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毛岸英
第八、九章
71父子谈话
1948年5 月，正是鲜花遍地开放的时节，河北省平山县，党中央和爷爷到达这里。
那时，我的伯父也完成了在山东土改工作团的任务，兴冲冲地回到西柏坡，回到父亲身边。
自去年3 月下旬，在陕西清涧分手后父子俩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伯父从衣袋里抓出一把炒花生，递给自己的父亲说：“爸爸，你尝尝山东花生的滋味，可香脆哪！”
毛主席剥着花生壳，边吃边问自己的儿子：“在渤海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岸英回答。
“么子不怎么样喽？”毛主席搬出了韶山话，有些疑惑地反问，“比如，领导的思想、作风怎么样？群众的情绪怎么样？”
毛主席实际上向岸英摆出了谈话的要点，点明他要知道些什么。
岸英思考、沉默了片刻，终于大胆地说：“爸爸，我跟你随便聊聊，既不是正式汇报，更不是打小报告。”
“嘿，你顾虑还蛮多哩！”毛主席笑笑。
“先谈领导，陈伯达写文章还可以，不过，也是靠助手帮忙，要他当团长搞土改可不怎么的。我是反对派，后来，他这个团长没当成，调走了。”岸英一本正经地说，逗得毛主席又笑了起来，说：“嗬，你倒还有点造反精神啊，在下头搞‘政变'啦！”
“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些老同志和青年同志也都有这个看法。”岸英辩解着。毛主席暂不表态，又问：“康生同志还好吧？”
岸英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几篇文章和讲话中不提名地点了康生，联系到康生的所作所为，他的确对康生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现在，父亲问他康生怎样？他正想讲一些真话：“康生同志对有些问题处理‘左'了一些，去年在郝家坡挖坟墓找浮财，还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经过土地会议，已经得到纠正。可是，在山东，他对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又显出简单和粗暴。”
“说说具体事！”毛主席要自己的儿子讲来龙去脉。岸英只好原原本本地道出一件事：“一次，华东局杨帆等人请康生吃饭，我们几个年轻人也去了。在饭桌上，杨帆谈到当地的会道门很猖狂。他们在村里挖了壕沟，沟上架了吊桥，吊桥不放下，别人是进不去的。我们有些伤兵在村里，被他们杀掉了。我们警告他们也没有用……这些事当然令人气愤，康生听罢，瞪大眼睛，用力把桌子一拍，碗筷都跳了起来，
他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去，把他村子轰平！‘
“可是，村子里的反动会道门只是少数，大部分是被欺骗的穷苦老百姓。康生的举动，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回到住地，我跟几个年轻同志边说边摇头：”康生缺乏政治家风度，中央领导同志怎么能这样讲话？派两个团轰平村子，死的不都是农民老乡？！‘
“青年伙伴对我的议论捏了一把汗，生怕传到康生耳朵里对我不利，便解释说：康生同志说说气话，不是真正地轰平，对反革命分子是要坚决镇压！”
岸英原原本本地叙述了这件事后，评论说：“康生同志太粗暴，缺少政治家的风度。”而在一年前，他还以为康生有水平呢！
对于儿子的思维和辨别力的提高，毛主席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平静地说：“我们还是要多看老同志们的优点和长处呀！”
72干爸爸
1948年5 月的一天，在西柏坡，岸英和自己的父亲在院子里山南海北谈兴正浓时，一个十七八岁梳着大辫子的姑娘落落大方地走了进来，见了毛主席便亲热地喊了一声“爸爸”。
“思齐啊，你么子时候回来的呀？”毛主席喜出望外，立即走到思齐身边，用手在她头上比量了比量，幽默地说：“长得真快呀，女大十八变，在延安那阵子，你还是个细妹子呢！”
毛主席何时又有了这个叫思齐的女儿呢？事情还要从1938年冬的一天说起。这一天，中央党校党委宣传委员金维映，急匆匆地来到张文秋家中，说：“张大姐，思齐呢？”“上托儿所了！”张文秋与金维映原来在上海沪西区一道从事过工人运动，是老熟人，张文秋边泡茶边回答说：“你咋哪？急成这样！”金维映喝
了口茶，说：“我们排练一出话剧，剧名《弃儿》，选中思齐当主角，我特地来请她。”
张文秋一听慌了：“别开玩笑！”
金维映急起来：“正因为她人小，能歌善舞，又长得漂亮，演节目不怯台，剧组才请她呢。”她狡黠地一笑，“告诉你大姐，我可是宣传委员，份内工作，你不支持？”
正在此时，陈振亚从外面归来，了解后表了态：“让孩子试试吧！”张文秋只得答应。
经排练，思齐表演出色。不久，大幅的演出广告贴满了延安街头。这是一个月明夜晚，中央党校礼堂观看演出的观众挤满一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首长也汇聚在看戏的人群里。思齐扮演《弃儿》剧中的主角弃儿，弃儿是剧中一对在白区工作的年轻夫妇的独生女儿，生得聪明伶俐，天真烂漫。由于环境险恶，这位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的弃儿，盼望自己快快成长，生活在妈妈常讲的幸福之中……这天，完成了重要任务的弃儿父母刚走进家门与女儿团聚，暗中盯梢的特务蜂拥而入！一场殊死搏斗……惊恐的弃儿眼睁睁地望着五花大绑的父母被粗暴地推上警车。阵阵嘶鸣的警车声里透出几声撼地震天的呼喊：“孩子，我的孩子！”嘴角淌着鲜血、光着一双脚丫的小姑娘弃儿忽然扑向凶神恶煞的特务，凄厉呼叫：“妈妈，我要妈妈！”
舞台上的小演员逼真的一喊，声惊四座，情动八方。我的爷爷见状，感动不已地说：“这一幕再演一次！”
当帷幕重新落下，热泪盈眶的观众掌声再起时，爷爷同演员一一握手，他亲切地握着“弃儿”的小手，爱抚地摩挲她的头：“小同志，你几岁啦？叫什么名字？”
“我叫思齐，七岁多啦。”
“你爸爸妈妈是谁？”
小思齐从挤上前来的观众中将陈振亚、张文秋指给我的爷爷，“那就是我爸爸妈妈！”
陈振亚早在井冈山时期便认识我的爷爷，这时他赶紧声称：“主席，她是烈士刘谦初的女儿！我是她的继父。”
爷爷沉痛地回忆着：“谦初同志很有才华，是个好同志。”他嘱咐张文秋夫妇一定要将烈士的后代抚育成人。
爷爷转向小思齐，慈爱地问：“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当我的干女儿，行吗？”
73两颗心
两天之后，思齐作为毛主席家的贵客，在那儿玩了半天，毛主席亲手为自己认的干女儿剥糖果、剥花生，父女俩甚是合得来。此后，小思齐便成了毛主席家的常 客。
再说我的伯父听着思齐叫“爸爸”觉得奇怪，看着他发呆发愣的样子，我的爷爷笑嘻嘻地对他说：“岸英，你不记得她吗？”
伯父仔细打量起这个刘思齐，只见她苗条的身体，秀气的脸庞，两只黑眸子在闪烁；两条油黑的大辫子垂到腰际，辫梢处扎着两只蝴蝶结，走动时，就像两只翩翩起舞的真蝴蝶在飞舞，整个人看上去朴素、大方，没有一点骄娇之气，全身充满了青春的魅力。
伯父正看着她愣神，倒是刘思齐先向他打招呼：“岸英哥，你也在这里？”她显得十分高兴，又不免流露出少女的几分羞涩。
伯父突然醒悟过来，走到她的跟前，用手在她的头顶上轻轻拍了拍：“思齐啊，你长高啦，长大啦，也长漂亮啦！记得吗？前年在延安时，你还这点点高。现在干什么？还好吗？”
“我正在山西长治的北方大学文学院学文科。现在放暑假了，我就到平山县来看病。前一阵子发疟疾，老也不好，这次用了一种新药，病全好了。”刘思齐的脸上笑成一朵花。
我伯父突然迸出一句话：“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说完，见刘思齐的黑眸子紧紧地盯着他，脸上感到燥热，忙更正说：“噢，这叫巧合，完全是巧合！”
他忙转了话题：“思齐，你妈妈还好吗？”
思齐说：“妈妈跟我都是1947年3 月东渡黄河，加入了李先念的部队。她还好，只是精神上受的打击太大了。”
伯父不再多问了，因为他晓得思齐跟他一样，是个苦孩子。他们在延安初次相见时，他就了解了她的身世……
关于我的伯父和我的大姨的相识、相爱，我的大姨刘松林（即思齐）是这样叙述的：
“我是1946年从新疆盛世才的监狱中放出后，到延安，去毛主席那里玩，碰上岸英。我那时16岁，岸英24岁，我把他当成大哥哥。双方的印象都不错。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不像是从国外回来的。我们小孩子的语言他也懂。
“1948年5 月份，毛主席在平山县西柏坡，我去看毛主席，又第二次碰见他。我是下午到的，到了以后，在毛主席那里一起吃了一顿饭。他坐在我那里，给我讲马列主义理论，讲的基本是《实践论》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吃饭后，一直讲到晚上11点多，我越听越糊涂，越糊涂他越是往下讲。他对政治、经济很感兴趣，很健谈，很耐心。
