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清运动”相关决策

积善成德天下

  60多年前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一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他们两位是当时中国最智慧的人之一——是最富于洞察力和远见的人物。

  那么,他们既是湖南老乡,又是共生死的战友,在什么具体问题上能让两个如此精英的人物有了分歧甚至引发冲突?

  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以及建国后的最得力助手,毛泽东评价刘少奇是党内“高明的医生”,“看问题一针见血”,他极为看重刘少奇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深究二人的分歧和冲突原因,确实有着非常深刻的难以一时洞察的原因——即使在60多年后的今天,对于他们的分歧在13亿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中间也并没有形成思想层面的一致意见,甚至可以说有着思想隔阂。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觉得要在政治上把刘少奇打倒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人问过毛泽东,他就是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回答斯诺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这个问题时,明确说到是1965年1月关于“四清运动"相关决策之时, 所谓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也就是今天“定性”的所谓的一些“运动”或者叫所谓的“折腾”时期。

  我们把问题拎出来:之所以有“四清运动”这一回事,是因为当时的农村搞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经济困难。这种情况下,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找原因:一些人认为集体经济道路不对,单干对,应该允许单干;一些人认为集体经济道路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基层干部领导作风、方法和管理不对头,甚至有贪污腐败、多拿多占的情况。一开始高层的意见是统一的,不允许单干,找干部和管理上的原因,因而有了“四清运动”。

  现在有些人说,“那时搞集体经济超前了,不符合现实生产力情况”——似乎“很有道理”,能唬弄不少人。那时候其实还没有考虑这么深层次,只是想尽快摆脱农村困境,于是不强调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问题了,似乎后者不是主要原因,只要允许单干,农村就活了,生产就会改善。——事实果真如此么?国人都可以想一想。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主席是坚决不允许单干的。他坚持要搞集体经济,坚决不动摇。

  几十年的农村发展实际情况可以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单干有没有根本上改善最广大农民的利益?还是仅仅是农民能有勉强养活自己的口粮?跟改善生产和生活有多大关系?

  换句话说,那时候的基层干部连带领农民吃饱饭都做不到,索性把地还给老百姓,然后老百姓活下来了,就这点最最基本的事,谈得上发展么?我们得实事求是。即使是现在,广大农村依然离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农村还远得很。

  几十年来,可以说放弃了主要针对基层干部的今天“定性”的所谓“运动”,也让农民单干了,可是迎接最广大农民的现实是——破产,只能进城打工或者就地给别人打工,田种的再好也难以维持生计,即使发展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也没有实现真正的自尊、自立,教育、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只能说是好于自然条件差的最贫困地区——而历史上历来如此。

  我们的基层干部似乎还是停留在几十年前那个水平,只是不少人学会了变着花样的贪污腐败和表面工作。

  悲乎?

  再回到上面的高层决策问题,既然一开始高层意见都是统一的——搞集体经济不允许单干,可为什么后来意见分化产生不同意见了?

  这要从两个调查研究说起。一个是1961年4月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回乡的调查,一个是1962年3月毛泽东主席极为欣赏的秘书田家英回到毛泽东故乡的调查。

  刘少奇亲自回乡调查后没有改变意见,但田家英调研后提交的报告高层看后有了不同意见,1962年6月底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并同意田向毛泽东报告“分田单干”问题;

  毛泽东1962年7月初和田谈话后,未表态,只是问了多种经营、个体经济是田自己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

  到了7月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明确表态不赞成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指定陈伯达起草一个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并建议刘少奇找毛泽东刚刚考察过的河南、山东两省的领导谈谈,再了解一下农村形势;

  7月25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再次否定了“全部单干”和“大部分单干”。刘少奇虽然在之前一段时间内就“分田单干”、“多种经营”没有公开明确表态,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态度,即可以允许探索。

  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的鲜明态度使得刘少奇不得不向毛泽东的思想靠近,否则党内将走向分裂。他在8月11日讲了一段政策建议——今天来看很有价值很对头的话,只可惜当年没有很好地实现。刘少奇说,“第一, 从中央、省、地、县选一批干部, 经过轮训, 派到公社去工作, 每个公社三至五人。任务是帮助下面工作, 教育农民, 监督公社干部是否经济民主, 是否瞎指挥, 是否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第二, 对农业机械化要典型试办, 逐步推广, 派到农村去的人, 要包括技术员、工程师在内。第三, 要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责任制, 责任制是否联系产量, 要看是巩固集体经济, 还是瓦解集体经济。”

  这三个建议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据笔者看来,上面3条是对症良药,即使今天也需要大力提倡!只可惜60年后的今天再看,当时没有做到,现在做的也还不到位,农村形式主义依然问题严重!

  两个月后的9月24日到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否定了“单干风”。

  从以上历史来看, 20 世纪60 年代初, 刘少奇对“包产到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持到放弃的过程,但毛泽东主席始终认为集体经济不可动摇。当年毛主席是怎么考虑的呢?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得很直白,他在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在农村经济路线问题上,毛主席看的是整顿基层干部作风、团结群众的问题,刘少奇看的却是别处,这正是二人逐渐在“四清运动”时出现冲突的问题初始症结所在。

  其导致的结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这几十年下来,干部的公心是增长了还是倒退了?群众看的很清楚;我们的大学教授是以培养学生为先还是忙着自己争名争利为先?我们的学生也都深有体会。

  不少时候共产党员们除了在公开开大会的时候大讲党性奉献之外,平时具体工作有没有体现出来献身和服务精神?群众办事也有切身体会。

  有一种现象屡见不鲜——如果一个人没有钱,还在大会上讲奉献,不仅似乎很难说服自己,而且台下听众也不相信——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我们当年放弃了本应该高标准要求的共产党员队伍,而是一分田单干了之;应该说当共产党的干部是不那么容易的,可不是公务员考试得了第一第二就行的,对人的情怀、综合能力要求其实是极高的!

  正如毛泽东主席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对他们的处境十分同情。他认为, 如果在共产党领导下, 农民仍然穷的穷、富的富, 那就有悖领导农民革命的初衷。而搞包产到户, 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在1962年8月9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上, 毛泽东描绘了一幅搞单干 (也就是包产到户) 后的后果:“一年多就会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抽大烟、放高利贷, 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

  准乎?

  我们中国人今天讨论这些事是为了明天更好,不是为了什么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毛泽东、刘少奇两位主席的分歧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应该就是:干部和制度一样重要,某种程度上甚至更加重要!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