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三反”、“五反”风起云涌，各地每天都有案情报到薄一波那里，薄一波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卷宗也不少。但真正动人心魄的还是杀了天津的两只“大虎”，刘青山和张子善。
　　 刘、张的罪行早就激起了当地群众和干部的不满。1951年10月，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立即开展了调查。根据他们的罪行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华北局讨论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周恩来签字同意。11月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12月2日，刘青山从国外访问回国后立即逮捕归案。12月4日，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
　　 为慎重起见，在逮捕令发出的同时，即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将“河北省天津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张、刘逮捕法办”的绝密电报呈送毛泽东并中央。
　　 30日凌晨，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当华北局标有“AAAA”的特急绝密电文送到毛泽东案头时，这位历史巨人迅速读完全文，心头一惊。革命刚刚胜利，西柏坡自己的警告言犹在耳，竟真的出现了以身试法者。
　　 毛泽东迅速提笔，代中央草拟了转发全党的电文，注明“传阅，周、朱阅后尚昆办”。电文如下：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并及时加以惩处。
　　 中央 十一月三十日
　　 电文立刻通过电波传遍祖国各地。
　　 河北省委会同天津市委，对刘、张贪污一案进行调查、侦讯，于12月14日提出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其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向中央提出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当毛泽东的目光再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几乎是震怒了。
　　 刘、张二人在进城后就成了毛泽东所预言的那种人。进城后，他们公开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他们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救济灾民款、干部家属救济款、地方粮款、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他们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曾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另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在兴建潮白河、海河等工程中，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22亿元。他们生活腐化堕落，挥霍大量金钱。刘青山吸毒成瘾，借口有病，长期不工作，但对吃的大有“学问”。山珍海味也有吃腻的时候，刘青山异想天开地要吃“没有韭菜但有韭菜味的饺子”。炊事员为难，恐怕“狗不理”、“鸭子楼”的名厨也做不出来这种水饺。炊事员也算急中生智，将猪肉、虾仁、炒鸡蛋并白菜心剁烂搅馅，包时每个饺子里放几根洗净挑好的茎粗叶宽的韭菜，茎根包在饺子皮褶外，捏好后下锅，煮熟后捞出，趁热捏住露在外面的韭菜根茎，将包在饺子里的韭菜叶一起抽出来。这种饺子才合了刘青山的心意。张子善为了逃避罪责，曾一次焚毁单据300多张。他们还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个人的天下，说天津地区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在工作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欺上压下，独断专行。被捕前，刘青山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张子善为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现任书记。
　　 在毛泽东总体把握这类事情上，一向是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在他与周恩来及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议论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赞成枪毙刘、张二犯。
　　 毛泽东不但赞成，而且决心不可动摇：“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但是在执行前，他仍不放心，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1952年12月下旬，党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当时地委在家的八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死刑。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5人，判处死缓的有八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三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六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6人，判处死缓的有七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三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六人。绝大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根据这些材料，又请民主人士发表意见，做出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
　　 在天津，有人找过市委书记黄敬。黄敬想找毛泽东说情。因为，刘、张解放前曾在他手下工作过，他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他知道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应当判重刑。但他们都曾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牢，都宁死不屈，在战争年代也曾出生入死，在干部中也有很大影响，是否能给他们一个改造自新的机会，不要枪毙。当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都还年轻。
　　 黄敬是浙江人，领导过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担任过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和晋察冀的党委副书记，是党内有名望的人物，周恩来自然十分熟悉。他听到黄敬要来北京说情的风声，便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有了这番话，黄敬不便再找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