“那次，我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接触比较多，他发现我对理论不感兴趣，便想培养我学习理论的兴趣。我觉得他感情奔放，心地坦白，人也直率。
“以后，关系渐渐改变了。我在山西长治北方大学学习。当时，主席要我从中学读起，岸英也极力劝我从中学读起，要我循序渐进。他希望我起码要把文化学好，在政治、文化上和他一起配合，否则，我们的关系便是空中楼阁。我在主席和岸英指导下，就从中学课本学起。
“在通信中，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一般说来，男的在女朋友面前都要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岸英总是把自己缺点告诉我，再三要我慎重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至今，我身边还保存着他的两本笔记。”
两颗青春搏动的心就这样越来越靠近了。
74订婚
1948年5 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以及中共中央机关，从陕北迁移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我的伯父亦从山东调回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兼俄语翻译，同住在西柏坡。大姨思齐这时则被党组织送到前身为华北联中、后成为专门培育干部子女学校的育才中学学习，这所学校原先设在石家庄，后迁至阜平县城的城南庄，离西柏坡很近。这样，我的伯父与大姨的恋爱关系由地下转向公开。毛泽东时有所闻，却不动声色。那一边张文秋见到我的伯父写给大姨的一封封又厚又严实的信，非要自己的女儿做个明确的说明。大姨经不住母亲再三追问，只得暴露“机密”：“岸英说，想和我交个朋友。”说完脸变得通红。
做母亲的上火着急了，几天前都还是伢嘞，怎么这么快就要谈婚论嫁了！
在西柏坡住地，邓颖超、康克清闻说是毛泽东、杨开慧的大儿子与刘谦初、张文秋的女儿搞恋爱，喜上眉梢乐在心头，这天，两人结伴造访毛泽东，先由邓颖超“火力侦察”：“主席呀！岸英有二十五六了吧，该找对象喽！”
我的爷爷浓眉一展，摊开双手，作了个友谊的表示：“二位不速之客大驾光临，是为岸英保媒吗？咱们解放区时兴‘小二黑结婚'———自由恋爱嘞。”
康克清被毛主席的话逗笑了，便把话挑明：“听说岸英谈了朋友，就是刘谦初、张文秋的女儿刘思齐。她常来看你，主席能不知道他们在恋爱？”
爷爷笑着回答：“耳边好像装了点风。”
康克清、邓颖超这时一齐关切地建议：“既然主席知道，就表个态嘛，让他们把关系确定下来。”
爷爷笑着说：“我不能搞专制主义呀，这件事一定要征求张文秋同志的意见！”
康、邓二人忙进言：“那主席就把未来的亲家母接来商定嘛。”
这时，正好刘少奇一步跨进门来，他见毛主席很郑重其事地要请张文秋来商议儿女大事，于是自揽任务，说：“这事儿由我来安排。”
1948年9 月的一天清晨，张文秋正在洗漱，刘少奇派来警卫员将她请到西柏坡。刘少奇说：“我领你去看望主席吧。”张文秋欣然同意，随他来到我爷爷的住地，毛主席高兴地迎接她进客厅，刘少奇告辞走了，毛主席对张文秋说：“文秋同志，我们是老朋友喽，想同你谈谈有关家务，你说行吗？”张文秋点头表示：“可以，可以。”毛主席诚恳地说：“我们共产党人还是讲究推心置腹为好。”
毛主席笑着问张文秋：“听岸英说，他和思齐很要好，已经通信一两年了，你知道吗？”
张文秋笑道：“我当然知道，就是信中的内容他们一直保密呀。”
毛主席摇摇头，认真地说：“岸英已向我提出和思齐订婚的要求。我虽然喜欢思齐，可不知道你看不看上岸英？”
张文秋见毛主席说得这般恳切，赶忙道：“既然孩子们真诚相爱，我非常高兴。主席都同意了，我没有不赞成的。”
毛主席说：“思齐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她和岸英都是烈士的后代，有相同的经历，有相同的志趣，更有革命的理想，我看将来会生活得美满。我赞成他们现在订婚。”
毛主席的器重让张文秋激动不已，她连连感谢：“思齐能做主席的媳妇，这是她的福气。她能和岸英结合，这是她的幸福。谦初若是地下有知，他也会感谢的。”
75意想不到
第二天，我的伯父策马扬鞭，心花怒放地奔驰在通往平山县王子村的山间小道上，他劈开晨雾，数十里地转瞬便到了。
“妈妈！”他恭恭敬敬地站在张文秋面前，一改往日的称呼，将“张”字省略，张文秋亲热地将他迎进小屋。
“妈妈，”他掩饰不住脸上的兴奋，“我不知道你昨天会到我们家，爸爸要我今天赶早儿来拜望你。”
“谢谢你爸爸。”张文秋已是一年多没见到岸英，猛然间发现他比先前长得更英俊更潇洒了。她对岸英说：“你和思齐订婚，我和你爸爸都高兴地同意了，望你们订婚后，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伯父激动地说：“我非常感谢妈妈。往后，礼拜天我会常来看望妈妈，陪伴妈妈！”
张文秋感到欣慰，她慈爱地望着岸英说：“难得你认我为妈妈，今后，我这儿就是你的家。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和需要，都对我讲，我会尽力尽心帮助你。”末了，她无限感慨地说道，“我会让你牺牲的母亲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慰，她的大儿子从现在开始，有了一个幸福的新家！”讲着讲着，她唏嘘不已，热泪盈眶。
此时，我的伯父早已是泪流满面，他霍地站起来，向张文秋深深地鞠躬致意：“妈妈，我的好妈妈！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妈妈！”娘儿俩促膝谈心，不知不觉已过
下午两点，张文秋突然想起来：“瞧我，光顾高兴了，连饭都忘了做，新女婿过门，丈母娘忘了招待哟！”
但此时，在伯父心里，“妈妈”对他的认同比什么都重要！比吃什么美味佳肴都香甜！
日子稍长，伯父生出想法：都二十六七岁了，该结婚了！他急切地盼望、憧憬着自己早一天与爱慕已久的思齐共筑成一个爱的小巢。当他听说日理万机的父亲在为才满21岁的卫士长李银桥牵红线、搭鹊桥时，更来了勇气，心想，爸爸已做主为我订了婚，我们早一天结婚，他一定会同意。看着树上已熟透的红枣，伯父感觉到，在爱情的四季里，婚姻就像这秋天的果实，成熟了，该落地了。
于是，他要到爸爸那里告诉他一声：我们要结婚了！然而，毛岸英和刘思齐在不适当的地方，选了一个不适当的时间，提出了请父亲批准二人结婚这个不适当的要求。那时，毛泽东正在筹划如何从1946年7 月算起，经过最多5 年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和它的统治，所以，这年7 月至次年6 月，他盘算着能歼敌正规军150 个旅左右。随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爷爷似一个大手笔的作家，正在构思他的长篇巨作，哪里受得了外界的干扰，江青全然不顾这些，大事小事甚至无事也争吵，弄得毛主席心烦意乱，火气也大。
这天，伯父带着思齐来到毛主席紧张工作的地方，吞吞吐吐提出结婚的要求。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处理着前方十万火急的电报。
他一边用红蓝铅笔“刷刷”批阅，一边“嗯，嗯”地回答着，其实他根本没听清楚儿子在说些什么，伯父以为他已同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伯父将声音提高一些说：“爸爸，那我们明天就去办结婚登记！”
“你说什么？”毛主席猛地抬起头，将铅笔狠狠地掷在桌子上。
伯父又陈述了一遍。
只见毛泽东脸孔涨得通红，吼向儿子一句话：“不行，现在不能结婚！”
76婚期难定
我的伯父懵了。半天，他惶恐地问父亲：“我和思齐订婚你早就同意，我都二十六七岁了，为什么还不能结婚？”毛泽东的语气硬起来了：“你咯伢子为何解劝不回呢？我可以明白告诉你，你们俩人都不够条件，尤其是思齐，她不满18岁。解放区的婚姻法规定：男满20岁，女满18岁才能结婚，这一条思齐不够条件结婚。”
刘思齐羞怯地点点头，小声地说：“好吧，我听爸爸的，只要岸英真心爱我，等10年再结婚我也愿意。”伯父白了思齐一眼，气愤地说：“我是不愿再等了！再等10年，我都老了。”
毛主席听了觉得好笑，但仍然劝解道：“说天话哩，再过10年你也才三十五六岁呀！我跟你妈妈结婚的时候，也是快30的人了。如今，你不是长得蛮大蛮好吗？”
“爸爸又开玩笑，反正，我是拿定主意了，我和思齐要结婚！”过去对父亲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的伯父，为了个人的婚事，竟不听自己父亲的规劝了。他有他的小算盘，我是你的儿子，在你面前要耍赖，你也没办法。然而，他的这种表现，不但没起任何作用，反使本来就已心烦意乱的毛泽东大光其火。
