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坚持支持其敌对的蒋介石政权有关。1950年新中国出兵朝鲜，不惜与世界最强国美国直接作战，除了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外，也同样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借口，必欲保护蒋介石政权的特殊情势密切相关。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做出带有某些意识形态倾向的革命选择，在中华人民共租国建国之初，不仅难以避免，也容易理解。正因为如此，当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尽管和美国之间旧恨未消，又添新仇，考虑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还是毅然选择了支持世界全面缓和，争取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新的外交方针。它为此甚至主动向它最主要的敌人美国伸出了橄榄枝。
但是，美国没有给中国机会。美国政府不仅坚持其在台湾问题、联合国地位问题以及经济封锁问题上的顽固敌对态度。甚至把中国共产党人视同瘟疫（注：最典型的，也是让中共领导人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下令不许美国代表团成员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尽管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王炳南、熊向晖几十年后都认为并不存在杜勒斯当时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实，但是，周恩来本人事后多次对人谈到这一情况显示，中共领导人是相信存在着这样的禁令的。他们并且为此耿耿于怀。参见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94-100页；史实：《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问题释疑》，《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134页。）。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本来就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的革命者。转变成为执政者之后，他们同时又成为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代表者和捍卫者。美国人对新中国的仇视和轻蔑，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敌我判断。从最初坚信“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1]（P529），到希望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到采取战争边缘政策，乃至于通过公开支持世界革命的作法，来挑战美国，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外政策上的这种变化显然都与中美之间的这种复杂情势有关。毛泽东1954年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的决策，正处于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过程之中。分析说明其前因后果，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台湾问题的重视程度，而且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时候的中美关系是怎样困扰着中共领导人，并刺激着毛泽东必欲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内外对策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中苏两党关系所以在50年代后半期会日渐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在这段时间所推行的政策，与毛泽东解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策略格格不入。毛泽东显然不相信，跟着苏联走，能够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因此，当赫鲁晓夫越来越明显地试图把中国拖入其政策轨道之后，毛泽东就不能不与之分道扬镳了。（注：已有研究专著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裴坚章、王泰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998年版）。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曲墨著《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和平外交成就的探讨已相当深入，但明显地缺少对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变化经过的描述和检讨。在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当中。如张小明的《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亓成章的《中国对外战略的确立与调整》等（见刘山、薛君度主编：《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均谈到了中国五六十年代对外政策的变化，只是它们的说明更多地还只是描述性的，并简单将这些变化概括为从“一边倒”到“两条线”（反帝反修），对转变的经过和原因缺少深入客观的分析与说明。）
一从推广武装斗争到倡导和平共处
探讨毛泽东两次炮击金门的决策和5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革命化的转变趋向，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中共领导人1949年实行“一边倒”政策和坚持推广自身成功经验的情形。
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之后，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基于政治正确性的压力，都不能不在对立的美苏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另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对共产党的顽固敌视态度，这导致它在事实上成为维系自己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寿命的最主要的因素，成为威胁自己新政权生命的最重要的国际根源。因此，无论是从表明政治正确性的需要出发，还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毛泽东1949年公开宣示中国“必须一边倒”，绝不骑墙，绝不走第三条道路，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1]（p1477-1478）。
不过，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要采取激烈的反美政策，甚或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需要向外输出革命呢？当然不是。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在“一边倒”政策的框架里选择更加灵活的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政治憧憬使他们无法摆脱中国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感，因而亦无法对周边弱小国家共产党的援助要求置若罔闻。外交问题在这里不可避免地与党的意识形态目标交织在了一起。何况，根据中苏两党1949年7月达成的协议，中国党本来就负有指导和帮助亚洲弱小国家共产党的政治责任呢！[2]（p412）
