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家人——从韶山到中南海(九)

  九、毛泽东爱吃辣椒,由于蔬菜太少,毛泽东得了便秘的毛病,贺子珍就亲自做好肥皂水,从医生处借来大便通气管,帮毛泽东缓解便秘的痛苦。

  八角楼前,有一条小河,河对面是一片枫林,毛泽东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后,到河边散步,或在枫树下看书、休息。但他很少让贺子珍陪伴,他怕影响不好。只是有一次,他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俩在后慢慢地走着。边走边谈,僻静的山路没有行人,异常幽静。

  突然,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先走一步,在前面等你。”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毛泽东的意思继续往前走。毛泽东果然在前面等她。毛泽东迎过来,对他解释说:“刚才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贺子珍什么也没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自从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她便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贺子珍参加革命后,过惯了枪林弹雨的生活,个性极强,现在她的工作性质一下子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成天呆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她感到很别扭。开始的时候,她很生气,甚至觉得自己运气不好,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秘书。她心里有些不高兴,甚至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她的心思毛泽东早就看出了,就耐心地对她讲:“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有多重要吗?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你把秘书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

  他注视着妻子略带愠色的脸,停了停,轻声地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呀!”

  真诚的话语,使贺子珍的心动了。尽管仍带着一些情绪,但她还是默默地“上任”了,而且尽心尽职地工作着。

  毛泽东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贺子珍说:“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使贺子珍感到十分幸福,在井冈山时期,贺子珍在生活上给了毛泽东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工作上给了他竭尽全力的支持与帮助。

  在井冈山,要看到报纸很不容易,贺子珍担任毛泽东秘书工作后,就煞费苦心地搞到尽量多的报纸供毛泽东阅读,并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看报看得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别人传阅完了,就把有记号的文章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有时毛泽东特别忙,或有事外出,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

  纸张在井冈山是很缺的东西,剪过资料的旧报纸,还要派很多用场。贺子珍就把没字的报纸边剪下作为写字纸用,其它的就作为毛泽东等人抽烟的卷烟纸。

  除了搜集、整理报纸,贺子珍经常还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听众和抄写者。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深夜伏案疾书,以至天明。每当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伴他,或抄写,或看书,或讨论。贺子珍生长在井冈山地区,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她经常成为毛泽东作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毛泽东写文章时,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够清楚,就抬起头来,问贺子珍一两个问题。贺子珍知道的,就当时作答。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就记下来,留待找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清楚。

  井冈山的生活是艰苦的。毛泽东和贺子珍同所有的战士一样,分一点伙食尾子,吃一样的饭菜。毛泽东日夜操劳,饮食又差,身体瘦了许多,颧骨都突出来。贺子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把警卫员和勤务员召集拢来,叫大家想办法出主意,改善毛泽东的生活。随后又亲自下田,不是摸田螺,就捉鱼虾,使毛泽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能尝到荤腥。毛泽东爱吃辣椒,贺子珍就时常从老乡那里买来一些,那时由于蔬菜太少,毛泽东得了便秘的毛病,贺子珍就亲自做好肥皂水,从医生处借来大便通气管,帮毛泽东缓解便秘的痛苦。

  到了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底,毛泽东就一直转战赣南、闽西和广东,他对贺子珍说:“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了一点条件,你去学习一下吧。”

  贺子珍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啊!于是她高兴地进了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可是,她只在这里读了一年书,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又回到前委,跟随毛泽东进行反“围剿”战斗。在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她受了一次伤。当时一颗炸弹在贺子珍及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边爆炸,两人当时都失去知觉。等她们苏醒过来赶上队伍,已是第二天的黎明了。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了呢?还是鬼回来了?”

  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 。贺子珍是中央批准的随队出发的30名女同志之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担负的工作更加繁重。当时贺子珍已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了,但为了照顾毛泽东,保证他集中精力指挥红军,她总是默默地去做她能做的一切。每当队伍宿营时,她就来到毛泽东的驻地,帮他抄写、整理文件电报。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毛泽东办公的地方,有时连门板都借不到,只好用两个铁皮文件箱摞起来,铺上条毛毯,就权当办公桌了。贺子珍帮毛泽东抄写东西,要想找个桌子,就更困难了,她经常坐在石头上或小板凳上,用膝盖当桌子来工作。

  当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盘县,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遭到敌机袭击,为掩护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一位师政委,贺子珍的头部、背部14处受伤,生命垂危。长征路上医疗条件极差,不能做手术,嵌进头骨和肌肉中的弹片无法取出,伤口虽经包扎,仍流血不断。贺子珍危在旦夕。连里领导反复商量,认为较妥当的办法就是将她安排到一个老乡家里养伤。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向他报告贺子珍受伤的消息和他们的处理意见。

  当时毛泽东正指挥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一刻也不能离开。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果断地决定:“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他立即给休养连打电话,并派傅连璋医生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他又把自己的担架调了去,帮助抬贺子珍。

  到了第三天,毛泽东终于抽出时间,飞马来到休养连探望。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细细地察看贺子珍的伤势。他看到,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毛泽东难过地拉着贺子珍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贺子珍说:“我不能工作,还要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到老乡家,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

  毛泽东替贺子珍拉好被子,劝慰地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决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地休息吧!”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连里曾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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