺人加入制作。他们创作的年画在农历腊月二十三赶制出来，胡一川和杨筠当天就背到镇上摆摊叫卖，大受欢迎。彭德怀得知后，亲自写信给木刻工作团，表扬年画工作者。
这个时期的前一段，年画内容是美人照和革命题材相结合，传统和现代相结合。1938年之后，一批美术青年从上海、杭州等地到了延安，他们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美术教育，作品一开始并不能被当地人接受，当时的西式木刻被称为“没洗干净的阴阳脸”。邹跃进说，当时美术创作的目标就是能让农民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干部和战士接受。经过逐步改造，美术作品中革命化内容的比重不断增加，“到后来就是只有革命化叙事这个功能了。”
1949年7月开了第一次党的文代会，强调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作用，把党的文艺理论从解放区扩散到全国，美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解放区和鲁迅艺术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接管、改造、重组所有的美术机构。每个学院当时都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所有的学科和画种都进行了讨论，讨论的过程中间出现各种思想，但这些思想都是以尽量接近“延安讲话”为标准，对山水画、花鸟画的争论和改造也由此开始。
经过改造，山水画的创作最终形成了三个趋势：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描绘毛泽东诗词的意境；描绘大山、乡村中的中国革命圣地。
山水画主要集中在井冈山、贵州、云南，红军经过的地方，然后是陕北、韶山。“毛泽东时代的山水画更加实在，不像明清以来的山水虚幻。”邹跃进说。“实在”是指作品表现的内容通常是“红军经过的第一座山”之类的实在含义，而且在标题和跋上会把这种寓意明确地提出来。“当时画岳麓山的特别多，因为那是毛泽东年轻时候立志的地方，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北方的画家没有看过岳麓山，岳麓山其实并不高，但是画家们把它画得像北方的山一样雄伟。”改造还体现在颜色上的改造，“以前的中国山水画以暗色调为主，但毛泽东时代山水画的山以红色居多，当时特别忌讳黑色，为了突出圣地的红色，画面上就用重色，用红色、绿色。”
“毛泽东时代的山水画，主要是‘山’。毛泽东从农村包围城市，在大山里行动，这为山水画家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山既有纪念碑的气势，又有革命的含义。”毛泽东的诗很多以山为主，“要征服、改造山水，让它们成为为人类服务的山水，具有纪念碑的含义，这在过去是没有的。”“画社会主义农村要以‘田’为主，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比如说画人在劳动，人很小，在山下都在劳动、建设、修水库；或者是画建设的成果，水库、电线杆。和过去不食人间烟火、文人的逍遥自然完全不一样了。”
花鸟画也遵循这个原则，“过去花鸟画只是文人的笔墨趣味，抒写胸中意的东西；到了毛泽东时代，花鸟画都有了主题，比如祖国万岁，比如丰收。”以前画花鸟大部分都是不可实用的东西，但是到了毛时代，都是可实用的，和物质生产有关系的，比如画苹果，画栗子、棉花，总是和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又和社会主义的丰收联系在一起，过去画竹子都是说风骨和道德，现在都是竹子丰收了，我们有更多可用的资源了。画菊花旁边也要画一个军壶，表现正在行军、操练的意境。
从画风上看，经过改造之后，作品中也没有了文人的忧郁、伤感、阴暗，取而代之的是健康、光明、向上的，“一看就知道国家生活在光明的时代里。”邹跃进归纳说。
不爱红装爱武装
王璜生说：“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给艺术制定了三个方面的方向———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艺术有政治和艺术的标准，注重了艺术的普及和提高。延安座谈会的讲话提出了文艺应该怎么为政治服务，提出了什么是普及和提高。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但讲话也并不否定高雅艺术，而是注重了艺术的提高。讲话为文艺发展制定了方针和相关的体制，艺术家一定要深入生活，同时给予这些艺术家政策上的倾斜。1949年之前和之后都注重关注民众生活，不同之处是解放后的关注民众，是朝着欢乐的方向关注，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和激情，这给艺术家一个实在的规定。”
在当时，画家和时代是否匹配，标准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止，“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文艺有很多反复和偏离，但最终延安座谈会精神，会不断纠正偏离方向的艺术思潮、艺术观念和艺术思想。”
