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轶事(2)

历史挺有意思

  1945年8月28日,一架草绿色三引擎大飞机停在延安机场的停机坪上,机场聚集了有上千人。飞机前站着周总理跟王若飞,一身笔挺将官制服,腰佩短剑的国民党上将张治中,还有高高瘦瘦,戴墨镜叼着纸烟的美国人赫尔利。这架飞机便是赫尔利的专机。

  不一会儿,毛主席也来到了机场,一身新的灰布中山装,一双皮鞋,一顶巴拿马盔式帽,一副出远门的打扮。平日里,毛主席给延安人留下的印象,总是一套旧布制服、布鞋,有时戴一顶灰布八角帽。这天的装扮,皮鞋是叶剑英买的,中山装是在北平专门定做的,盔式帽原本跟苏联驻延安联络组的医生借了一顶,但戴起来有点小,现在戴的这顶是周总理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让给毛主席的。

  毛主席如此“盛装打扮”,的确是要出一趟远门,去重庆会一会向他发出多次邀请的“蒋委员长”。飞机起飞后,第一次乘飞机的毛主席要周总理告诉飞行员,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我要向陕北人道个别。

  在飞往重庆途中,随同前往的秘书胡乔木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主席以他一贯的霸气洒脱回答道:“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不怀好意的邀请

  习惯晚睡晚起,甚至作息时间黑白颠倒的毛主席,8月15日一大早,就收到一封来自重庆的“万急”电报: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未寒

  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奋斗赢得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了,迫切需要和平、民主、团结,需要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人民的要求,一方面命令解放区军队应原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与敌伪相勾结,拼命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挑起反革命内战。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在挑起内战。我们应该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由于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加上蒋介石打内战的条件还不成熟,蒋介石被迫采取了“和谈”姿态。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蒋介石的幕僚吴鼎昌。早在清末时,吴鼎昌考中了翰林,担任过大清银行总务科长,也算得上是中国金融业的先驱了。辛亥革命后,他仗着在日本留学时曾挂过同盟会的空名,去晋谒孙中山并获得赏识,获得筹备中国银行事务监督的职务。不久后,他又攀附袁世凯,后来在段祺瑞政府担任财政次长、造币厂督办。在北洋政府期间,吴鼎昌敛财无数,但仍不放弃做官。

  在蒋介石政府,吴鼎昌既进过内阁担任实业部长,又曾作为封疆大吏贵州省主席。除此之外,他还曾做了《大公报》社长,也算是中国商人办报的先驱。1945年,吴鼎昌在贵州受到当地官员的排挤,被蒋介石调到重庆,做了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了蒋介石的幕僚。

  然而,在蒋介石的幕僚中,亲信幕僚早有陈布雷、张群等人,王世杰的受重用程度也远在吴鼎昌之上。吴鼎昌向来不甘寂寞,他挖空心思,想了一计,上条陈给蒋介石要他电邀毛主席到重庆共商国是。如果一旦毛主席拒绝,内战祸端就可以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主席接受,谈判需要时间。这样一来,就可以为国军赢得接收和受降时间。如此“两全其美”的计策,深得蒋介石心意,很快就获得采纳。上文那一封电报,就是吴鼎昌奉蒋介石之命起草的。

  第二天,毛主席复电: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朱老总的电报,其实也是毛主席起草的,蒋介石在日本人投降后,以最高统帅的名义,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不得参与受降,毛主席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出抗议电报。此后,毛主席还亲笔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文章《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称蒋介石是“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敌我倒置”,“另一种形式的日伪合作”。

  接下来,蒋介石又接连发了两封电报,催促毛主席去重庆,毛主席的回复一封比一封简短,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我不是不去重庆,只是时机未到。就在蒋介石沾沾自喜,认为毛主席不敢去重庆时,毛主席做出了前往重庆的决定。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国民政府应“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同日,毛泽东复电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欢迎美国赫尔利大使来延安,他和周恩来可以偕赫同机飞重庆。

  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其中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

  胡乔木揣摩“不了之局”

  在飞往重庆的途中,胡乔木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他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胡乔木揣摩,这“不了之局”大概是:国民党想要我们放弃军队和解放区,这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想要消灭我们,也是不可能的。蒋介石要谈判,我们来了;他要不要和平,那是他的事。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转身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不害怕!”