从指导亚洲弱小国家共产党的角度，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当然要提供中国革命的经验。而最让毛泽东等人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们在继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创造出了一条更适合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崭新道路。还在1943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开始相信，如果说欧洲国家的革命应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话，那么，世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就应当以中国革命为榜样，走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解放道路[3].如今，当他们进一步用“小米加步枪”就彻底战胜了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之后，他们自然更加坚信他们可以也应该用这样的经验来指导周边弱小国家的共产党人。1949年春毛泽东接见北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时的谈话，就反映出这种情况。金一当时报告说，朝鲜劳动党准备像中国党那样，用战争的办法来统一朝鲜半岛，毛泽东当即表示赞赏。他不仅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编成的几个师转交给北朝鲜，以援助朝鲜革命，而且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提醒朝鲜同志说：这种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朝鲜党应当估计到这种情况，做周密的准备。但他丝毫不认为朝鲜党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小心谨慎。他明确表示：即使战争持久，并且有日本卷入，也不必担心，因为苏联和中国就在旁边，“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的建议只是，最好等到中国完成了最后的统一，可以抽调出精锐之师迅速援助北朝鲜时再发动这种进攻。因为美军当时还没有完全撤出南朝鲜，即使美军撤出了南朝鲜，驻扎在日本的麦克阿瑟也仍然可以很便利地武装日本的军队并把它们派到朝鲜半岛上来。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中国目前还无法迅速给予有力的支援[4]（p187-190）。
不难看出，这时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完全摆到执政党的地位上，更多的还是依照革命的惯性来考虑对外关系的问题。联系到在此前中共中央内部对越南党一度为取得国际承认。公开解散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的作法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对其受到法国殖民主义者压迫后重新开展武装斗争的作法则予以积极评价，[5]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相当自豪和坚持。
建国伊始，最足以反映中共中央领导人试图要用中国革命经验影响世界革命的一个讯号，就是1949年11月刘少奇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他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认为：“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武装斗争，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为此，他不顾中国新政府可能受到美、英等大国，特别是周边各国政府反对和抵制的情况，公开“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6]（p130-138）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坚持宣传和推广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这时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极大肯定。战后初期斯大林曾经基于雅尔塔协定，把除东北三省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视同美国的势力范围，因而一度不赞成毛泽东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中国革命出乎意料的胜利，使斯大林不能不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开始积极赞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画家共产党人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以便以此来牵制和削弱美国。他力主由中国党负责指导亚洲国家共产党及其革命运动，就明显地包含着要借助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国家革命的意图。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世界工人理事会明确表示反对刘少奇号召各国工人展开武装斗争的讲话时，莫斯科却迅速出面干预，表态支持中共中央的立场，甚至主张公开发表刘少奇号召武装革命的讲[6]（p130-133）。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当莫斯科发现美国人试图对日单独媾和，有扶持日本来牵制苏联的企图时，受苏共主导的共产党情报局便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日本共产党想要走议会道路，“和平革命”。称：“民族解放斗争能够获得胜利的结果的一个决定性条件，就是在必要的内部条件允许的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人民解放军。”而“中国、越南、马来亚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武装斗争现在正在成为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结果，日本、印度等国的共产党人都被要求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武装斗争。莫斯科进而支持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也就不足为怪了。[7]（p314-321）
在50年代初，基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亚洲民族解放斗争浪潮的高涨，无论北京，还是莫斯科，一度都明显地对依照中国革命的经验推进亚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充满了激情。然而，日本、印度和朝鲜共产党，尽管都依照中国的榜样，尝试着通过武装的方式来寻求解放，却都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相继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受此牵连，战后急于重新复兴经济的苏联也备受拖累。这种情况无疑让众多更关心苏联自身利益的领导人备感沮丧，他们很快就丧失了革命的热情。1953年3月18日斯大林刚一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马上通过决定，劝告中朝两国尽快完成与美国的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就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苏共领导人的这种心态。这种情况自然也或多或少地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
中共中央受到苏联党新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始于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最终以妥协的方法结束了在朝鲜持续了三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以后，党内主张争取一个和平建设时期的呼声明显升高。一方面，朝鲜实现停战，日本、印度等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受挫，苏联调整对外政策，主张和平共处，反映出战后新一轮革命高潮并未到来，国际缓和的趋势明显；另一方面，国内经济成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上马，苏联承诺援建各项基础工业，毛泽东有意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这个时候，美国却看上去有意要把从朝鲜半岛撤出来的军事力量转移到印度支那半岛上来，通过推动法国扩大战争的办法-，再度把中国拖入到一场新的境外战争中去。所有这些情况都大大地减弱了中共中央建国初期试图把中国变成亚洲革命策源地的那种革命激情。再加上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不同，不仅距离苏联和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太远，交通条件落后，后勤补给困难，而且其地形地貌也不适合出动大部队作战，中国干预起来相当困难。因此，避免在朝鲜战争之后再陷入到印度支那战争中去，就成了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一种心声。
