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新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影响深远。自从毛泽东逝世以来，学术界、理论界围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展开了多方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丰硕的学术成果。但在已展开的各项研究中，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研究却很少有人专门涉及。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探讨。
一
国家利益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虽然不同的人们由于受世界观、价值观、阶级观、文化观、意识形态观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水平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方式方法的影响，从而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和理解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但无法否认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客观实在在国际政治中无时无刻地存在着却是不依任何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19世纪英国的帕默斯顿曾说过：“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追求。”20世纪被誉为现实主义经典大师的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也强调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可见，国家利益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呢？《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一书中把国家利益定义为：那些与一定民族国家的至关重要事情紧密相连的政策策略目标，无论在国内政策或国际谈判中如果违反了这些目标，就会被认为是损害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对国家利益颇有研究的中国学者阎学通认为，所谓国家利益就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上与精神上需要的东西”。另一位学者薄贵利则指出，从最一般、最抽象的意义来说，国家利益“就是以国家面貌出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其支配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机结合”，或“一个国家对其根本性状的维护和对国家政治统治需要的满足”。从国家战略实践与国际政治现实中可以看出，“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国家的生存；2、国家根本性状之维护；3、国家的‘自我实现'”。“由于国家性质之不同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统治需要之不同，从而导致各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甚至产生对立和冲突。基于同样的原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同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也会呈现出重大的差别。”事实上，正是这一差别才表明国家利益的内容是客观的，而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则可能是主观的，由此，可以认为所谓的国家利益观就是指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的有机结合体。本文在这里所要探讨的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展开的。
二
尽管毛泽东在其一生中从来没有专门论述过国家利益这个概念，但长时期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独具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国家利益观无不体现在他的浩大著述之中和领导中国人民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和国家面貌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之中，也体现在他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之中。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内涵的基本方面，现择其要者论述之；
第一，国家安全利益观。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他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才带领全国各族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一起奋起反抗，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严重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为争得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创造了前提条件。综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他对国家安全利益思考的深透思想。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就明确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后来，新中国历史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认识的正确性。正是由于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充分戒备，才使得新中国在面对外敌入侵和骚扰的几次卫国战争中具有了取胜的把握和必然性。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但他十分明白新中国如果仅仅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筹码放在思想的重视上是远远不够的。他一直认为对于新中国来讲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国防实力作保障，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将无从谈起。因此，他特别强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之后，中国政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建立起了正规化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且还使人民军队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种装备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为新中国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为维护好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第二，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观。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所谓主权就是一个国家固有的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的处理各种事务的最高权力。根据这种权力，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处理国际国内一切事务，而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可以说，争取和维持主权与领土完整利益是一个国家最起码的基本权力，也是一个国家被称其为国家的最低线的要求。如果离开这一点来谈论其他的利益，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将不国”了。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位非常富有民族个性的历史伟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问题上，他从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更不允许拿原则去作交易。在确定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时，他明确表示：新中国“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但决不会“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认为这是新中国在能否维护国家利益问题上区别于旧中国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他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新中国成立前夕，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驶入人民解放军防区的英舰说成是“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强烈谴责了丘吉尔的霸道行径，痛斥“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他严正声明：“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关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他在多次讲话和论述中都反复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即对于新中国来说，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是其保持国格和尊严的基础与最根本的条件。他曾经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声明过：“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但“中国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其实，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苏联、美国等国保持的关系，无论是“一边倒”关系还是“一条线”、“一大片”关系，无不说明毛泽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问题上的坚强立场和比较高超的政策策略思想。
第三，国家政治利益观。国家政治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在内政与国际事务中的各种相关活动的综合反映。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会包括很多方面，但毫无疑问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则是其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因为它不仅直接关联着国家内部各项事务的发展走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国家的对外关系起着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首先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指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其次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毛泽东看来，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资源和利益的供求就应该是此消彼长的。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历史和现实需要的原因，一直把获取他们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剥夺其他弱小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对此，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而且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在批评搞霸权扩张主义的美苏时指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同时又指出，这些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这表明了他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豪迈胆识与气概。再次，必须建立具有本国特色而有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毛泽东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既关系着该国执政党与政府执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大问题，又决定着一个国家政权的性质、任务和内政外交，所以他认为必须慎重对待之。在建国前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指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这个政治制度中，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为此，他提出了六条判断两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即各族人民的团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毛泽东深知意识形态问题不单单是关系着新中国的国家价值观问题，而且也是关系着国民的政治认同感和民族向心力凝聚的大问题，所以万不可小视。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对统一人们的思想确实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又次，必须妥善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另一方面又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这一基本思想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解决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四，国家发展环境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生存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生存，但无论生存还是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内外环境，新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针对新中国基础差、底子薄，再加上长期经受战争洗礼的特殊国情，提出要想维护新中国的发展利益，其一就要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以此为国家的内部发展找好定位。他认为，一个国家面临的国际形势无非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他指出：“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这就是说对国际形势两种情况的不同判断势必会影响到国内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但要真正避免战争的发生，就必须具有充足的力量来制止战争，并要求应当以有可能面对战争为出发点来部署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其二要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以为国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新中国诞生于世界两大格局的形成之际，历史客观地要求必须对此做出选择。毛泽东在对美苏对待新中国不同态度、不同政策的历史缘由与现状冷静分析之后认为，新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政策。他指出：一方面“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另一方面也要酌情处理同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当美国为首的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打击政策致使中西关系处于严重对峙时期，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基本思路，强调“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认为“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但当看到美国正在逐渐改变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时，他便当即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其目的就是要为改善新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铺平道路。此外，他还强调更要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毛泽东处理同印度关系的思想更富有普遍意义。他说：“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同情与关怀是深刻的。现在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实际上，建国以来这一思想已成为新中国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指针。
第五，国家经济利益观。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敌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在预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虽然已经胜利，但财政经济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在一些资本家中间也流传着诸如“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等种种说法。针对这些说法，毛泽东十分冷静地进行了辩证地分析。他首先认为应该把这些说法看作是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能否争取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一种鞭策与动力。为此，他号召全党不仅要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非常重视建设一个新社会，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能否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拥护的先决条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全党号召“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全党上下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对于这些问题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相当迫切的任务。其次，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迅速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中间出现了不小的挫折，甚或严重失误，但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三
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内容丰富、意义深刻，以上所探讨的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即使仅仅从这几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毛泽东不愧为中国近代以来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懈奋斗了一生。不仅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遗产，也留下了相当珍贵的思想、理论和精神财富，国家利益观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胡锦涛对毛泽东做出了高度的概括。他指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是对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所做贡献的最集中与最高度的概括，也为我们在新的世纪中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指明了方向。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家与国家间的利益争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尤其是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使国家利益的争夺变得复杂多样。对此，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从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又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避害趋利。惟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正具有实现的希望和可能。
（《环球视野》摘自《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