  “对!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判成功,那咱们就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但也用不着害怕!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毛主席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毛泽东先生来了!》,这是1945年8月29日《大公报》的社评。它道出了那时公众向往和平的普遍心情:

  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对“重庆谈判”这一当时的最大新闻,作为主人一方的国民党,其党报《中央日报》处理得很小家子气。报道少,短,通常安排在新闻版的右下方。例如《毛泽东昨抵渝》这条消息,还不如《我驻沪宪兵队开始执行任务》的消息突出。

  当《中央日报》的社长总编辑很不容易,要时时揣摩蒋介石的意图,动辄得咎(抗战时期在重庆就撤换过三任社长)。毛泽东到重庆,《中央日报》得到的指令是“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作为共产党的“笔杆子”之一,胡乔木对《中央日报》的尿性最了解不过了。在延安时,胡乔木是《解放日报》社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没少写稿子驳斥《中央日报》的言论。但此时的他,暂时是没空去写这样的社论了,因为他将全程陪同毛主席,参加接下来的国共谈判。

  我们来看看胡乔木对重庆谈判的回忆:

  毛主席刚到重庆,魏德迈就提出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我某部冲突的问题,要毛主席答复。毛主席对此非常生气:屁股还没有坐下来,就提这样的问题,根本不讲礼貌。这说明魏德迈和赫尔利是一个腔调,他们是代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

  谈判有两个主要结果:一个是表明国民党没有准备,没有诚意。他们先邀请毛主席去谈判,可是连个预案都没有。我们一去,国民党就被动了,方案由我们拿,逼得国民党表示接受和平、民主的原则。

  同时,我们作了军事上的让步,而国民党对于这种让步既不好表态,更不可能接受,只能讲军令、政令统一等等。另一个结果是《双十纪要》很成功,允许成立党派会议有利于争取中间派。国民党在协议里答应的东西就不好马上撕毁。1946年1月发布停战令,虽然在蒋介石来说是应付性的,但他也不能不这样做。当时,全国人民要和平,英美苏也希望中国和平,签署了《纪要》是很大的成功。

  对于谈判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情况也要交代清楚。例如,上党战役就是我们取得的很大的军事胜利和政治胜利。这一仗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消灭了阎锡山的主力,而且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显示了解放军的实力,对谈判是很大的支持。

  毛主席在离开延安前,要求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支援谈判刘伯承、邓小平心领神会,抓住机会,9月初发动了上党战役。当时,一些人为在重庆的毛主席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在重庆的毛主席听到上党大捷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还是去个武的吧”

  陪同毛主席去重庆的,除了谈判人员及胡乔木这个秀才外,还有一员武将,那就是陈龙。

  在毛主席决定去重庆后,延安无人不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谁都知道,陪都重庆的敌情是何等复杂。那里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军统、中统的臭名早已昭著海内外。这些年有多少仁人志士死在他们暗杀的枪口下,杨杏佛、邓演达、史量才……

  如何保证毛主席的人身安全,便成为当时全党最担心的头等大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选派忠诚、勇敢、机警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形影不离地跟随毛主席,以保护他安全归来。谁最适合承担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一起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康生一连提出几个人选征询毛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听完,沉吟片刻后问道:“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陈龙吗?”

  “有,只是这个同志的脾气不好。”康生答道。

  “听说他带兵打过仗?”毛主席没有理会“脾气”问题。

  “在东北抗联当过参谋长,我们有时还叫他将军呢。”李克农连忙介绍情况。

  “那还是去个武的吧。”毛主席略作思忖作出了决定。

  中央社会部与党中央同在枣园办公和居住,毛主席很熟悉这些同志,他独具慧眼,心中早就想到了陈龙。

  陈龙,原名刘汉兴,自小就投身东北护路军21旅,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本领,从一名士兵渐次擢升为连长。1936年,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到延安,在中央社会部担任保卫部门的领导工作。

  回到社会部,康生和李克农立即把陈龙找来,向他当面交待了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

  “你将化名陈振生,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全面负责毛主席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李克农说,并特意提到这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李克农当即解下随身佩带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陈龙。