毛泽东对此也深以为然。他这时讲过：之所以在印度支那要和下来，“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仅就中国而言，“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所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8]（p369-370，334）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在1953年12月底归纳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几大前提，概括成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据以修正自己的外交形象，并开始努力向周边国家政府示好（注：五项原则的文字表述从提出到最终确定统一有过一个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事实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贯彻，不能不极大地改变了中共中央过去的对外政策。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意识形态的目标第一次开始服从于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中国和苏联甚至因此共同出面对一些国家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进行了政治干预。越南党被劝告停止了统一越南的战斗，马来亚以及老挝等国的共产党被要求放弃了革命的武装。中国政府同时与周边缅甸、印尼、新加坡等国政府达成了妥协，或者接收了这些国家内部亲华的革命分子，或者解散了这些国家华侨当中的共产党组织。甚至，为了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放心，中国方面还公开劝告已经数代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华侨，放弃中国的国籍，加入所在国国籍，以便于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便利地使用自己国家的法律来管理他们（注：关于支持解散华侨当中的共产党组织，劝告华侨加入所在国放弃中国国籍等情况，都可以在毛泽东这一时期对周边国家领导人的谈话当中看到。《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76-377页。）。
二第一次炮击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从1949年坚决实行“一边倒”政策，鼓动各国共产党人展开武装斗争，出兵朝鲜并援助越南，到劝阻越南党继续武装斗争，要求马来亚共产党改取和平道路，甚至解散国外华侨中的共产党组织，向周边国家政府建议和平共处，公开保证不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调整。为了推动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全面实施，毛泽东本人也利用各种外事场合，反复宣传中国这一新的外交政策。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他固有的革命理念和成功的革命经验。面对50年代初武装革命浪潮的低落，毛泽东并不像苏共领导人那样悲观。因为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出兵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军队挡在了三八线以南，保住了北朝鲜；是中国为越南人民军装备部队，提供后勤，派遣军事顾问，实行抗法援越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看来，朝鲜和越南党的存在与巩固都表明，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仍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尽管毛泽东这时积极配合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同时却依旧相信“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观点并没有过时。
1954年8月，即在毛泽东刚刚批准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和平努力之后，他意外地收到了中央宣传部上报的一份材料，其中附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问题的一封信，和中央宣传部对波立特来信的答复。波立特来信提出：英共编译《毛泽东选集》的小组认为有必要删去选集第二卷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话，而他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假使我们发表了这一切，就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而且因为这一切也不符合一九五一年二月出版的我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对于若干公式经过极端认真的考虑之后，纲领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波立特提到的这两段话，前者是毛泽东所认定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后者是毛泽东引为自豪的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即中国革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来教育工人和准备武装起义，不需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先城市后乡村地来夺取政权，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夺取政权的方式，则是先农村而后城市。显而易见，中宣部的领导人受到缓和政策与和平共处方针的影响，误以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因此复信对英共的顾虑表示了理解和同意。但毛泽东见到报告后马上表示了不满。他特别批示道：”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他同时特别把这一批示转送给刘少奇等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阅，以提醒他们这个问题的重要性。[1]（p530-532）；[9]（p529-532）
上面的情况说明，一方面，中共是一个革命党，它有着强烈的革命信念和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另一方面，中共又已经是一个执政党，它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努力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确保自己国内政策能够成功实施和国家经济的建设得到稳步发展，这在建国初期是摆在它面前的一个两难的课题。十分明显，至少在毛泽东这里，认可苏联党和平共处的提议，赞同用妥协和缓和的方法解决国家关系的问题，为此不惜暂时放弃自己的理想，甚至暂时牺牲掉一些小党的利益，说到底还是基于整个斗争形势的状况和现实力量对比的考量，是为了满足眼前的国家利益需要的一种政策选择。
