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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毛泽东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夫妻终于诀别，酿成憾事。 夫妻之间，即使是志同道合的一对，也不免会因种种事端而争吵、拌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之间的生活也是这样，虽然恩爱甜蜜，相敬如宾的时候居多，但也免不了争吵。 还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扭坏了脚，痛得很厉害。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请中医给他开几副草药和偏方，以便使古柏早日康复。 药买回来之后，毛泽东吩咐贺子珍，“子珍，你去给古柏熬药去。” 贺子珍正在看书，答应了一声，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一看没有动静，毛泽东又喊道：“子珍，你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烫脚。” 贺子珍仍然没有动。 一看这情景，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了，湖南人的火爆性格显露出来了，他朝贺子珍发火道：“你不像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去，我开除你的党籍！”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贺子珍也生气了，“我正在学习，这些事情警卫员不能干？古柏的爱人不能干？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其实古柏的爱人曾碧漪正在看护着古柏。 那天晚上，贺子珍一赌气，一个人裹着那条红毛毯睡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的气也消了，便走过来主动缓和气氛：“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学习要学，同志也要关心。” 听到这幽默诙谐的话语，贺子珍再也气不起来了，夫妻俩和好如初。 毛泽东的性格虽然有时是温和的，但火气大这个毛病在他身上是明显的，而贺子珍从来不大声说话，也不大吵大闹，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可是，她性格内向，也很倔强，她认定的事牛也拉不回来。这一对，男的阳刚有余，女的外柔内刚。但严格说来，俩人在人生价值观念上并没有分歧。感情上的裂痕似乎应更多地归于性格上的原因。对于贺子珍来讲，似乎还有女人的自强、自立和自尊问题。 那时的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在民族危机中，它像一颗闪闪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男女，为了救国、救民，他们怀着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希望，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这些来自大中小城市各个阶层的年青的知识分子，给延安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生机，也带来了各种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作风。 毛泽东是个求知若渴的人，也是一个乐于接受新事物、向往文明的人，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喜欢同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男女交谈、接触，交流思想，获取知识，得到启示。在这种交往中，他感到了莫大的欢愉与快乐。而与妻子贺子珍交流却不知不觉地减少了。 贺子珍产生了孤独感。她的文化程度比毛泽东低，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思想交流，过去在她和毛泽东之间，虽然不是很多，但总是有的。而现在同某些人相比，就少得多了。贺子珍误会了，她陷入了苦恼的境地。她和毛泽东，可以说是一对患难夫妻，她陪毛泽东走过他人生中最为艰苦的一段路程，相处十年，尝尽了人间苦楚，她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她对他爱得专一、深沉，为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爱得愈深，期望值愈高。她容不得他们之间哪怕有一点点不和谐的现象存在。 本来，夫妻间的误会是难免的，只要双方坦开心扉，把事情解释清楚，误会是可以冰释的。可贺子珍却不，她性格太内向、太倔强，她把痛苦埋在心里，以至陷入无法解脱的地步。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了很多，她想了自己的身体，那些该死的弹片，经常使她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她多么想把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想到上海去取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便极力挽留。他明白，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于是就充满感情地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却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我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这番话也的确充满了丰富、深沉的情感。他接下来说：“我现在的情况，与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然而，贺子珍毕竟是贺子珍，长期的战争生活，锻炼了她坚强的性格，在她温柔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坚强的心。她拒绝了毛泽东发自内心的呼唤！ 她还是走了，一个人走了！ 1937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来到西安。那时抗战的形势已发生变化，上海沦陷了，她便暂时留在西安。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毛泽东还给她捎来一个装满日常生活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他想互相谅解的心愿，贺子珍投桃报李，用自己的津贴给毛泽东买了一床新被，人却留在西安。 上海去不成，贺子珍便想去苏联，这样她又辗转来到新疆。这时，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还是没有动心。不久，中央又给新疆办事处来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可贺子珍又一次拒绝了。她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贺子珍于1938年10月抵达莫斯科，她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信中没提及他们之间的别扭。来苏联后不久，毛泽东发来了一份电报，仍然请她回去。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延安去。而此时，贺子珍所考虑的是：虽然取出身上的弹片已不可能，但自己既然来了，在东方大学的学习也已经开始，怎能有头无尾半途而废呢？不管怎样也要把这期的课程学完了才能回去。于是，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她在信上说，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不可半途而废，要等两年后学成再回来。这封信的语调是缓和的、诚恳的。 信发出后，贺子珍就把这事抛在一边，专心地学习起来。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桩地降临到她头上。她到莫斯科后生的男孩因急性肺炎没来得及抢救，就夭折了，这给贺子珍以沉重的打击。但更大的打击却是国内传来了毛泽东又结婚的消息。她的心碎了，这件事仿佛晴天霹雳，把她从迷糊中震醒，她终于明白了，由于自己的轻率、固执，使她永远地失去了毛泽东，酿成了千古憾事！ 两年的学习结束后，贺子珍留在了苏联。之后，她的女儿娇娇病了，她为护理女儿而与一个苏联人发生了一次争吵，她为此受到迫害，被送进精神病院。 1947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来到苏联，几经周折，见到了贺子珍，他们发现，贺子珍虽受了两年多的迫害，神智仍很清醒，就问她今后打算怎么办，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要求回国。 就这样，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于1948年初回到祖国。组织上把贺子珍安排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不久，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娇娇也用俄文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没有回信，却打了一个电报给娇娇：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不久，毛泽东便把娇娇接到了他的身边。 娇娇走后，贺子珍有些寂寞。她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里写道：娇娇、岸青到你那里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说。我的工作很好，身体好一点，请你多注意身体。 毛泽东没有回信，但贺子珍很快收到娇娇的来信：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你想念我吗？我也想念你。爸爸问你好，希望你保重身体。 以后每年放暑假，毛泽东都派人把娇娇送到贺子珍那里，让她们母女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每次毛泽东还让娇娇给她捎来吃的东西。贺子珍也能从娇娇那里了解一些关于毛泽东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