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休假期间，学习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一些内容，越学越深的体会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中，从中国国情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是给我们留下的一部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贡献，不仅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的宝贵财富。它对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领导中国wdGCD和人民军队，依靠人民群众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1页）。
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1945年5月14、15日两天，刘少奇向中共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他指出，新党章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工作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会议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wdGCD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方针，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也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产生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人民的一面旗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时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选集》1316-1318页）
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wdGCD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极其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头八年内，当时因为没有经济建设经验，只得学习苏联的做法。革命的主要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0年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上有人主张挤垮私营资本，毛泽东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毛泽东认为要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他说我们“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此，在论述五种经济成分的时候，他把私人资本主义排在了第二位，指出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发挥各种经济成分作用的理论。
1952年毛泽东针对农民负担问题指出：“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提出要运用党的农村政策和经济政策指导农村工作，处理好党与农民的关系。而“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他认为，要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关键是要维护农民的利益。“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1953年毛泽东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结合我国实际论述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我国过渡时期三大改造的完成，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的最主要的贡献。
从1956年起毛泽东开始艰苦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文中，他说： “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每一个' 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始终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 高速发展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1956年1月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充分论证了“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指出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要及时变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上述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使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和主要任务。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指导，形成了党的八大正确的经济建设纲领。
1956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自留地不征税。”他称这为“新经济政策”。基于以上认识，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要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必要的改组。“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上论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和理论贡献。
八大以后，1957年2月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地分析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他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提出了发展的方针。“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提出了保持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问题。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以上论述充分说明了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各业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和平衡关系，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课题，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开始的。毛泽东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工业化的形式和途径也不同，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化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文中，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把它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这正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因此，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可以和苏联不同。他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鉴，提出了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理论把马克思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两大部类关系的原理灵活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历史及诸多因素，区域经济不平衡也是中国国情之一。毛泽东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实现区域经济平衡于是首次提出了两个大局的区域经济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工业是区域经济的主导，处理好这一关系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平衡。
从1958年起毛泽东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但还没有制定出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没有任何经验,经济、文化、科技等相当落后,中国干部和群众中很大部分没有文化都是文盲、半文盲的基础前提下，又得不到配套的教材和系统的教育境况下，开始了艰难困苦的实践和探索，而恰恰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候，苏联又对我国进行了逼债，从而加剧了我国建设的艰难和困苦，形成了我国的人尽皆知的“低指标，瓜菜代”三年困难时期。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碰钉子，对大跃进和三年困难的反复比较，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指出：“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2页）。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中国基本的国情。广大农民是工农联盟的主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因此，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他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成功，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提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说：“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在纠正“共产风”的错误中，毛泽东指出：“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化的积累、农民的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毛泽东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的社会主义分配，蕴涵了打破平均主义，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
1962年初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号召全党：“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进行艰苦地探索，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经过至今40多年的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它的远见卓识和客观真理性。
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毛泽东从1963年开始，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在当时“经济发展形势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的情势下，确定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提出更加长远的奋斗目标，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63年夏毛泽东提出：把1963年到1965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传》1949-1976年第1358页）
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作了时间上的估计,“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基于毛泽东以上的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1964年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在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他特别提出当时有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这是他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对三线建设，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的钢铁基地是两个，酒泉和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仗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62页）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在这年年末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会，将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就要开始。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党内文件。这个文件写上了毛泽东以上关于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也为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准备。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做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在９月６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反映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的一大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0页、341页。）12月11日周恩来把起草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送毛泽东审阅。13日毛泽东退回的修改稿上面，加写了很能反映其世界观、历史观、发展观和振兴中国信念和理想的两段话。一段讲人类认识规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另一段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41、342页。）
1964年毛泽东针对经济形势好转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62-1363页）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６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听取了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后，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又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毛泽东听取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之后，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那时国民经济计划，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
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全党全国人民在这个宏伟目标的鼓舞下，遵循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到20世纪的70年代，我国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具有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一直达不到第六的地位，到去年才勉强奔上第六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工业产量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wenghuagemin，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在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在农村毛泽东的工业化运动——“大跃进”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