毛主席把脸一沉，用手指着岸英训斥道：“你再急也不能违反法律，就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你就可以特殊化，不遵守军队的规定，任意破坏纪律？！都照你这样不受纪律约束，那军队还能打仗吗？现在，你们两个都不够条件，最主要的是女方刘思齐不够婚姻法规定的年龄，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允许有特殊人物不遵守，你毛岸英、刘思齐不能例外。”
我的伯父此时脑袋发热，根本听不进去，一会儿把脑壳从左边摇到右边，一会儿从右边又摇到左边，表示拒绝父亲的规劝。
此时我的伯父是在情感的激流里行舟，他何曾想到那么深呢？这1948年的秋冬之际，正是前方辽沈战役的决战阶段，他的父亲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和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在已经进行和即将发动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面对前方战事每日雪片般的电报、川流不息的电话，他和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彻夜不眠，或紧急会议谋划，或在军事地图前呕心沥血，他们的神经思维和战场的枪炮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责任和前方将士的生命融为一体。在这生与死的攸关时刻，自己的亲生儿子不合时宜地搅乱了他的思绪，他焉能不怒，安得不火！
听到儿子还想解释、申辩，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回答：“我说过了，我不同意你现在结婚，时间往后推！”他手一挥，掷地有声：“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不听话，你给我出去！”
那段时间，我的伯父身体一直不好。被拒绝了与思齐结婚的要求，他的情绪更加低落，越想越伤心，垂头丧气地从房间里走出来。没走几步路，他只觉得天旋地转起来，他扶着院里的门框想稳住自己，再挪出门休息一下，免得父亲着急。谁料，眼前一黑，他一下子就栽倒在地了……
毛泽东在批评儿子时，也注意到了岸英的脸色不好，有些苍白，他当时以为是人挨批评后，太生气的缘故。把儿子轰出门，毛泽东也觉得火气大了些，便隔窗注视着儿子，此时，他见岸英如同一棵被砍伐的大树，轰然倒下了，连忙三步并做二步地跨出房门，喊到：“快来人，岸英出事了！”师哲跑了过来，又立刻吩咐警卫员：“快去把大夫找来，快！”
77理解父亲
苏联医生米尔尼柯夫来了，他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大夫，他放下药箱，左手取出手电筒，右手翻开岸英的眼皮……米大夫转过头，对站在身后的主席说：“没什么大碍，主要是休息不好，身体过于劳累，又有些情绪波动，静养一下就好。”主席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张文秋听说岸英病了，自己和思齐都去探望过。思齐悄悄地告诉岸英，爸爸把她找去谈了话，她欣然同意推迟婚期。
我的伯父豁然省悟了，主动向自己的父亲作了检讨，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从苏联回国这几年，尤其是在父亲身边的日子里，是伯父感到收获最多，成长最快的时期。父子俩的谈话内容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思想上不仅有了互相的交流，而且岸英甚至于超越以往，竟能在探讨某个问题时出语不凡，思想上的睿智常常可以擦出使毛泽东都感到惊奇和受到启迪的火花来。
伯父参加了山西临县、山东渤海地区和河北平山县的土改工作以后，于1948年下半年，回到了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由于他俄文基础较好，便协助曹葆华翻译一些马列著作。伯父在苏联东方大学学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亦开始独立翻译苏联及其东欧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论著。
一天，我的伯父带着两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新书，来到父亲的办公室，一进屋他没说话，把两本书摆在父亲办公桌上，一本是恩格斯著《法德农民问题》，一本是《苏联国民经济领导研究提纲》。他的神态、他的意思很明确，让父亲分享他的收获。他故意卖了关子，有意让父亲发问。毛泽东看着桌上的两本书，翻了翻，明白了，高兴地问：“你也参加了翻译？”
父亲开口说话，岸英反而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谦虚地说：“跟人合译的，俄文
这玩艺儿不经常摆弄，就会忘记，我学翻译，可以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1948年的一天，父子俩又有了一次交谈，毛泽东说：“岸英，你要做好准备，
参加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行列中去！”
“爸爸，我很想到前线当兵，可是，上级却要我去河北建屏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听说结业后，给李克农同志当秘书。”
毛泽东嗯了一声，说：“李克农同志长期从事隐蔽战线的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听出了儿子的意思，嘱咐说：“还是服从组织分配，干一行爱一行！”
这个工作我的伯父并不喜欢。在苏联学习期间，他的理想是当个政治家、军事家。回国的两年多来，实际工作的经历教育了他，使他从理想中回到了现实。他深深地体会到，必须要脚踏实地去做工作，从头做起，从基层做起。火热的工作、第一线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有意义的、最能锻炼人的地方。因此，他下决心，即使现在不成，也要慢慢地要求，一定争取到下面去工作。
1948年12月，他参加了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党中央为了适应进入北平、建立新中国首都的需要，而特别开办的。
78进入北京城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声，《解放区的天》这支嘹亮的歌曲，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传唱。百万大军好似东风扫残云，瓦解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1948年11月2 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1 月10日淮海战役又歼敌55万多人。1 月22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1949年1 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当天，岸英伯父与分工负责扫雷任务的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和两名苏军扫雷专家一道，随着进城的解放军，第一批进入了北平城。
北平的人民拥到街头，挥舞着彩旗和鲜花，欢迎人民子弟兵。我的伯父作为战士中的一员，感到自豪，也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这是因为：暗藏的国民党敌特分子不甘心把这座城市交给人民，交给共产党。他们有的在白天摇着红旗高呼“共产党万岁”，夜晚却干起了卑鄙的勾当：他们切断电线，使大片的城区顿时黑暗；他们炸断自来水管，使北平的居民吃饭、用水发生困难。更可恶的是，他们在失败前，暗暗地在名胜古迹，在交通要道埋下地雷和炸药。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伯父经常看到报告：某某地段，一群扭着秧歌的孩子踩着地雷，炸得血肉横飞；某某工厂的卡车，路过桥梁，连桥一同被炸毁。