和平共处的方针在1954年正式提出之后，在外交上很快就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周边国家政府的疑惧心理明显地减少了，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对外贸易的开展变得容易了，中国政府的代表开始出现在亚非各国的会议当中，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的政策开始被冲破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也不能根本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美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政权，继续反对新中国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进入联合国，继续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尤其是美国坚持台湾地位未定，必欲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使共产党人无法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的大目标，这不能不极大地刺激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注：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计划，至少在1951年前后就应该可以解决台湾问题了。让中共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马上就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从而不仅危及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而且把退到台湾岛去的蒋介石政府置于了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们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时不起自己的祖先。”[10]（p84）在美国坚持敌对政策的情况下，即使仅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新中国政府要想与美国真正做到和平共处，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当然，毛泽东并不想要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考虑到新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乎没有与美国军队在海上作战的可能性，因此，从解放台湾，彻底消灭国民党政权，达成统一中国版图的现实需要出发，中共中央在推行和平共处政策之初，自然不会不设想与美国达成缓和与和解的可能性。
要想和美国达成缓和只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向亚洲周边国家和全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共处的方针，使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能得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他特别解释过他的这一看法，说他之所以在1954年下半年以后开始积极赞成，甚至对周边国家领导人公开宣传和平共处的方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在日内瓦会议上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即所谓：“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中国短时期内不可能冒着同美国作战的风险来解放台湾，却未必不能通过外交的手段最终迫使美国认识到武装保护台湾得不偿失，从而自动地把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尽管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可能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但他至少注意到，只要能把美国孤立起来，美国自己内部也一定会发生分裂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的。[8]（p333-334）
其二，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主动向美国示以善意，争取实现两国之间的外交接触，逐步打破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僵化政策。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主动向美国代表示好，争取与美国政府开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交涉，以求达到逐步建立直接外交接触渠道的目的。但是，这一努力明显地未能取得成功。当毛泽东得知美国代表始终充满敌意，甚至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消息之后，他很快就开始担心中国的这一主动，会不会被美国人误以为是一种示弱的表示。只用了三年左右时间就打败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和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直接交手的经历；都使他在对美国的问题上保持着相当强的民族自尊心。他转而开始认为中国不该主动向美国人示好。他后来解释说：我当时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我自己一贯的想法并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因为，这涉及到中国人是否真正站起来了的民族尊严问题。[11]（p1097-1098）
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的强烈敌视态度，使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对美国绝不能片面地强调和平共处，而必须进行斗争。恰好这时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划界解决的结果，给了毛泽东向美国人显示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强硬立场的一个机会。本来，周恩来在日内瓦的任务中并没有提出台湾问题的内容，毛泽东却在会议结束之际注意到，除了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以外，台海两岸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状态，也是远东重要的战争策源地之一。“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停了，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了，如果我们这时不提出台湾问题，结果难免会造成普遍的误解。人们或者会认为台湾问题已经中立化了，或者会认为中国政府也会愿意仿照朝鲜和越南的办法就台湾问题做出妥协。故毛泽东当即致电还在日内瓦的周恩来，提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12]（p337）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迅速受命发表社论，再度强硬地宣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13]8月1日，朱德总司令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上公开告诫说：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决不容外国来干涉[13].据此，周恩来在从日内瓦回国途中顺访莫斯科时，也不能不向并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新的紧张局面的苏联领导人解释说；中国这样做，实在是别无选择的。因为美国是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的，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扩大军事基地，准备战争和敌视中国的政策。“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与蒋介石正在商议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且有把封锁我国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的可能”，因此，“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14]（p181）
