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珍惜 毛泽东时代分配公平的经验

作者 仍从容

毛泽东时代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消除两极分化了,贫富差距减小到了最小的程度。于是就有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时代是“平均主义”,并对其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一些善良的人也认为这“平均主义”,影响了“首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大加指责。经过近30年的实践检验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体会、比较、鉴别,使大家逐渐对“平均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早在1929年12月他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就指出:“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的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勤务要派的一样平,稍微多一点就不肯。甚至一付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应该指出平均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的原则和工作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毛泽东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话说的是何等好啊。向来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人,怎么会在他认为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推行平均主义呢?没有人推行怎么就回出现平均主义呢?
什么叫“平均主义”?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解释是:“主张人们在工资、劳动、勤务各方面享受一律的待遇的思想,认为只有绝对平均才算是平等,是个体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这个解释告诉我们:1、平均主义是个体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毛泽东时代推行的是计划经济,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一大二公”的管理形式,根本不存在什么个体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在没有手工业和小农经济存在的情况下,肯定产生不了平均主义这样的东西,这是起码的常识。毛泽东时代没有产生平均主义的土壤,就不可能产生平均主义,所谓的“平均主义”就成了一个伪问题。
2、毛泽东时代的人,在工资、劳动、勤务各方面享受的待遇并非一样。就拿工资来说,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分25个级别,工人层面的工资分8级工资制。实际是,无论干部还是工人的工资,每个级别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最高的一级与最低的一级相差很多。大家都是知道,省委书记的工资和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中专毕业生的工资是相差好多的;一个将级的军长的工资能和一个刚提干的小排长的工资也是没法比的;一个八级工的老师傅和一个学徒工的工资差距也是很大的。至于劳动、勤务各方面的待遇也是如此,就拿军队来说,团级以上的首长要配给勤务员,一个排长就是不能配给勤务员的。对于这些,凡是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只要头脑正常,只要实事求是,就会得出正确的答案。
3、毛泽东时代并不是绝对平均的平等。当时在社会上流传这样的一句顺口溜:县委书记,帆布蓬(吉普车);公社书记,嘭彭嘭(拖拉机);大队书记,两脚蹬(自行车)就是很好的说明。那时候,县委书记坐的是吉普车,公社书记坐拖拉机就不错了,大队的书记只能是骑自行车。由此可见,县、社、大队书记的在“坐骑”上就不是绝对平等。在文革期间,听说某位“落难”的高级领导在住“牛棚”时,每个月交40元的党费,心里很是佩服,同时也产生了到底是高级领导,人家交的党费就比咱挣的工资还要多的感觉。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绝对平均的平等,那就应该是高级领导同一般人员拿一样的工资,坐一样的车,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如果硬是说绝对平均的平等,这就等于说坐吉普车和坐拖拉机与骑自行车的是平等;挣30元的,挣50 元的,还有挣100元和300元的,也是平等。吉普车=拖拉机=自行车;30=50=100=300,这些等式,如果是刚刚入幼儿园的小朋友,这样认为,有情可原。作为一个成年人,也这样认为,那不是先天性的傻瓜,就是后天性的精神病患者。
总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毛泽东时代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不存在什么“平均主义”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1981年的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数据,中国最贫穷的40%人口分配了18%的财富,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在10%以下。中国最富裕10%的人口分配了39%财富,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0%最富裕人口都分配了45-50%财富,甚至更高。报告认为:“从1949年算起至中国转型期之前的28年,中国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公平的社会”。1991年世界银行再次考察,报告依然认为:“以公平方式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中国在1980年以前的30年内取得的成就之一”。研究中国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家戴卫-森丁研究改革前中国经济后说:“毫无疑问,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仍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和西方经济学家,他们没有直接受过毛泽东的什么恩泽,也没有得过毛泽东的任何好处,,没有“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的嫌疑,我们应该相信他们说的是公正的。
据2006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左右的财富,这说明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贫富差距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用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标准的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2002年已经超过了警戒线0.4,为0.45,2004年达到了0.47,进入了危险期。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在全国的私营企业里工人年平均工资是8033元,相当于国有企业平均工资的55.1%,私营企业主,年收入是110,474元,工人和企业主的收入差距是12.75倍。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私营企业,那个差距就不是十几倍了,而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比如科龙,它的最高的年薪是450万,它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是560倍。现在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中国甚至世界上公认的。贫富差距过大,分配结果不公,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波动,这正是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原因之一。
写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不存在什么“平均主义”的问题;被一些人说的“平均主义”,其实正是现代人希望和追求的公平和公正。我们应该珍惜毛泽东时代的分配公平的经验。笔者深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定能够象毛泽东一样,让人们实现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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