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给毛泽东一大张关于他个人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我
为自己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做法感到不安。犹如① 这篇以及
下一篇关于红军长征经过的谈话，是在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间进行
的，毛泽东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９点多
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常谈一二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
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
钟时，毛泽东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
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
，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为
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
晨才休息。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作翻译。谈话时有正文
，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
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
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２点来钟。谈话时斯
诺做了详细笔记。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
并曾到过前方的部队，最后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间离开边区。他
返回北平后，以毛泽东的谈话为主干，利用采访所得的资料，写
成了《西行漫记》（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直译是《中国上空的红星》）一书。一个日本移民官应为他的
无礼感到不安而又不自觉那样。
关于我提出的涉及不同事项的五六组问题，毛谈了十几个晚
上，但几乎没有提到他自己和他在所叙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作用。
我开始感到：指望他为我提供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
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他和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
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
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
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
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
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
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
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
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
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
、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
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
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
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
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
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
发生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就开始处理
我标有“个人历史”这个题目的问题表。当他看到“你结过几次
婚”这个问题的时候，笑了一笑--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至少
他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有几个老婆。不管怎样，他是怀疑有必
要提供自传的。但是我争辩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比其他资料
更为重要。我说：“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
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我提醒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以为他能说
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消息说他是
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则坚持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对人
们竟然会把时间花在对他进行种种猜测有点感到意外。他同意应
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再一次审阅了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
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
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在这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在密室谈话一样
，蜷坐在那个窑洞里的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边，蜡烛在我们中
间爆着火花，我记笔记直到（目困）得要打盹了。吴亮平坐在我
身旁，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里，一只鸡
的“鸡”字不是说成地道北方话的“ｊｉ”，而是变成带浪漫味
道的“ｇｈｉｉ”，“湖南”不是“Ｈｕｎａｎ”，而是“Ｆｕ
ｎａｎ”，一碗“茶”念成一碗“ｔｓ'ａ”，还有许多更奇怪
的变音。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一边说我一边记。我已经说
过，这个笔记又被重译成中文并经改正。除了耐心的吴先生所做
的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我没有企图对它进行文学加工。下面就
是原文。“我１８９３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
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
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
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１５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
收６０担谷。一家５口，每年食用共３５担--即每人７担左右--
有２５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
段时间又买了７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①的地位了。我
们当时每年可以收８４担谷。
“我１０岁时家中有１５亩地，一家５口人，我父亲、母亲
、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７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
，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４９担谷的剩余，
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
，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
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
地里劳动。我６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
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
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
地里劳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家就有７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
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８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
１３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
四书。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
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１０岁时曾经逃离学校。我不敢
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
方的山谷里。我流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
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概才８里
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
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
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呵。
“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帐。他要我
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帐。他是
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可记，他就叫我去
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
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
，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
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
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
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
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
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
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
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
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１３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
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
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
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
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
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继续‘积聚财富'，在这个小村子里被
认为是发了大财。他自己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很多别人的
田地。他的资产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
①。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１３岁的时候，我父亲
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
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
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
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
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
。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
我可以跪一只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
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
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
。我越来越恨他，我们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同
时，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帐也仔
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的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却完
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学者'。我读
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
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
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
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毛在他的解说里幽默
地使用这些政治名词，一边追述这些事情，一边大笑。——斯诺
注）。
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
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
。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
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
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
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我１３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
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
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
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
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
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
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
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
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
--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
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
'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
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
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
，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
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
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
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
佛而感到伤心。我９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
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
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
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
怀疑神、佛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感到忧虑，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
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后来，有一天，他出
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刻逃
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感到惊异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个
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
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然而，当我变得越
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他只是在自己处境不顺
当的时候，才祷告一番。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
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
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业的学法律的人家
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更多的经史
之类的书，而且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
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
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发生的一个大
暴动的情况。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
。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
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
'。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
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
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在这以后，抚台
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了马出来，告诉人们说政府将采取步
骤帮助他们。姓庄的这个许愿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欢
他，并且谴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来了一个新抚
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
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这里说的１９
１０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的具体情节和事实有些出入。饥民群众攻
打巡抚衙门时，胡南巡抚岑春＠为群众的势力吓倒把巡抚的职务
交给了湖南布政使庄赓良。
“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庄在未
上台时表示同情群众，所以曾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他在当上了
代理巡抚后立即反过脸来，严厉地镇压群众。群众风潮继续发展，
清朝政府下令把岑、庄二人都撤职，另调官员担任湖南巡抚。
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
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
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
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
平。
“不久以后，韶山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
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
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
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
府，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
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
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
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
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
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
裕的农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
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量粮食到城里去。其
中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没收了。他怒不可遏。我并不同情他，但同
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对我有影响的事，就是本地的一所
小学来了一个‘过激派'教师。说他‘过激'，是因为他反对佛
教，而且要消除鬼神。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被人广
泛议论的人物。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
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
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
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
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
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
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里去当学
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
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
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这个学校设在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湘
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告诉我有关这个新式学校
的情况和‘新法教育'带来的变化。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
的‘新学'却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相当‘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校去注了册。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
以为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湘乡人办的。后来我发现这所学校对谁都
开放，就改用我的湘潭真籍贯了。我缴付１４００铜板，作为５
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最后，我父亲也同意我进这个学校了，
因为朋友们对他说道，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
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达５０里之远。那时我１６岁。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
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
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
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
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们不穿长袍，只有教
师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
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
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
联。
“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你是否原籍湘乡是非
常重要的，你是从湘乡哪一乡来的也很重要。湘乡有上、中、下
三里，上下两里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
。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
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
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
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
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
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
革命，成为乡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１９２５到１９２７年的
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讨厌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
欢听他谈日本的情况。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是
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画图。
“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
国的歌曲（这首诗歌所描绘的显然是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和俄日战
争结束以后日本的春节和全国欢腾的情景。——斯诺注）里感觉
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
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这就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一切了。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
，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
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
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
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
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
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
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
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
德斯鸠和林肯。”
注：①这里毛泽东说他父亲成份是富农，韶山的同志说解放后他
们对毛泽东家的成份定为中农。我想这两种说法没有矛盾。问题
是时间相隔四五十年，毛泽东家庭的经济情况变了。按毛泽东对
斯诺所谈情况，他的父亲，可以说是富农成份，我清楚记得他说
的是“富农”，我译为“Ｒｉｃ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谈了之
后，斯诺照此写成文字，黄华译成中文给毛泽东审查时，他也未
改动。韶山的同志把毛泽东家里的成份定为中农，当然是根据临
解放时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