更多的画家在不断的纠偏中努力朝着延安座谈会讲话的方向改变自己。“一进入新中国后，徐悲鸿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去山东写生，深入生活，并且画英雄。”
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李可染。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主色调是红色的。李可染早年因画黑色而出名，但在1949年之后，其作品主色调转化成了红色。
画家傅抱石的儿子傅二石曾回忆：“1950年他(傅抱石)根据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一词创作了他的第一幅毛泽东诗意画。其后便乐此不疲，直到生命的最后。其所作毛泽东诗意画的数量已无法统计，估计不下一二百幅。”
傅抱石参与的《江山如此多娇》着力寻找毛泽东诗词意境和山水画的结合。
“最早的尝试就是在傅抱石身上，研究者后来发现跟郭沫若有一定的关系。郭沫若促进了这种诗意和画的结合，启发、影响了傅抱石。傅抱石又从这个角度改变山水画，使这种创作方法成为了全国的主流。现在没有办法追溯这种风格的第一部作品，但是可以知道傅抱石是最早从事这种艺术实践的。”邹跃进说。
作为这个主题时代结束的标志作品，展览选取了陈丹青的《泪水撒满丰收田》。邹跃进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影响太大了，听到广播，我们都流过眼泪。这是陈丹青24岁的时候画的，他在当时并不出名，好像是他参加全国展览的作品。我们把这个作品作为主题的最后终结。”
谁知道车里装着《开国大典》？
“《毛泽东去安源》的尺寸其实并不大，拍卖价是606万元，那是1990年代中期，现在又过了十几年，只会往上涨。《开国大典》要拍卖至少上千万，那两幅修改过的作品也不会低于这个价格。”邹跃进说，自己为完成“毛泽东时代的美术作品”项目而进行的搜集仅限于“出版领域”，但即便是这样，仅靠国家课题的4万元项目资金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通过和广东美术馆合作，通过他们的馆藏和他们向其他博物馆借收藏品，才得以举办此次展览。
《毛泽东去安源》并没有得以展出原画，而是拿作者拍摄原作的反转片，喷图放大的。“原作据说是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里面，过去在国家博物馆收藏，后来刘春华拿来拍卖，由广东建设银行买了给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我们去借了但是对方担心之前所属权官司的问题比较敏感，所以不太愿意借。”当时美术家的作品没有版权的说法，都是一次性付清，年画可能有小小的重印费，但那都不能成让艺术家成为富翁。后来开始强调版权，涉及到究竟谁创作的问题，“有人说是集体创作，刘春华说是自己创作的，刘春华拿出素描来证明是自己画，或者自己主笔创作的。”不过即使是这些素描手稿，要借出来也有一个很高的定价，“刘春华不要求美术馆购买保险，而是签了一个协议，如果坏了或者是丢了，就按照协议定的比较高的价钱赔偿，定高价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重视这个作品。”
1990年代，艺术品收藏市场上开始了革命题材作品的拍卖，“刘春华本来准备把《毛泽东去安源》交给中国美术馆收藏，结果看了他们的画库，觉得一塌糊涂就不敢了。正好遇到拍卖，他参加拍卖的要求就是不能卖到国外，必须留在中国，现在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收藏条件他还是认可的。”
《开国大典》是从国家博物馆借出的原作，用专车运送过来，“我们还从国家博物馆借了四五幅，一车运出来，谁又知道车里放的就是《开国大典》呢？”邹跃进还找了军事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等借作品：“中国美术馆要300万元的押金，我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也没有借成。军事博物馆我想借的是《攻占总统府》、《地道战》、《八女投江》之类的作品，但军博一直没有回话，我曾经向别人咨询过，他们说比较困难，他们还是怕出问题，怕负不起责任，这些东西越来越宝贵了。”
虽然毛泽东时代的美术作品目前大部分被国家收藏，但在出版社和民间还大量散落着三流、四流的作品，“这是未来要做的工作。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也希望能让它们呈现出来。我现在做的还是浮在面上比较著名的作品，但是要全面的话，最好和收藏家合作，把它们集中起来。”
《南方周末》 2005年0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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