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通报促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保卫革命成果的斗争中去，他只有一个念头：党现在需要我做一个真诚、勇敢的卫士，我就要全力做好。进城以后，他和工兵排战士们的任务是排除城内战时遗留的地雷、炸药、手榴弹和炸弹，确保全城水电畅通和房屋桥梁坚固安全。他们连续工作了两个月，在中央机关和首长们进城后将要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在所有人群聚集地和风景区、名胜景点、会议中心和集会场所，作详细的安全检查。
这期间，岸英伯父的编制入到了中共中央社会部，职务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1949年3 月24日傍晚，正准备开饭，伯父接到李克农的电话，通知说：3 月25日下午，党中央负责同志，就要进入北平城。入城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要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然后到颐和园休息，并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李克农命令他们，火速前往颐和园，严格检查，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确保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
啊，爸爸就要进城了，朱总司令、周伯伯就要进城了，一个崭新的、没有人剥削人的新时期就要从这时开始了。伯父心里激动、兴奋。同时，感到肩头担子的沉重！颐和园的面积那么大，亭台楼阁那么多，即使什么都不干，沿着院墙走一圈，就是18公里，走上半天你也别想歇口气，现在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就是把晚上的时间都加上，也就十七八个小时了……
任务再艰苦，岸英伯父也不会讲价钱。他三口两口吃完饭，和工兵排一起，携带一部扫雷器，坐上军用卡车，飞快地驶往颐和园。此时，北平已是万家灯火了。
要在偌大的颐和园里排除各种不安全因素谈何容易！伯父和同志们经过研究以后，决定先把要用的殿堂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然后他们又到昆明湖畔，
检查石舫和一座座水榭、曲桥；在万寿山上，检查了每一座楼阁，每一张石桌和石椅。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春寒料峭的夜晚，还有着浓浓的寒意。可是，伯父忙得把棉衣脱下披在肩上，到半夜，他们每个人吃了点干粮，又开始工作了，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工作了一个通宵。
79重回上海
1949年3 月2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下午，警卫排派人来通知：“毛主席已经进入北平了，正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然而，时间紧迫，需要清查的地方还有许多。他记得在情况汇集会上，他了解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曾多次进入颐和园，他们进园时把无关人员都赶走，干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埋了多少地雷？安置了多少炸弹？爆炸力有多少？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而扫雷器又只有一部，怎么办？正在万分焦灼之际，富有破雷经验的老刘，急中生智，想了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采取人工扫雷。
全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6 人，手挽手，肩并肩，在尚未检查的地方，排成横队一步一步走。这是非常危险的方式。老刘为了保护我伯父的安全，找了个借口，要将我的伯父支开，不让他参加这极其危险的工作。
但是，伯父不答应，在最危险、最需要人的地方和时刻，他怎么会临阵逃脱呢？他对老刘说：“你的意见很好，照此办！”说着他伸出结实的胳膊，站在中间，两边勾起同伴的胳膊，根据分派的路线，迈开了第一步……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热血在沸腾，他知道，只要踩到哪怕一个小小的地雷，在一声爆炸声中，就可能失去人最宝贵的生命。可是，为了爸爸，为了中央领导的安全，为了爸爸在接见民主党派人士时不出事故，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甘心情愿。
下午5 时，他们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5 月初，我的伯父又和扫雷专家一起，随陈毅指挥的三野部队，伴随着隆隆的炮声，进入了国民党统治的老巢南京。5 月27日，他随军开进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
“啊！大上海，我们终于回来了！”
当部队开到上海郊外，我的伯父站在沪宁铁路的一个小站上，翘首南望硝烟弥漫中的大上海时，真是感慨万千！他们兄弟在上海度过5 年的流浪生活，受尽了人世间最凄惨痛苦的折磨。往事不堪回首。可是，在离别了13年之后，今天，他是以主人的身份回来了……
1949年8 月，湖南和平解放后，岸英伯父的舅舅杨开智从长沙给毛泽东打来电报。这刚开始的联系，他仅仅是表示问候，并告诉毛泽东，他母亲向振熙老人尚健在，同时询问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和自己的女儿杨展的情况。我的爷爷很快给他回了封电报。
因为杨开智信中问起了岸英的情况，毛泽东嘱咐我的伯父给舅舅写封回信。由于战争环境造成的隔绝，伯父与外婆及舅舅、舅妈（与外婆一起护送他们兄弟到上海去的李崇德）已经十七八年未联系了。现在，得到他们的消息，伯父激动得很，8 月17日，他给外婆、舅舅写了一封回信。
这封信寄出去后，岸英伯父心中仍然平静不下来，浮想联翩，觉得很多话还没说透，于是，又给自己的外婆写了一封长信。
从此，舅爷杨开智经常与我的爷爷毛泽东和我的伯父毛岸英通信，爷爷非常关心杨老太太的生活，多次给老人寄钱寄物，尽一份孝心。
80以父亲为榜样
刚刚解放，要做的工作很多，各地区要建立正常的秩序和恢复生产，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就业人员。开国大典之后没几天，杨开智又写信来，希望能在长沙谋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我的爷爷不为亲友开方便之门，而且为了防止借他名义找省里领导要求什么，爷爷态度坚决地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拍了一封电报，并另有一封电报给杨开智，请王首道转送。
我爷爷的母亲棠佳阁文家那边，有他很多表兄弟，战争年代，受他牵连，吃过很多苦。解放了，爷爷对他们非常关怀和爱护，然而，绝不为他们搞特殊，以权谋私。爷爷的表兄文运昌曾给爷爷的秘书田家英写信开列了14名亲属的名单，要求在工作或升学上给以照顾和安排。名单转到爷爷手里，他当即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1950年初，几位表兄又写信给他，反映乡里情况。爷爷没有因为他们是自己的亲戚而就相信，他从信的内容上看出一些问题，便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严于律己，不徇私情的人。他的行为自然影响了儿子。毛岸英以自己的父亲为榜样，自觉遵守党纪和政策原则，不徇私情，亲属中的事，在毛泽东那里行不通的话，在他那里也照样行不通。
在此期间，太外婆的一个本家亲戚托岸英伯父的表舅向三立要求帮他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岗位，捎信的人讲：“帮帮忙，这是人之常情……”从父亲那里和从说情人那里，岸英了解到自己外婆家里一些亲人的思想状况，他当即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说明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父亲毛泽东又是位什么样领袖，他本人对这种事的坚定态度，对亲戚们进行诚恳的规劝。伯父的这封信，不但在当年，就是在现
在，读起来也会令人感动。