一方面要促进国际缓和，宣传和平共处，一方面却要在台湾海峡保持战争状态，尽管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策略的性质，但它无疑造成了某种矛盾的现象。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国民党方面这时正在积极谋求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拖美国人下水。他在批准周恩来赴日内瓦与美国代表进行外交接触之时，就已经明确了要破坏蒋介石政府这一政治图谋的基本方针（注：周恩来6月3日发给毛泽东、刘少奇的电报中特别讲到，中国代表团已经告诉英国方面，愿意经过英国介绍与美国进行直接接触。依照周恩来的行事风格，这种重大外交行动，必定是经过了中共中央同意的。转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页。）。他讲，我们就是要用与美国谈判美国人最关心的侨民遣返问题作诱饵，促使美国不跟台湾订立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7月初回国汇报时，毛泽东清楚地谈到了他的这一设想。他说：“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除了在公开的宣传中骂美国搞台独，骂蒋介石卖国以外，外交上尤其要傲些工作。比如可以表示愿意在侨民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进行接触，“以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否则的话，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旦签订，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都可能“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8]（p333-334）正是为此，直到炮击金门、马祖前夕，周恩来也仍然在强调说：解放台湾固然“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但对美国，只要它还没有直接介入到这场冲突中来；就“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即要离间美蒋关系[15]（p412）。
通过外交的办法，显示某种善意的和和解的态度，对美国政府这时未必不能发生某些效果。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对台湾方面要求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作法并不感兴趣。还在1953年3月19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就受命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了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希望借此把美军拴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对此，杜勒斯当场就表示拒绝。[16]（p158）此后，台湾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再度多次向美方提出这一要求，直到1954年8月以前，美国方面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尤其是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表现出和解的姿态，美国因继续坚持强硬立场的做法备感孤立，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不愿因蒋介石必欲反攻大陆而被拖上国民党的战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继续发动和平攻势，理应使美国更难接受台湾的建议，而未必不能达成破坏台湾很快与美国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目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制造解放台湾的战争空气，会对拖延中的美蒋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产生相当的刺激。但是，第一，国民党军占据的浙江沿海大陈岛等岛屿对进出上海的商船威胁甚大，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既然迟早都要动武，为何不乘此时机显示一下中国政府必欲解放台湾的决心呢？第二，他这时显然相信对美国刺激一下未必是坏事，它未必会促使美蒋靠得更紧。他甚至认为，既然美国一直拖着不想被蒋扯下水，中国政府表明自己对台湾问题的强硬态度，反而可能如周恩来所说，起到“击破美蒋军事条约”的作用。第三，朝鲜和越南相继停战，整个世界走向缓和，中国力倡和平共处，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国内民众起到麻痹的作用，最终甚至可能还会因此而束缚住自己解放台湾的手脚，使世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产生错觉。打一下，不仅可以告诫世人不要把台湾问题与朝鲜、越南问题相提并论，而且也“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日内瓦和平协定墨迹未干，毛泽东就掀起了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随后，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受命炮击金门和马祖。此举使犹豫不决中的美国政府做出了批准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国民党人进行谈判的决定，紧接着，美国与台湾方面于12月2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草案。次年1月2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了这一条约。虽然，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为担心的局面，即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马，且首次对盘踞在浙扛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实施了陆海空配合的立体进攻，以及中国政府于11月23日不顾美国政府的高度关切，坚持判处13名被俘美国军事情报人员4-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强硬态度，也或多或少地对美国政府发生了震慑作用，迫使美国官方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过去僵化的对华政策稍加调整。
三追赶美国：以经济促外交的大胆尝试
1954-1955年的台海危机，使毛泽东更进一步强烈地意识到，跟美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除非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否则就只能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受人白眼，甚至被人所摆布，毛泽东这时的对美策略更多地源自于其过去国内对国民党政治军事“打打谈谈”的斗争经验。在过去国共两党实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他曾不止一次地通过“以打促谈”的办法，争取到暂时的和平。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而如今在中美两个国家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一度显然也相信“打打谈谈”、“以打促谈”是一个有效的法宝。炮击金马，并不等于就要中止争取中美接触的外交尝试。即使在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因为美国压迫蒋介石主动撤退了在浙江沿海大陈岛的守军，中国各报刊相继开始减弱了前一段如火如荼的反美宣传。周恩来也多次受命宣布，解决目前僵局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谈判[15]（p448）。注意到加剧台海紧张关系的做法影响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刚刚树立起来的和平形象，周恩来还在4月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际，进一步受命向亚非各国政府，同时也是向美国人再度表示和平的诚意。他公开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具体到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共中央还第一次批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透露说：中国政府并非一定要诉诸武力，它愿意也准备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7]（p105-106，111）
为了促使美国真正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促使美国政府下决心派代表和中国政府的代表一同坐到谈判桌前来，中国政府甚至还主动宣布要释放若干已经被判刑的被俘美国空军人员[18]（p581-583）。毛泽东也在几乎同一时间主动透过外国来访者向美国转达自己的和平意愿说：台湾问题可以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尤其希望和美国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就是“不知道美国干不干”？[8]（p412-413）所有这些外交努力终于发生了某种效力。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大使级的外交代表终于坐在了日内瓦的谈判桌前。