  抚摸着带着首长体温的手枪,陈龙的心情十分激动。领袖的信任,首长的嘱托,在他心头燃起了一团烈火。他语气坚定地向首长保证:就是抛头颅洒热血,豁出命,也要保卫主席的人身安全。

  由于工作的关系,陈龙尽管对国民党的政治系统和特务机构十分了解,但这次去的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全面掌握重庆的情况,他连续找了几位从重庆回来的同志,详细了解那里的敌情变化和风土人情。

  在重庆的一次公开酒会中,毛主席在楼上突然遭到人群拥挤,陪同的张治中、邵力子已被挤散。这时,一直紧跟在毛主席身边的陈龙忽觉楼板有些颤动,周恩来、王若飞亦察觉到这一危险信号,几人脸上都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正是周恩来提醒大家要万分警惕的自然事故!怎么办?

  就在这一刹那,陈龙看见周恩来向他发出一个明确的暗示。

  军人的素质,卫士的机警,几乎在同时起了作用,他马上从毛主席的身后挤到了前面,一只手挽着毛泽东的胳膊,另一只手用力推开众人,低声向毛主席说道:“快走!”与此同时,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也一起上前,拥着毛主席向楼梯走去。

  楼梯上还有人向上拥,严严地堵住了下楼的去路。周恩来马上走到前面,一边劝说一边用两手分着众人,奋力开路。大家簇拥着毛主席总算从楼上挤了下来。

  看到毛主席已经下楼,楼上的人蜂拥挤到楼梯口,地板又发出一阵响声,整个楼房都在颤动。

  也许已经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就要出现,楼上楼下引起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跟在毛主席的身后向外拥。正门和院里也挤满了人,许多没看见毛主席的人还在向楼内挤。此时此刻,那些身着警宪服装公开维持秩序的警察、宪兵几乎全都不知去向。

  自毛主席到重庆那一刻起,蒋介石的心腹、智囊、谋士便一个接一个地向蒋介石献策、献计,目的只有一个:设法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尽管有人怂恿戴笠尽早下毒手,但戴笠有自己的算盘。特别是听到有人告诫后,便拿定了主意——决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去为别人当替罪羊。他有意拖延,一方面要困住毛主席,一方面要看初试锋芒的几场战役的结果,其中,他最关心的还是“上党战役”。可直到9月末,上党地区战事进展情况并不理想。谈判桌上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好像看穿了对方“拖”的阴谋,连续几次做出重大让步,不断推动着谈判向前进展。

  “拖”,有点拖不住了;打,又不一定能赢。蒋介石有点一筹莫展。有几位谋士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又献毒计——把毛泽东、周恩来软禁起来,扣作人质,逼共产党让步、就范!

  陈龙迅速地把这份情报报告了周恩来。

  10月8日晚,张治中在林森路军委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张治中在讲话中宣布,国共和谈协定,将于10月10日签字,并表明自己将伴送毛泽东回延安。谁知就在这时,传来一噩耗:在离红岩村不远的嘉陵江边公路上一声枪响,年方35岁、外表颇似周恩来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饮弹身亡。

  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没有惊动毛泽东,只是向王若飞、陈龙低声叮嘱一句注意毛泽东的安全后,便与重庆宪兵司令张镇匆匆坐车赶往金汤街市民医院探望。

  原来,这天下午,李少石用车送岳父廖仲凯先生生前至友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在返回市区途中,突遭枪击,子弹从车后工具箱射人,洞穿李少石胸部,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晚7时41分逝世。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周恩来对张镇说:“今天就用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回红岩村。你必须绝对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如果出了事情,首先唯你是问。”

  张镇连声承诺。走出军委大礼堂的大门,陈龙紧紧跟着张镇。这是陈龙作出的紧急布置,要龙飞虎等人紧紧围着毛泽东,他要盯着张镇,若是一旦发生意外,他将先擒住这个宪兵司令做人质。

  1945年10月11日早上9时45分,毛主席偕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了重庆。胡乔木、陈龙等随行人员,也同机离开重庆。紧张万分的43个昼夜总算熬了过来,毛主席终于平安地坐上了返回延安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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