当然，与领导者沾亲带故本身就具有特殊性，这是普通人所没有的“特权”，他们可以以亲属的身份与领导者通信、见面、谈话等等，一般老百姓通过正规渠道难以做到的，他们以亲戚朋友关系也许就能做到。这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符合原则的事。然而，不可能要求领导者不能有亲属或远离亲朋好友，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谁，都会有三亲六故、至爱亲朋。关键就在于领导者本身该怎样看待处理这些， 现实生活中，很多干部、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子女，置党与国家的法律于不顾，以权谋私搞腐败，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要说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符，就连普通公民最基本的遵纪守法都没做到，我的伯父在这方面应当说是高级干部子女的榜样。
1949年3 月25日，爷爷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迁入北平。姥姥张文秋也在司法部部长谢觉哉的率领下，随同党中央进了城。爷爷最初住在香山双清别墅，8 月，由双清别墅搬到中南海，住在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内。
这时爷爷惦念了22年的二儿子我的父亲毛岸青也由苏联经满洲里归国，在黑龙江克山县搞了一段时期土改工作后也回到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我们毛家一家人终于得以大团圆。
此时，我的伯父毛岸英在中央情报委工作，我的父亲毛岸青被分配在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任俄文翻译，我的姑姑李敏和李讷读小学，他们住在单位和学校里，星期六才回到家来。
81筹办婚事
每每这个时候，爷爷家里便多了一道风景线。岸英、岸青、娇娇三兄妹因从小在苏联长大，其思想与外表虽没有洋化，但一口流利的俄语成为他们在家里交流的语言工具，尤其是岸青，这时的汉语表达能力不及俄语。爷爷听不懂他们的讲话，便悠闲地在旁听他们“放机关枪”，他时不时也用不太娴熟的英语加入他们的交谈。
1949年10月1 日，毛泽东在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岸英伯父与首都几十万人民一起置身其中。晚上，张文秋和她的三个女儿都有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开国大典时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焰火晚会。她还带领女儿们走进天安门城楼会议室拜见了毛泽东。爷爷兴高采烈地握着她的手，意味深长地说：“文秋同志，听到28响礼炮声了吧！警钟长鸣喽！”张文秋顿时想起了毛泽东半年前从西柏坡临进北平时，告诫全党，此去京城，我们是去赶考，共产党人可不能做李自成呀。道别时，爷爷又对她说：“孙中山先生讲过一句很好的话，‘同志仍需努力'啊！”
后来张文秋将毛泽东的话解释给孩子们听，希望她们接好革命的班，做出一番事业。
国庆大典过后的一天，伯父来到我的姥姥张文秋家，兴冲冲地对她说：“妈妈，你还记得吗，我和思齐订婚已一年多了，我们议定最近举行结婚典礼，你同意吗？”
张文秋回答：“告诉你爸爸没有？他的意见怎样？”
伯父认真地说：“爸爸讲，我和思齐建国后结婚原是他提出的，他赞同我们10月15日举办婚礼。这一天是周末。”
张文秋有些慌了：“我也同意你们结婚。但时间这么紧，来得及吗？你们总得容我做些准备呀，比如，置办几件衣服什么的。”
伯父赶紧劝道：“我和思齐都主张婚事简办，妈妈你不用操心了。到时候，我来接你和两个妹妹去参加婚礼就是了。”
“能推迟一个星期吗？”张文秋以恳切的语调问。
作为一个母亲，她想到婚姻乃人生大事，岸英他从小没娘，思齐从小没爸爸，操办好他们的婚事，了却一桩心愿，当是她的责任。何况是与领袖结亲家，这情和礼不得不讲嘛。
伯父见说服不了岳母，急忙去找思齐。
他把爸爸同意他们结婚而且就定在10月15日的消息告诉思齐的时候，两人都非常高兴：小家庭的生活能够与共和国同步开始，是多么富有纪念意义的事呀！两人兴奋地憧憬着婚后的幸福生活……但是离结婚的日子只有几天了。结婚说说容易，真要办起来，即使再简单的操办，也要准备呀：铺的、盖的、穿的、用的、吃的、住的样样都要有，都要置办。终归要建立一个新家庭……
哎，爸爸有言在先：“我的事情多，一切要靠你们自己操办。”当然，爸爸要管，我们也不能让他为我们的事操心啊，国家还有那么多的大事等着他去操心！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她早会操办得井井有条了……可是，妈妈已经牺牲快20年了……
要是贺妈妈在也好呀！在苏联的时候，她那么关心我们兄弟，就像自己的亲生母亲……然而，她不会回到我们家中来了。
还有她，江青是不会管的，岸英对江青的喜怒无常、凶悍泼辣的作派生出了反感……
82邀请宾客
那几天里，我的伯父在喜日子一天天临近的时候，不但心情不好，还有点唉声叹气的了，不过很快，他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经过努力，结婚有了眉目：新房是社会部的宿舍，房子里的摆设是向公家借的，那两床薄被，一条是供给制时，由公家发的统一规格的被子，另一条是思齐带过来的嫁妆，那对枕头，有枕套没有枕芯，伯父和大姨就想了个法子，把暂时不穿的衣服填在里边，变成一对又软又暖和的枕头。
基本安排就绪后，岸英和思齐把筹备的情况跟自己的父亲讲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好啊，这是喜上加喜，应该艰苦朴素。可是，结婚是你们一辈子的大事，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岸英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过了两天，伯父兴冲冲地跑到张文秋处讲：“妈妈，爸爸让我来告诉你，请你开一张名单，将你要请的亲戚朋友都接去参加婚礼。”
姥姥笑着说：“那怎么能行呢！我的亲朋好友，哪好意思让你爸爸费心招待。”
岸英伯父诚挚而有礼貌地说道：“我们已是一家人了，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就不用另外请客了，这也是我爸爸的意思。他已决定届时请所有宾客吃顿饭，把婚礼搞得热闹一些。”
毛泽东考虑得如此周全，令张文秋感动不已，她稍作考虑，拟了一份名单，请我的伯父带回。嘱咐道：“这份名单，若是觉得有什么需要修改的，由他决定，我没意见。”
我的爷爷拿到这份请帖名单，展开一看，只见上面恭敬地写道：
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
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
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
陈瑾昆和夫人梁淑华
邓颖超大姐
康克清大姐
王光美同志
……
毛泽东笑开了！他乐呵呵地望着儿子，说：“你这位岳母哪，可是个重女轻男典型的女权主义者嘞，她请邓颖超同志，不请恩来，请康克清同志，不请朱老总，请王光美同志，不请少奇……那不是要我得罪人喽！”他一口地道的湖南腔，那份浓重的家乡话幽默而极富感染力。
伯父忙说：“问过妈妈，她说，总理、总司令和少奇叔叔是国家领导人，自己女儿结婚，不敢惊动他们。”
“这可不公平喽，”爷爷边笑边说，“董老、谢老、陈老和弼时同志也都是中央领导，她不都邀请了嘛。”
岸英转达岳母的解释：“妈妈说，董伯伯是她的老师，谢伯伯、陈伯伯是她的直接上级，任叔叔很早就认识思齐的爸爸，可谓老领导。至于邓妈妈、康妈妈、王光美阿姨，都和妈妈有着多年友情，她们还一直为我和思齐的婚事操心，当然都应该邀请。”
毛主席听罢，舒展浓眉：“那我悉听尊便。文秋同志请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该我请喽。”他提笔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的名字填写在大红请帖上，交待儿子说：“告诉你岳母，这桩婚事由我们两家合起来办。弼时同志患高血压，中央安排他在养病，莫要惊动他了。文秋同志拟请的客人，董老、谢老、陈老三家，请她亲自送上请帖，其它你可代送一些。”
83婚礼
10月15日，我的伯父和大姨举办婚礼的日子到了。这一天，碧空万里，秋高气爽，下午三时许，四辆小车经过新华门鱼贯开进中南海，平日肃静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内，顿时喜气盈盈，一片热闹。
新郎岸英偕新娘思齐从第一辆车中走出来，紧随其后的张文秋一家、谢觉哉夫妇、陈瑾昆夫妇……
