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中国两个多月后，毛泽东邀我在１９６５年１月９日
晚上去吃饭，我们交谈了４个小时左右。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
座的两位中国官员--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是革命胜利以
前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和她的姊姊龚普生还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
（今天已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读书时，我就认识她们，我战
前住在北平时，有一个短时期曾在那里教书。后来，龚澎有好几
年担任过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她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她的丈
夫是外交部副部长。两人的英语都很好。

　　我没有提出书面问题，也没有做记录。我事先理解，这次交
谈同１９６０年那次访问他一样，是不供发表的。当夜一回到住
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立即把说过的话都记下来。第二天，
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用直
接引语，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作了记录的龚澎的
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订正，所以这篇记载
大体上应该是正确的。

　　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谈话简直是“山南海北”，“海
阔天空”，有些方面是独特的。毛当然会见过无数的人，可是招
待非共产主义者的西方人来同他一起吃饭却不多见。我相信从１
９４９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是为了发表文章而同他交谈的
第一个外国人。

　　为什么我能成为一个例外呢？大概是因为从他还是一个受通
缉的“赤匪”住在陕西窑洞里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他了。１９３
６年，我还是年轻的新闻记者，为了想看一看蒋介石费了１０年
时间试图“清剿”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因而进入了中国西北
地区。我是第一个进入老“红区”的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采访
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其他领导人的人。毛当时４３岁，很瘦
，比一般中国人高，在从华南（经过康藏高原的东部）进行以“
长征”闻名的６０００英里英勇撤退的锻炼而变得更加坚强。我
在他的窑洞里度过好多个夜晚，听他讲自己的生平，介绍到那时
为止的共产党革命历史。

　　从那以后，整整一代的时间过去了，今天７２岁的毛泽东在
紫禁城的天安门隔着广场的对面，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里一个
北京式装饰的宽敞房间里接见我。

　　上一次我同毛谈话是在１９６０年，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
难之中，那是由天灾和人祸的残酷结合造成的。苏联专家突然被
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３００多个重点工程的合同突然
被撕毁。农业连续第二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
部分的或全部的毁坏。由于为大跃进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
在人民公社的试验阶段正常生产遭到破坏。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
的定量配给，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当时毛曾对我说，人民还
不能吃饱。他预言，在国民＃Ｂ１７４＃生产总值方面，中国需
要５０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

　　到１９６５年１月，情况已大有改善。连续３年的丰收使全
国人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肉类的储备。各处
商店都摆着便宜的基本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中国正在偿还欠苏联
的最后一笔外债。（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核装置的爆炸提供了新
成就的象征，有助于恢复共产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信心和自尊。

　　毛泽东本来可以带着可以理解的自豪感谈到他的“自力更生
”政策。但是他没有夸口。我发现他处于作哲理思考的情绪之中
，谈到他同死亡的约会，而且看上去愿意把自己的政治遗产留待
后世去评价。这位老战士还有一两度精力的高潮，还有时间去发
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使他的教导在青年身上留下持久
的印记，这是到第二年才充分显示出来的。

　　他在同我谈话以前，连续几个星期曾同到首都来参加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的许多省级领导人日夜紧张开会。如果他有
病，他同我的谈话会较快地就结束了。在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
，他看去十分轻松。交谈从下午６点多开始，吃晚饭的时候也未
停止，饭后又谈了两小时左右。

　　后来他的一个医生告诉我，毛没有器官方面的毛病，除了年
龄关系的正常疲倦外，毫无病痛。他吃带辣的湖南菜，饭量不大
，并且像过去那样随便地喝一两杯中国葡萄酒。那个晚上他大概
吸了１２支香烟。

　　在我们开始交谈时，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影短片
，毛说是应我的请求而拍的。我曾要求他准许把采访过程全部拍
成电视纪录片，当时本不抱多少成功的希望。这时我说：“好多
年前，我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
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
，这是有用处的。我想你会同意，把你的传记发表出来是好事，
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
界戳穿这些谣言是极大的夸张，那不是很好吗？”

　　毛带着苦笑回答说，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他不久
就要去见上帝了。

　　我们在１９６０年的那次会见，中国报纸没有报道。１９６
５年我们谈话的那一天，《人民日报》登载了毛泽东和我的大幅
照片，我只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现在是第一
次把谈话的全文在这里发表（仅仅应要求略去了一两处）。它以
略有删节的方式，首先登在巴黎《新直言报》，１９６５年２月
４到１７日登在东京的《朝日新闻》，不久又登在汉堡《明星报
》、罗马《欧罗巴》、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华盛顿《新共
和》杂志。为了把我自己的笔记全部写出，并把它同龚澎的笔记
取得一致，有必要在文字上作小的修改（同以前发表的比较而言
）。

　　这次谈话获得发表，又在政府和党的机关报上加以报道，这
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使它绝不仅是重叙旧谊。

　　在我看来，毛泽东很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
和平的条件的看法，特别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

　　后来，在１９７０年我回到中国时，有几个朋友向我指出，
毛在１９６０年讲的那些话，特别是关于去见上帝的话，可能是
有意迷惑那些希望促他早死的人。我在国外发表的采访记从来没
有照样在中国报纸上公开登载，但是据我了解，它被译成中文传
达给高级党员干部。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声明，除非中国领土受到
直接攻击，中国不会介入越南。

　　（《漫长的革命》１９７２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