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水]
1927年井冈山创建红军，毛泽东深深感觉到，士兵利益、上下、军民、军地、对敌关系等工作非常重要，对党的事业和军事工作影响极大，对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并战胜敌人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高度重视亲自抓。
建立士兵委员会：当时红军政治工作管理体系还在建立之中，一些方面尚不规范、不系统、不完善，建立士兵委员会弥补这些缺陷。给士兵说话的权力，自己管理伙食，连队经济帐目公开，在适当范围内让士兵决定自己的事，维护自身利益。通过下对上监督，从而达到克服军中官僚主义和旧军队遗留下管理习气。
支部建在连上：红军是党领导的军队，党是军队主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组织大门向每一名士兵敞开，不管你有多少文化或什么身世，只要有坚定信仰、维护党的利益并为此努力工作，就能成为一名党员，成为军队主人。进而提高了士兵被信任感、荣誉感、利益感和责任心，把部队当做自己家，为之奋斗、献身。请注意：明确了主人也就明确了责任，两者不可分。
废除雇佣制：把军队上下左右之间关系变成同志、战友和兄弟，不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人人都是军队主人或能够成为主人，从根本利益上讲奋斗目标是一致的。靠钱雇来的军官和士兵主动性不高、战斗力不强，再说当时红军也没这么多财力和物力，只能依靠广大民众自愿加入为主。
官兵一致：当时红军上下、官兵、兵与兵之间生活待遇和其它所得差别很小，几乎平等，没有生活和物质上特权。无论职位多高，经济上一律平等，多数人心理得到平衡，它符合当时艰苦的物质条件、人们思想观念和大多数人利益，最重要的是这种分配方式得到全军官兵上下一致赞同。这里可以下个结论：任何一个单位大多数人是否赞同是分配是否公正合理的关键，若没有做到这一步，就不能促进生产力和军事力量的发展。
优待俘虏：战争年代，我军官兵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敌军，敌人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为我所用。对待俘虏不歧视，不虐待，只要自愿加入，来者不拒，一视同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从而增强了战斗力，瓦解敌军士气，在军事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优待俘虏政策更深层含意是：彻底消除管理中人对人的歧视。在我国不存在种族歧视，但存在着严重的出身、历史、等级、性别歧视的封建陋习，这是长期儒家思想、文化统治结果，是儒学的糟糠之处，在日本、东亚等受儒学传播深的国家里也很严重。红军不仅从组织上，而且从制度上彻底革除。试想：在这个群体里，最容易受虐待、歧视的人能得到平等对待，还有谁会受歧视？
不打人骂人：对士兵利益的管理以党为主，通过党领导的庞大政治工作体系（或称：军事关系管理体系），制订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理论以及工作方式和方法，以理服人，以礼待人，维护人格和自尊心，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取代自古以来不打不骂不叫管理的陋习。当时红军良好的官兵关系在世界军事史上独一无二，是我军历史上官兵关系最好时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尚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十分贫穷落后的状态下，这种管理可以说是超时代的，就是在当今许多国家的军队管理还存在上级虐待下级、老兵虐待新兵、保留打骂的陋习。
总而言之，当时军队在人与人关系改革中还有许多，在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能体现，这里不一一例举。
一支军队士气是否高昂，主要体现在士兵身上，不体现在官。官没有积极性没关系，下面提升上来的都有积极性，这方面不用担心。但兵没有积极性问题就大了，不能全部更换，即使更换了，在旧体制环境中新兵积极性也不会高，因为人与人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不是更换底层人员就能解决。
只调动官的积极性，靠少数人智慧和力量去实现伟大事业根本不可能。一九二八年毛泽东谈到大革命失败时说，我们没有抓住士兵，叶挺部队每团才有一个支部。可见他当时对士兵工作是多么重视。士兵利益第一，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那时的红军高层领导者头脑十分清醒，思路正确，出发点准确，工作方法得当，短时间改变面貌，上下焕然一新。
这种紧紧围绕士兵利益为中心的改革古今中外从没见过。当时没照搬照抄外国和国民党军队管理经验，也没马克思列宁理论指导，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由下而上进行，与任何一支军队不同。一系列变革，在红军内部创造了良好的军事关系环境，形成了和谐的氛围。
这里引用毛泽东当时在井冈山上描述的几句话：“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这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六十四页。
毛泽东的话，反映了当时红军管理改革后大变化，以及广大士兵当时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从以后取得的成功看，不会是虚假的美言。如果现在这个时代说假话的人太多，上下之间骗来骗去，在当时那个年代和环境下不会到这一步。由于对问题看法不同，认识不同，出现情况不同。我们今天的一些做法与当时红军改革恰好相反，把重点放在干部和少数几个有才能的人身上，狠抓领导班子建设，造成少数人权力越来越大，高度集中，利益也因此聚集在他们周围。在宣传中个人的能力被过分夸大、神话，成了“救世主”，下面职工作用被过分贬低，如同一群草民。
历史上人与人关系演进中，底层劳动者权益不断改善，但都是通过奴隶暴动、农民起义、工人罢工一步一步取得，对历代统治者来说是迫不得巳被动行事。底层劳动者经过长期斗争得到一点权益往往在意料之中，并不感谢统治者和生产资料占有者或某个社会集团。而毛泽东作为当时红军创造者和最高领导，一上井冈山就主动一项项改善士兵权益，并建立庞大的政治工作管理体系确保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这在人类社会实体管理上从没有过，让下面大多数人感到意外、惊喜、振奋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正是这样，才有那么多士兵不怕流血、牺牲、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地为共产党打天下，有的人在生命最后一刻还高喊“共产党万岁”，死而无憾。
毛泽东把士兵当宝，蒋介石把士兵当草，两种不同体制和管理方式由此而生，军队、国家命运由此而定。3000千多年前周文王实行劳动地租制——“耕者九一”，对待奴隶与商纣王截然不同，结果“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周人不费多少代价让庞大的商帝国不战而溃。所以，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能看成赶上兵荒马乱时代，认为换个时代或放在今天就不会成功。从毛泽东经验看，只要把底层人员利益放在第一，调整好与此有关各方关系，无论那个时代都能成功。
虽然军队人与人关系管理与企业人与人关系管理有很大不同，但在维护底层人员利益方面差别不大。井冈山时期那么艰难困苦环境中，老一辈革命家深入部队底层、狠抓士兵利益、一点一滴从“小事”做起、克服重重阻力、不怕麻烦的精神让人十分敬佩。
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导致截然不同改革方式，产生不同结果：一个上下团结一致，士气高昂，呈现出欣欣向荣景象，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不畏强敌，艰苦奋斗，从小到大，夺取了最后胜利；一个士气低落，内部各种矛盾斗争激烈，道德风气败坏，管理混乱，生产力萎缩，在竞争中不堪一击。
倘若当时毛泽东与国民党拼人才、资金、技术可能永远出不了山。1949年蒋介石兵败台湾后深切感受到，内部的贪污、腐败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他认为国军“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灵魂、无根底”，官兵“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气节”，是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没有从生产力三要素上找原因，谈论的都是自身军事关系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