毛主席兴高采烈地迎候在客厅门口，向每位客人表示欢迎。半月前，他神采奕奕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盛典；今天，他在家中容光焕发地为儿子举行这简朴的婚礼，可谓国泰家欢，双喜临门。
中南海丰泽园里，虽说免了鞭炮迎亲，少了锣鼓齐鸣，但婚礼的气氛依然浓烈，照样温馨。姥姥张文秋领着大女儿刘思齐疾步走到我的爷爷毛泽东面前，叫新媳妇向公公鞠躬行礼。这天，思齐穿一件咖啡色灯芯绒中山装上衣，下身一件黑呢裤，很是精神，毛泽东欣喜地看着她，拉起她的手，慈爱地说：“思齐，你今天是新娘子，成了大人，不是小孩子了。你过去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成为我的大儿媳妇，我祝愿你和岸英和和美美，共同进步……哟，怎么当了新娘，头上没插花呀？”
经细心的爷爷这一提醒，众人才发现问题，几个妹妹少华、少林、娇娇、李讷有办法，不知从哪里找来几朵娟花插在思齐头上，顿时生出一片鲜艳与美丽，众人交口称赞：“新娘子真美！”
我的伯父走来想挽住新娘子的手臂，立刻有人喊：“新郎倌好潇洒哟！”
伯父是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新理过的头发。在那个时候，他的确潇洒。
欢声笑语中，朱德夫妇、周恩来夫妇、刘少奇夫妇等宾客陆续到来，他们向毛 泽东贺喜，向新郎新娘祝福。爷爷频频点头致意，新郎新娘逐一鞠躬致谢。
爷爷从客厅中站起来说：“今天是我办家务事，为大儿子举行婚礼，心里特别高兴。感谢大家光临。我平时对孩子们关心太少，岸英与思齐的婚事得到了在座的许多同志和朋友们的关心照顾，我深表谢忱。我的孩子尤其是两个儿子，这些年来，在艰难困苦中自己度过来了，大儿子岸英今天终于成婚，希望他和思齐互敬互爱，在学习和工作中有所建树。”
新郎新娘这时并立堂中央朝毛泽东深深地鞠躬：“谢谢爸爸！”
接着，新郎新娘又恭恭敬敬地朝所有嘉宾贵客深深地鞠躬。
客座中报以热烈的掌声。
爷爷与邻近的贵宾拉起了家常。他问：“你们几位，不知儿子结婚没有？”
谢老说：“我的大儿子早结了婚，孙子都七八岁了。”
爷爷仿佛记起了家乡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中的一句台词，他不失幽默地有感而发：“那我就比不上了喂！”接着，他调侃般地感喟，“谢老的孙子也长大了，可喜可贺呀。可惜我的儿子今天才结婚，我这个当爸爸的，没有尽到责任，真是落后喽！”
谢老忙说：“不是主席落后了，而是操劳国家大事，无暇他顾，与主席比，是我们落后了。”
爷爷笑道，不乏哲人的风趣：“谢老过谦了，你是中央著名‘五老'之一，革命功劳盖千秋。难得的是你国事抓得紧，家事没耽搁，两全其美啊。”
大家都乐了。
84闹洞房
婚礼的第二道程序是宴会。
喜席设两桌，上首一桌坐着新郎、新娘、张文秋、周恩来和邓颖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另坐一席。李敏、李讷、少华、少林等孩子们在旁边屋里坐了一桌。开席不久，我的爷爷满脸喜色地走到亲家母张文秋面前，言道：“文秋同志，感谢你教养的好女儿，成了我的儿媳妇，我敬你一杯酒，祝你健康！”
两亲家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周总理示意张文秋去给毛主席敬酒，张文秋悄悄问道：“我说什么好呢？”周恩来在她耳边轻语道：“文秋同志，你将主席的话回敬过去嘛！”
姥姥满满地斟上酒，激动地走向毛主席，把盏敬酒，两亲家又是尽兴而干！
宴会甫毕，爷爷拿出一件呢子军大衣，递到新郎手里，充满着父爱说：“我没有别的礼物送给你，这是我赴重庆谈判时穿过的大衣，后来未曾动用，现在送给你们，白天岸英穿在身上，晚上盖在被子上，思齐也有份！”
伯父接过大衣，递到自己的妻子手上，夫妻俩觉得那不是一件普通的大衣，那上面还有着父亲的体热，此刻如同火山，那样炽烈，那样沉重，他们深情地向父亲鞠躬，致谢。
他们告辞出来，驱车回到了岸英单位的新婚洞房。
一脸喜悦的姥姥陪着谢觉哉与夫人王定国、陈瑾昆与夫人梁淑华等一行嘉宾来到女儿的新房，岸英伯父的直接领导、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在门口热情地接待他们，端出早已准备好的喜糖、红枣与花生，连声说：“欢迎丈母娘来送亲！”姥姥的脑际一瞬间掠过“吃红枣、添儿郎；吃花生，花着生”的民谚，信步走进洞房里，只见里面早已候满一群闹洞房的男女青年，岸青随着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彭德怀的侄儿彭起超夹在其中，喜滋滋地朝她微笑。
新房布置得异常整洁，中央墙上贴着一个斗大的“喜”字，十分抢眼；床上被褥、垫单、枕头有八成新，清一色的军用品，显然系岸英平时之物，但洗得净，叠得齐，倒也清爽。其中桌、椅、床为借来的公物。有心的李克农部长将一对红烛燃置屋间，平添了几分喜色。
这时，闹房的青年簇拥着新郎新娘，高声嚷着要他俩抬着盘子。一会儿，群情涌起，硬要新郎含着糖果给新娘吃。
新娘含笑不语。新郎苦无救兵。
刘允若带头煽动：“不喂不行！”
新郎倌勇起自卫：“允若，你不要闹了，小心我将来还礼！”
允若毫无顾忌，起劲儿嚷道：“我不怕你还礼！你如果不这样喂，我们就闹一通宵，大家同不同意？”众口一声：“同意！”
岸青、少华、少林这时裹在当中，嘴巴不偏不倚，巴掌声则倒向了观众。忽然，彭起超将一颗糖放进新郎口中，推搡着新郎向新娘去喂糖……
闹房高潮迭起，青年人独领风骚。谢觉哉对张文秋说：“这里是孩子们的世界，我们不可久留。”
陈瑾昆一旁笑着插言：“莫要影响他们的情绪，我们撤退吧。”
……
新婚后，我的伯父和大姨第二天早早地往中南海去拜望父亲毛泽东。稍息，夫妻双双来到张文秋身边，欢欢喜喜度过了一整天。从此，这对年轻恩爱的夫妻主要以我姥姥这边为家，享受毛泽东父爱的同时，更多的时间是沉浸在张文秋的舐犊母爱之中。
85想下基层
蜜月之中的我的伯父和大姨，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又有了一个幸福的大家，这可让弟弟岸青羡慕不已。好在兄弟俩从小相依为命，岸英每当假日，少不了带着弟弟在张文秋那里同享天伦。天长日久，岸青见哥嫂疼他，张妈妈更是热情仁义，母亲般地善待他，遂将哥嫂之家也当成了自己的家，并日渐和张文秋的两个小女儿少华、少林熟悉起来。少华和少林亲热地叫他“二哥”。
在这充满幸福和欢乐的日子里，岸英夫妇、还有岸青，每个星期天都会去看望父亲毛泽东。有时，少华也跟着去，她人小，胆大，嘴儿甜，“毛伯伯！”叫得亲热。毛泽东很喜欢她，一如喜爱小时候的思齐，见得多了，也昵称她为“拖尾巴虫”。孩子们回家，见不到她，便会问：“今天怎么不见那个拖尾巴虫呢？”
结婚后的思齐，仍在学校读书，岸英伯父则忙忙碌碌地投身于工作之中。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由于航空条件有限，代表团决定坐火车前往苏联，为保证爷爷一行的绝对安全，公安部长罗瑞卿、调查部长李克农和我的伯父随车护行。经过天津旱，发现铁路上有颗美蒋特务设置的炸弹，罗瑞卿下去调查处理。李克农和我的伯父一直紧张护行到中苏边境城市，胜利完成任务后才返回北京。
新中国建立后，我的伯父仍在社会部工作，后来又调到中央情报委员会，还是担任李克农的秘书，有外宾来访时，他还要担任翻译。虽然他不喜欢这个工作，可是，在李克农的言传身教下，他很快熟悉并适应了情报和保卫工作。伯父的好朋友蔡博回忆说，由于职业和职责的关系，那一阵子，岸英变化很大，变得深沉了，眼睛里经常闪现出警惕的目光。
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岸英伯父向往的到基层、到群众中去工作的心愿又冒了出来。他羡慕在鞍钢工作的好友蔡博，经常与他通信，无所不谈，谈论最多的是工作和学习方面的事情。
1950年夏天，我的伯父毛岸英随李克农去了苏联，回来后他即去看望原来任儿童院老师的韩铁声。当韩老师问他的工作情况时，又勾起了他要下基层的念头。伯父对韩老师说：“我参军、下乡、搞土改都干过了，我真想去工厂当工人……”韩老师说：“那好呀，到工厂当工人可以最直接地接近群众……”还未等韩老师说完，他就喜出望外地拍起手说：“伊万老师，你同意了！”看着他那孩子般的模样，韩铁声泼冷水说：“我同意有什么用，这是组织上的事，要经组织部门批准才行。”岸英伯父听这话后蔫了：“是啊，韩老师又不是组织部的人，他同意有什么用呀……”伯父从韩老师处告辞出来，奔向帅孟奇的家里。
帅孟奇当时在中央组织部任职，伯父找到她，死缠着要帅妈妈帮助他从中央社会部调出来去基层工作。他说战争基本结束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建设祖国。他到下面干点实际工作，一方面直接投入到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事业中，另一方面可以在生产第一线锻炼自己。帅妈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周总理谈谈。伯父真的向周恩来提出了下基层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亲自出面安排他到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不过，李克农说这不能算是正式调动，只是下放锻炼，人还是属于中央社会部的……
