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叙述，至此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
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
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
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
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
了，而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的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
。
随着他的叙述的将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追问他自己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在这种或那种情
况下，他的态度是什么？我的追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个叙
述的最后一章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
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农民到处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
时期，红军就给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
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１９２８年会议（第二次
茅坪会议）以后，为了大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
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说话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买卖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房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①添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
，至今仍是红军战士的准则，他们经常背诵。另外还向红军宣讲
三项守则，作为它的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拚死斗争；第二
、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支持斗争。
“１９３０年春②，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改编
为红军第三军，由黄公略任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
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国民党指挥员
罗炳辉的率领下转到共产党营垒来的，他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
，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
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骨干中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
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任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
继任。
“红军第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司令员是朱德，我
是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
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书记。那时第一军团
已经有１万多人，编成１０个师。除了这支主力，还有许多地方
的独立团、游击队和赤卫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
度上导致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
这四个口号可以约略说明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①〓林彪后来叛
党叛国，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私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
温都尔汗。（②〓原文误为１９２９年初。）术，而红军就是从
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家所反对，他们不赞
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很多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
确的。一般说来，只要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它就不能打胜仗。
我们的军队很小，敌人超过我们１０倍到２０倍；我们的资源和
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和游击战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
能指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远为雄
厚和优越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最重要的一条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能够在进
攻时集中主力，随后又能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
在运动中迎击并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奇妙的机动性和神速
有力的速决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
，而不是跳跃式的不扎实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
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多年的集体
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
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手里，把一切游击队合并
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保卫后方；
只要耸人听闻地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
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而且具有足够的
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
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
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它的游击队的活动而把后
方暴露给敌人。
“１９２９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
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第一军团在挺进到可以攻打南昌很近的
时候，突然急转向西，向长沙进击。在这次进军中，第一军团同
彭德怀的部队汇合了。彭曾一度占领长沙，但是为了避免被强大
得多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在１９２９年４月被迫撤离井
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他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１９３０年４月
，彭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
彭的第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向福建进军。１９３
０年８月①，第三军团和第一军团再次会师，并开始第二次攻打
长沙。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合并为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
，我任政委。在这样一个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
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
样。湖南农民对我的名字很熟悉，因为国民党悬了很大的赏格不
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① 原文误为６月
。）家在湘潭的田地①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②
，以及我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
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他人后来得到释放。红
军的威望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
，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
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
的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
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但是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
有重兵防守；９月间，新的部队又纷纷开进湖南来攻打红军。在
围城期间，只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
敌军的两个旅。但是，它未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
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避免了李立三
所要求的很可能会成为灾难的对武汉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
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并在新的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尤其重要的
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已攻占的地区。为完成这
一任务，攻打长沙没有必要，而且还包含了冒险的成分。如果把
第一次占领长沙作为一种暂时行动，而不企图守住它并在那里建
立国家政权，也许还能（① 毛在大革命中将收得的地租用于湖南
农民运动。——斯诺注；② 指堂妹毛泽建。）产生有益的结果，
因为这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反应。但是在后方苏
维埃尚未巩固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作根据地，却是战略和策略上
的错误。”
我要暂时打断一下毛的叙述：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
。他常来往于上海和汉口——共产党在那里设有“地下”总部，
直到１９３１年以后才把中央委员会转到苏区。从１９２９到１
９３０年①，他支配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他被解除政治局
的职务，并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李立三和陈独秀一样，对
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大城市
采取有力的进攻策略。他要在农村搞“恐怖”，打掉地主豪绅的
气焰；要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要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
在自己的后方陷于瘫痪。毛接着谈下去：“李立三既过高地估计
了当时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
。他认为革命正在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助长他
这种信心的是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正在进行的旷日持久和损
耗很大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
，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
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在湖南发生的事件，红军的撤回江西，特别是攻（①
原文误为１９３１年。）克吉安以后，部队中的‘李立三主义'
被克服了。而李本人在被证明是犯了错误以后，很快就在党内丧
失了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部队曾
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第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
线，要求第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去。然而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
行了有力的斗争，从而保持了他统率下的部队的团结及其对上级
指挥部的忠诚。但是，刘铁超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却公开叛变，逮
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
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政治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被
称为‘富田事件'。富田位于当时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这个
事件震动一时，肯定有许多人以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场斗争的
结果。但是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
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
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并被清除。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
‘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压了下去，从而使苏维埃运动以后又取
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时南京已被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所震惊
并在１９３０年年底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总数超过
１０万的敌军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下，分兵五路进犯苏区。当时红
军可以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４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
动战战术，迎击并战胜了第一次‘围剿'，取得巨大的胜利。我
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去各个击破
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对孤立的国民党
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取得主动地位，使我们能够在一个短时间里
包围他们，从而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
势扭转过来。“到了１９３１年１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
打败了。我认为如果红军没有在‘围剿'开始前不久创造的三个
条件，就不可能取得这次胜利：第一、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在集
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
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ＡＢ团（刘铁超等）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
子。
“仅仅经过４个月的休整，南京就以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为总指挥，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的兵力超过２０万，分七
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苏维埃政权
管辖的地区很小，资源有限，装备奇缺，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
面都大大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
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各路敌军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
打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紧接着
我们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敌军，依次击败他
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１５天内，红军
打了５个仗①，走了８天路，结果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
和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打败或退却以后，没有认
真打一仗就撤退了。（① 原文误为在１４天内打了６个仗。）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自统率３０万军队，企图‘最后扑
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和朱
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
区——迅速地‘扫荡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８０里，深入
苏区的腹地。这为红军提供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很快就证明蒋
介石的战术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当时只有３万人，依靠一系
列巧妙的机动行动，在５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
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９月间，蒋
介石就不得不承认第三次‘围剿'已失败，１０月间撤退了他的
军队。“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
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①召
开，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
令。在１２月，发生了宁都暴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有１万多
人起义②，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和赵博生率领的。赵后
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团的司令员——第五军
团就是由宁都暴动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１９３２年它在福建漳州打
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面，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
棠，而在对着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① 原文
误为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② 原文误为第二十八路军，２万
多人。）建宁和泰宁。它还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１９３
２年１０月起，直到长征开始，我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用在苏维
埃政府的工作上，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别的同志。
“１９３３年２月①，南京开始向中央苏区第四次，而且对
它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歼
灭了敌人两个师，俘虏了两名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
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在乐安和宜黄之间东陂、黄陂地方②打
的这一仗中，红军一举就俘虏了１．３万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
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歼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
重伤。这几个战役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
结束。当时蒋介石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
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
。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生的工作'
，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
诚的高级指挥职务。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
了将近１００万人，并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
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主义
。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在１
９３３年福建事变中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① 原
文误为４月。② 原文系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我们以前的机
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术。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
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
精神上都不善于打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和蒋在‘围剿'
中采用的新战略和战术，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的压倒
优势，到了１９３４年，红军就不得不竭力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
恶化的处境。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
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随着日本的入侵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
早在１９３２年４月①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由于国民党军队
对苏维埃中国的封锁包围，这一宣战自然没法生效。接着，苏维
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
抗日本帝国主义。１９３３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
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
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第五次‘围剿'于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开始。１９３４年１
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
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出了中央苏维埃政
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
征开始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刚好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
围剿'一年以后，这是几乎不断地作战和斗争的一年，双方的损
失都很大。（① 原文误为２月。）
“到了１９３５年１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
四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
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
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地区，
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
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
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队的堵截，
终于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到达了陕北，并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
现在这个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甘陕并保存自己的有
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
的骨干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
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
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和必然取得
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注： （原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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