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起点
——重温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作者：李君如 观往知来
中国共产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之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回眸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早在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要“预先准备”在全国革命胜利后解决好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农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40页）。
国情调查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形成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从中国国情这一最大实际出发制定革命战略和策略、确定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基本方法。他说过，“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页）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调查研究中形成的。
毛泽东1926年5月至9月在广州主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主编了《农民问题丛刊》。原计划出版52种，实际上出版了26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要主编这个丛刊，不只是因为他当时受命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而是要通过主编这个丛刊来调查中国的农民和农民运动包括农村、农业问题。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序言中，在说明为什么要主编这一丛刊时是这样说的：“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他还说：“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材料，本书只收得五种。”（《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40页）从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毛泽东是多么重视对农民和农民运动包括农业、农村这些基本国情的调查和了解，也可以知道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工作有多落后。马克思当年研究和写作《资本论》，可以在大英博物馆找到大量的基础性材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则没有这样的条件。毛泽东后来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到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要了解国情、农情，只有靠自己迈开双腿，到农村去调查。
毛泽东关于国情、农情调查的四篇文章是一个整体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包括农村、农业问题的调研，不仅体现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而且体现在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四篇文章是一个整体。
应该讲，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指导下，开始注意对不同于欧洲的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毛泽东1923年4月10日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就是他这一时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第一篇文章。尽管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刚起步，但有两点难能可贵：一是注重对国情的认识，通过国情分析告诉国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极端落后性；二是以国情为根据，阐明国民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势力。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研究以“调查研究”为特点，超越了党内其他领导人。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5月至9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和他为这一丛刊写的序《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如果说，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考察分析的主要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中国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现象，那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则进一步考察分析了中国各个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其政治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再进一步集中考察分析了中国革命中的农民和农民运动状况，联系到这之后毛泽东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国情的考察分析已经相当深入，聚焦在阶级状况特别是农民阶级状况的分析上。联系他后来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分析特别是农民阶级状况分析是其历史和逻辑的起点。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毛泽东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篇重要著作，在大革命时期刚问世就有很大的影响。根据现有史料，这篇文章最早是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的。《革命》半月刊是中国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1926年2月1日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后又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2期上刊载。后来，广东汕头书店按照《中国农民》所发表的文章出版单行本著作，一版、再版了这部著作。1926年3月，经毛泽东修改过的这篇文章，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16、117期连载发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收入了这篇文章，当时是按照《中国青年》连载的文章版本编辑的。毛泽东在把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对这篇文章做了认真的文字修改。在后来陆续发现了《中国农民》和《革命》半月刊的版本后，就把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改定为1925年12月1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有一个重要的题注，指出：“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这个题注告诉我们，毛泽东研究中国的基本国情之所以聚焦于阶级状况，既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回答了中国革命面临的现实问题。他在对各个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以各个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态度”为依据，深刻地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知识界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的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它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它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时提防它，不要让它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1925年12月1日《革命》）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断，后来成为我们形成革命统一战线的科学依据，也成为我们认识统一战线、理解统一战线的钥匙。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就把精力放到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研究上去了。1926年5月至9月，他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并为这一丛刊写了一篇有分量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后来又花很大精力进行农村实地考察，发表了当时社会影响很大又受到陈独秀阻挠，但得到瞿秋白支持，并得到共产国际高度肯定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毛泽东选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题注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四篇文章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通过深入的国情调查特别是对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调查，解决中国革命战略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显然，联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来研究《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可以理解得更深一些。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重要文章中，毛泽东开宗明义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这就是这篇文章论述的主题。
毛泽东为什么把农民和农民运动置于“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地位？他的观点是：
第一，封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大对象，而农民是他们主要的剥削和压迫对象。在他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时就指出：“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同上）
第二，封建经济是反动统治的坚实基础，只有农民运动才能动摇这个基础。毛泽东分析说：“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同上）他还举了广东的实例，说：“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农民协会的县份。”（同上）他后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说过：“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第三，中国革命的大部分是农民运动。他在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因此，他说：“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页）
第四，农民运动对于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毛泽东指出，买办阶级虽然很猖獗，但他们集中的区域在沿海沿江几个城市，“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封建军阀作为地主阶级的首领总是利用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但他们财政上“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服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因此，“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同上，第38—39页）
第五，要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通过上述分析，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他说要做到：“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同上，第39页）
第六，突出政治斗争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毛泽东通过对《农民问题丛刊》中广东农民运动材料的分析，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这个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同上，第40—41页）
我们联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来研究《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在研究国情时，首先研究的是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但他不是像别人那样一般地研究阶级状况，而是重点研究中国乡村的阶级状况特别是农民的阶级特点。也就是说，毛泽东研究国情、研究农村，有这样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研究中国的国情，不能不研究中国的乡村，不能不研究中国的乡情。经济文化落后的乡村，不仅地域广大、聚居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而且乡村封建地主阶级是半殖民地中国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地主阶级”列在“买办阶级”之前，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研究农民阶级的特点，绝不是偶然的，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刻。
二是研究中国革命，不能不研究农民，不能不研究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尽管是同小生产经济相联系的阶级，而不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阶级，但由于他们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投身农民运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加上农民阶级数量众多，是一支宏大的革命力量，因此毛泽东认为，只重视工人运动或者只重视同国民党合作而不重视农民运动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
全国革命胜利后要依靠政权和科学来发展农业生产力
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是过去许多人在研究时忽视的。这就是，毛泽东不但从革命的角度研究农民和农民运动，还从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如何解决农村的自然灾害和农业生产力落后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出生在农村，是对中国农村非常熟悉并对农民有深厚感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认为，农民受到的压迫有“人为的压迫”和“天然的压迫”两大类。他说：“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他还说：“前一个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这里。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地注意。”
“天然的压迫”问题既然也是“非常之严重”，那么，该怎么解决呢？毛泽东说：“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同上，第40页）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三农”问题需要通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和科学来解决。因为，这里讲的“天然的压迫”，本质上是生产力问题。革命是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革命胜利后，不仅要探索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要战天斗地，改变落后的自然条件，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落后的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毛泽东提出用“政权+科学”的方法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力的主张是有远见的。
如果说当年“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那么在今天，“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说过：“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他还说：“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零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55—257页）在我们今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温毛泽东95年前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农民问题以及农业、农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可以激励我们更好地肩负起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责任。
（作者李君如，原中央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