86回湖南老家
尽管这种调动并不彻底，然而，伯父下基层的目的还是达到了。1950年8 月中旬，岸英伯父告别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仅带了一床军被、一床褥子和实行供给制发给他的两套单衣服，骑上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到机器厂上班去了。
岸英伯父到了工厂以后，简直像鱼儿入了大海一样。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对工厂的工作充满热情。白天，他下到最脏最累的浇铸车间和工人师傅们一道干笨重的体力活儿。吃饭时，他和工人们一起到大食堂排队买饭。食堂没有桌子、板凳，买完饭，他便和工人仨一群俩一伙地，扎在一起，或站，或蹲，边吃边聊家常，谈心。他还组织了俄文学习小组，利用业余时间，由他教青年工人学习俄语，为的是在将来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中，学习和吸收苏联的先进技术……每次开会时，会前、会后他总是把准备好的纸片发给与会者，然后，诚恳地对在场的人说一声：“请大家帮帮忙，写几条谚语或歇后语。”工人们对这位热情奔放的、充满朝气而又随和的青年书记非常爱戴，都愿意和他交往。可是，工厂里除少数几个领导外，人们并不知道他的来历，更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不久，岸英伯父要实现他向往已久的回湖南老家探望的打算。
毛泽东也有回故乡去看看的想法，可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他实在抽不开身。儿子岸英多次提出有空回趟湖南，他很赞同，而且对于回去的目的，他们父子间几乎有着相通之处：一来祭扫杨开慧的墓。解放了，她未竟的事业完成了，也该安息了。二是韶山的父老乡亲为革命出过力，不能忘了他们，要去面谢。三来了解湖南乡下的情况，马上就要土地改革了，农民们怎么想的？都有些什么要求？特别是乡下来信说，湖南有些地区发生了粮荒，不知情况会糟到什么程度？
但毛泽东让儿子一个人去也有顾虑，岸英从小离开了湖南，恐怕对家乡的事情记忆模糊了。毛泽东要考考儿子，便故意发问：“你回去能干啥？连话都听不懂。”岸英马上接过话，用地道的湘潭方言答腔：“我跟爸爸学了咯多土话子，从今日起，再跟您学个把月的韶山话，你看要得啵？”
毛泽东听着儿子讲家乡话，不禁笑了起来，点了点头，算是考试合格，便同意了我伯父的请求。
经过爷爷的安排，我的伯父作好了回湘的准备。
爷爷交给我的伯父的是三封信、两项任务。三封信：一封是给杨开智的；一封是给外婆的祝寿信；一封是给已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王首道的。两项任务：一是要他回乡看望父老乡亲，把他的问候带给乡亲们；二是告诉父亲们不久就要实行土地改革了，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运动，贫苦农民盼望多年的翻身解放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希望乡亲们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除了爷爷交办的事外，我的伯父还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目的———即他给蔡博信中表示的回湘“旅行期间准备用心学些新鲜东西，绝不仅限于‘省亲'而已”。三封信，两个任务，一个目的，这就是我的伯父毛岸英回湖南的全部计划。
1950年5 月，岸英伯父随李克农到武汉出差，在武汉办完了公事，5 月23日到达长沙。5 月25日是外婆八十寿辰，他带着父亲的贺信和寿礼赶到了。
87祭扫母亲墓
到长沙后，天色已晚，先住在省委接待处里。第二天，伯父迫不及待地去学宫街看他的外婆和舅舅、舅母。80岁的外婆，仍然耳聪目明，富富态态，岸英伯父一头扑在她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又哭又笑，口里不断地说道：“外婆，外婆，我好想你啊……”渐渐地，又喊起，“妈妈，妈妈你好苦啊……”弄得外婆也哭，舅舅、舅妈也哭，在场的人，也都难过得不断地抽泣、抹泪。
过了好一阵，我的伯父才平静下来，他把父亲的信和寿礼送到外婆手里，还拆开信，一字一句地念给外婆听。“外婆，你听清了吗？”外婆不住地点头：“我懂，伢子，我懂，谢谢你爷老子的一片孝心啊！要是霞妹子还健在，该有多好唷！”提起“霞姑———杨开慧”，人们又是一阵感叹唏嘘，我的伯父更是热泪盈眶。
外婆东一句西一句地跟我的伯父讲他小时候调皮捣蛋的故事，逗得他像细伢子似的扶着外婆的肩膀傻笑，舅妈李崇德向伯父讲述他们三兄弟去上海天生祥酒店的情景……
5 月25日，由省委交际处出面，为杨老太太八十大寿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同时，也是为我的伯父接风。
伯父时刻怀念着牺牲了20年的妈妈。舅舅、舅妈决定陪他去板仓扫墓。他们从小吴门火车站乘车北上，在白水车站下车，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晨吃了早饭，便由白水向板仓前进。40里乡村小道，整整走了大半天。这使岸英伯父顿时想起了20年前那个令人心惊的日子———1930年10月24日，他的8 岁生日，清乡队头目范瑾熙带着枪兵，押着妈妈、保姆孙嫂和他，也是从板仓到白水，再由白水坐火车去长沙。可妈妈从此一去不复返了……20年“天翻地覆慨而慷”，今天他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只不过方向相反，有说不出的感触！
到板仓，回到他小时候最熟悉的外婆家，他激动得不能自持，中午，他三口两口扒了半碗饭，便要舅舅跟他去看妈妈。在棉花坡，在“毛母杨开慧墓”的石碑前，我伯父这个1.8 米的大汉，扑地一声跪在母亲的墓前，泣不成声地哭诉着：“妈妈，妈妈，儿子回来看你来了！”
伯父迎着风口，一锹一锹地为母亲的坟培土，他仿佛又看到狱中的妈妈临上刑场，捉住他的小手，大声叮嘱：“岸英，我的儿子！活下去，坚强地走出这牢门，长大后，三兄弟要为我报仇呀！”
根据当地的风俗，舅舅、舅妈也祭了坟，化了纸钱。伯父记得20年前，他也是在坟前抹着泪水和弟弟岸青、岸龙与长眠着的妈妈告别，之后由舅妈护送，离开板仓，经武汉去上海……
岸英伯父扫墓回来，便要舅舅带他到板仓的十几家贫苦农民家里，对那些曾经为安葬妈妈出过力的老人，他再三鞠躬致谢。
乡亲们三三两两地来家里看岸英，这批走了那批来，半夜里也有人来找岸英谈心，谈得最多的是减租减息和今后的土改。伯父见乡亲们这样热情，便约他们第二天在杨公庙再见。
第二天，有上千农民来到杨公庙，一来是看岸英，二来是要向岸英打听土改的政策，杨公庙挤得水泄不通，这天，成了板仓少有的盛会的日子。
88在乡亲们中间
舅爷爷杨开智陪岸英伯父站在戏台上，并介绍说：“岸英小时候在这座杨公庙小学读过书，这次毛主席要他到板仓来看大家。”
岸英伯父忍住热泪说：“父老乡亲们，20年前我们三兄弟被迫离开板仓，今天，我回来了，20年里，我时刻惦念着板仓，想念着埋在棉花山的妈妈！也想念乡亲们呐！”台下响起了妇女们唏唏嘘嘘的抽泣声。
伯父话锋一转：“如今世道变啦，贫苦农民就要翻身了。大家最关心的是土改，我在北方已经参加过几次土改，现在板仓虽然还未实行，但是，不用多久，一定也会土改的。我希望贫苦农民要团结，中农也要团结。听说这里有吊打中农的事，这就不对了。我看了一下，这里的田禾长得不错。你们暂时还很苦，只要农作物种好了，加上搞点纺纱织布的副业，日子还能过下去的。土改以后，大家的积极性一定会调动起来，下次回来，我还要看看农业大丰收的情景呢！”省政府派了一辆苏式吉普车，让在省接待处工作的一个堂兄毛远翔陪着，把我的伯父从长沙送到湘潭。吉普车向西开到湘潭至邵阳公路上的七里铺，便无法前进了。到韶山冲要向北走，那时，七里铺到韶山冲只有一条乡村土道，在湘潭县县长毛特夫的陪同下，伯父一行改为骑马进韶山冲。
伯父一路上无心浏览田园风光，只是不停地向毛远翔打听当地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打问沿途乡镇村庄的名称，识别山坡田野里的树木花草庄稼，不知不觉到了韶山冲。
1950年的韶山，山清水秀，仍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韶峰脚下，土地冲里，一栋栋茅顶泥墙的低矮的房屋，藏在青松翠竹中间。傍晚时分，各家各户的屋顶烟囱里，冒着乳白色的炊烟，炊烟融汇到一起，在山腰的房顶上连成一条起伏的烟云，袅袅婷婷。空气中弥漫着松脂的清香、禾苗和泥土的芬芳。这里充满着一派宁静、和谐、安乐的气息。
