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的带动下，机关和学校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
动。毛泽东和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负责人都带头开荒生产，交公
粮。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
，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实
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单单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
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
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
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
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
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要求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
产。他认为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战。西北局和边
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制定优待移
民、难民的政策，鼓励他们开荒生产；第二，开展减租减息，调
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
。这些措施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涌
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农民获得实际好处后，更加把自己的命运同
共产党、八路军紧紧地联在一起。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号召开展变工互助，把农业劳
动力组织起来。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农民群众
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
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
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
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
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
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41]
边区只有很少的一点工业。毛泽东认为，它的数目虽小，意
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
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
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
不是手工，“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
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
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任务。”[42]
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党外人士、不久担任陕
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提出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陕
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
，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
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这个议案提
出后，曾产生争议。有些人担心这会使边区在遭到敌军进攻时没
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的提案后非常重视，
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
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
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43]毛泽东后来说：“‘
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
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十二月，中共中央发
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
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
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
中共中央下决心实行精兵简政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当时是这
样说的：“敌后的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敌后变化是突然的
，在事变后再干就被动，故要主动和定出办法”，[44]“在目前
，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
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
'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
。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
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
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
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45]依据这种分析，
毛泽东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
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
简政，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46]在这期间，
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他派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的
各项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
[47]毛泽东还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
具体原则和办法。他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
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
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
项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
精兵简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
到一九四二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渡过了
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几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积
累起比较丰富的经验。十二月，他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供的《经济
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请李富
春、南汉宸等协助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
政、供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说政策
、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
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
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
四三年应如何作法。”[48]
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
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
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
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
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
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
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
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
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
”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
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
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
“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
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
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
'或叫‘军民兼顾'。”[49]
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
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
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
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
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
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针对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
，毛泽东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
，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
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
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
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
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
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50]
这篇报告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
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
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
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
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
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
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
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
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
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
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
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
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
。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
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
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
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51] 贺龙的这段
讲话，恰当地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
重大历史贡献，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
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
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
解决的优良工作作风。
注：
[41]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９３１页。
[4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版，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4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５０２页。
[44][4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
９４２年７月２９日。
[45]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８８２页。
[4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４９９页。
[48]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版，第２０９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
版，第８９１—８９４页。
[5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８月版，第５６５、５６６页。
[51] 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
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０
月版，第３０７—３０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