毛岸英回韶山，对韶山的父老乡亲们来说，是个值得庆贺的喜日。且不用说这里平时很少有人来，即便是来个人，哪怕是很不熟悉的人，也会成为全冲的人都兴奋的新鲜事，何况，今天回来的是令韶山人骄傲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儿子，他是代表他父亲回乡来的。他们像当年盼毛润之一样盼望毛岸英，欢迎毛岸英。
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中间，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韶山毛氏族谱中，也有“虎踞龙盘”，“灵秀聚钟”的描述，因此，传说中的尧舜曾到过韶山并在韶峰上吹箫弄笛，预示着若干年后韶山会出“真命天子”。而现在，韶山乡亲们心目中的“天子”就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就成了韶山乡亲们心目中的“太子”了。
“哈，太子回来喽！”
“嘿，太子荣归故里啦！”
“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骑着高头大马回韶山冲来啦！”……
伯父从老远处就下了马，大步向人群走过去，他看到的人，都很陌生，又都很熟悉，陌生的是面孔，熟悉的是他们的语言、神态。真是“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啊！
伯父激动得眼里滚动着泪花，嗓子有些哽哑，见年老的就喊阿公，年长的喊叔叔伯父婶婶姑姑，同龄的就喊大哥老弟。
“乡亲们，你们好啊，爸爸要我回来看看大家，向你们问好，爸爸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一直惦记着你们！”
89不搞特殊
岸英伯父穿着一身洗得灰白的旧军装，戴着军便帽，穿一双大头皮鞋，那模样，活像一个工作在农村区乡的转业干部。他听见有人在喊着什么，由于口音的原因，开始没有听真切，也没在意。当他再次听见有人“太子”、“太子”的呼喊时，他琢磨出其中的意思了。他大吃一惊，脸色苍白地连忙张开双臂，急切地大声对乡亲们说：“要不得，要不得，千万莫咯样讲，我爸爸不是皇帝，他是人民的公仆！”他态度非常诚恳地对大家说：“就叫我岸英或岸英同志吧！阿公叔子们喊我小毛伢子也行！”
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私塾先生的毛宇居老人，在当地是有名的“秀才”，他留着雪白的美人髯，见了岸英，先捋胡须，然后把头向后一伸仰，用大拇指朝岸英一竖，笑道：“不错，不错，个子很魁伟，气质也很像你爸爸！”
伯父在乡亲们的簇拥下，走进了乡政府所在地———毛鉴公祠。所谓乡政府，也就是一个空空落落的几间破旧不堪的屋子。
“岸英，你的韶山话何以说得咯样好喽？”
韶山人为岸英的坦诚所感动，经他打招呼后，再没人喊他“太子”了。不过，一些托他办事的人，后来还是改不掉，仍然称他“少主席”。刚刚解放了的韶山人，对于“同志”称谓还很不习惯。
晚上，乡政府办事人员从小溪里捞了几条活鲫鱼，用豆豉辣椒蒸了一碗，算是头菜，还有的就是酸菜、粉丝之类，乡里招待人也只有这些了，虽然简单，可这是地道的家乡饭呀！岸英伯父吃得津津有味。
伯父不时掏出笔记本，记下老百姓的想法、要求，一些民间谚语，他也记在了本子上。
夜深人静，剥了漆的办公桌上，燃着一盏桐油灯。伯父坐在桌边，热情的乡亲们聚在那儿久久不散，听他讲外面的情况，向我的伯父述说家乡的事情。直到午夜时分，陪同的人见太晚了，才说服了乡亲们回去睡觉，也让我的伯父早些休息。岸英伯父动手将祠堂大门上的两扇木板门取下来，架在长条凳上，门板上铺了一层软松的稻草，打开铺盖卷儿，躺下去四肢朝天，与几位同伴答了几句腔，便一头进入
梦乡……
第二天早晨，伯父踏着土路，绕到上屋场自己祖父的旧屋，瞻仰父亲的衣胞之地。
解放前，韶山旧居被国民党反动派作为“匪产”而没收查封多年，直到1943年才让毛润民搬进去住。从爷爷辈往上祖上留下的半边屋是瓦屋盖顶，房基也高耸些，而对面邻居的茅草房，就更差劲儿了。我的伯父在屋里走了两圈儿，乡里人问他，这山坎塌了，要不要修？他说：“把浮土挑走就行了！”
乡政府的人告诉他，毛泽东曾在少年时代写过两句诗：“鸡鸣未晓车轮叫，隔夜难存半合粮。”形容韶山冲仅有土制鸡公车作交通工具，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要改变韶山面貌，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他们问我的伯父，韶山到湘潭可不可以修一条公路？
伯父思考了一下，回答道：“看来路是要修的，不过，千万要注意，不要占去好地！”
5 月，正是湖南的雨季，田间小路被人和牲畜踩踏后，就跟塘泥一样又粘又滑又烂。岸英伯父穿着雨衣，撑一把红油纸伞，脚下那双牛皮鞋，已有三四斤重了，走路极不方便，常常陷在泥沼里，于是，他便弯下腰，卷起裤脚，脱下皮鞋拎在手里，打着赤脚走在田埂上，毛泽连上来要给他提皮鞋，他连忙摇手：“要不得要不得，哪有叔叔给侄儿提鞋的？”
90邻国朝鲜
岸英伯父在韶山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前后花了6 天时间。临走前，他与韶山党支部的同志座谈时，再三强调，在土改中要讲政策，要依靠贫苦的农民，要团结中农……
岸英伯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韶山，完成了自己的父亲交给的两项任务，达到他学习新事物的目的。
他那鼓鼓囊囊的皮包，在韶山一转，钱被他零零散散地送光了，变得干干瘪瘪的。这次回家乡使他醒悟到：虽然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大多数农民仍过着贫困的生活。解决贫苦农民困难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否则，就是拿一火车钞票，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伯父回到长沙交际处时，趴在桌上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原来，他回韶山时，住在毛震公祠对面冲里的毛贻泉找他讨债，说他爸爸毛泽东某年某月借了他的100 元大洋，云云。他已两手空空，无法偿还，只好求助于王首道，信的大意是：几十年前，我的父亲从毛贻泉手里拿过100 元钱，这次回去，人家找我要钱，我的钱已用完了，请求借给100 元，以解燃眉之急！……
回到北京之后，岸英伯父的双眼注视着中南海菊香书屋里一本翻开的并被圈画还打了许多着重号的线装书：《东周列国志》。
这些日子，他有一种感觉，或者是直觉加上判断：父亲正在为变化着的邻国——朝鲜的局势而焦灼。
1950年初秋的中南海里，菊香书屋的院落中，黄的、粉的、紫色的菊花已经竞相绽放，散逸出清香许许，但父子俩好像闻也未闻，他们似乎只感觉到一股“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凶神恶煞之气迎面扑来———
9 月12日，美国战舰“麦金利”号作为渡海登陆作战舰队的旗舰，载着不可一世的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顾台风正在肆虐，裹卷着日本海、黄海的狂风巨浪，急驶奔向预定的海域……
9 月13日，由麦克阿瑟指挥的登陆舰队，载着由留驻在日本的美军第七师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合编成的第十军团，加上从南朝鲜召募的8000名南朝鲜士兵，在“海盗”轰炸机的掩护下，开始登陆抢占仁川海滩……
由美军阿尔蒙德指挥的第十军团登陆后与沃克指挥的第八集团，连同南朝鲜李承晚的几个军团军，兵分两路正在执行着预定作战意图：攻下平壤，占领元山，之后全速向鸭绿江挺进……
菊香书屋里到处是书，这本翻开的《东周列国志》，撂置在毛泽东卧室的床头，岸英伯父猜到：书里的内容一定使父亲浮想联翩。伯父翻开，一行字跳入眼帘，刺灼两眼：“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
毛泽东一生中没有几次像现在这样费尽踌蹰。他身穿睡衣，手指夹着烟，脚穿着拖鞋，在卧室内的地毯上走来走去。
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
裂。”
胡耀邦回忆说：“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三次服药睡不好觉。起床后，在他的东屋开会……从5 、6 点钟一直研究到12点，决定了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