然而，和过去对付国民党时的情况不同，毛泽东这时的“以打促谈”，却不是想要求得在中美之间保持暂时的和平局面。中美两国之间这时并不存在当年国共两党之间那种危险的情形，因为事实上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美国直接侵略新中国或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生存的情况。中美之间这时的问题根本上是美国敌视中国，坚持支持台湾海峡对面的国民党政权，而毛泽东则坚持要美国做出妥协，改变其敌视态度，放弃对台湾国民党的支持和取消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打”的策略固然可以使美国多少改变轻视新中国的态度，放弃拒不与新中国接触的强硬政策，但由于中国没有直接向美国挑战的实力，也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因此双方即使能够派代表坐下来，却不可能达到迫使美国改变政策的目的。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没有能够为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任何作用。美国政府坚持中国必须首先声明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否则坚持要协防台湾。随后，美国谈判代表更很快就拒绝在会谈中与中方代表讨论台湾问题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再度激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一年以后，毛泽东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愤懑的情绪。苏加诺主张中国应当早日加入联合国，毛泽东却表示“慢一点好”。苏加诺不解地问毛：“为什么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毛坦言：“问题是台湾。”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一万年也不进去“。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西德等等，他们都不承认中国，或者还在投蒋介石的票。美、英、法，再加上一个蒋介石，又都是安理会的成员，安理会成员有否决权，即使有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的提案，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毛泽东已经不再对这些外交努力抱多少希望了。打仗出身的他显然相信，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实力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要让人家承认你，接受你，就只好挨人家的白眼。我们宁肯不加入联合国，也不要这些国家的外交承认。毛泽东相信，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两种，一是”尽快收回台湾“，一是”把自己建设强大“。[19]（p263-274）在美国坚持干涉政策的情况下，前一种办法实际上做不到，因此毛泽东这时急于想要实现的其实只是后一种办法，即先把自己建设强大，然后再来与美国人谈收回台湾的问题。
中国明明是一个大国，却因为贫弱落后而被资本主义强国看不起，不仅得不到承认，而且连所有国家都可以进去的联合国，中国却不能进，这种屈辱的外交体验给了毛泽东相当强烈的刺激。1955年秋天，注意到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代表想尽办法不和中国代表讨论台湾问题，毛泽东就已经憋着一口气，暗下决心要靠迅速提升自己国家的实力来迫使美国改变态度了。他明确告诉那些曾经尝试着推进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企业家们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5]（P500）
争一口气的想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出人意料地顺利完成，被迅速地激发起来了。1956年夏天，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赶超美国的问题。他极具鼓动性地告诫大会的代表们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20]（p296）
尽管毛泽东经常在讲，希望和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迟一些建交，说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甚至准备一万年也不进联合国，但这些话其实恰恰反映出他内心对自己国家的外交境遇忿忿不平且极度焦虑的心态。以中国经济之落后，毛泽东深知要想靠自己的力量赶上和超过美国是何等的不容易。1955年秋他第一次提出要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想法时，他不能不提出要准备一百年，力争五十年。计划七十五年的设想。1956年夏他再次提出这一设想时。虽然相信中国落后于美国不过六十年，也还是不能不表示要用五六十年来赶超美国。然而，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真的会等五六十年再来解决台湾问题、联合国问题，以及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吗？当然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直到1956年年底，即使他对苏联已有颇多批评之后，依旧会理直气壮地告诉国人说，“一边倒”政策没有错。为什么？他解释说：“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了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不给它们吃饱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曾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夺走了我们的香港、台湾。”有谁会真心帮助我们建设强国的工业基础呢？只有苏联。“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19]（p278-279）；[20]（P410）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靠苏联的帮助建立起来的。苏联政府总共承接了156个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急需的援建项目，涉及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和化工等各个部门，包括7个钢铁联合企业、24个电站、27个煤井和洗煤厂、10个冶金企业、7个化学工厂和十几个机械制造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工厂。毛泽东清楚地了解，这些工业企业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核心，并将成为今后中国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基础。[21]（p381）但是，毛泽东对这一工业发展的速度并不那样满意。三年实现经济恢复，三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6年就走完了苏联用19年才走完的道路（注：俄国革命后用了将近12年的时间，即从1917-1929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然后又用了7年时间，即从1929-1936年才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这种速度使他很自然地不满意在工业化问题上总要被动地跟着苏联走。他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连续几个月时间根据政府各个经济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十大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中国加速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0]（p267-288）；[22]（p82-109）
不满足于苏联人的经验，想要进一步加速经济建设，迅速提升国力，促使毛泽东在1955年直至1956年上半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也是他积极倡导和宣传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然而，1956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否定斯大林，主张“和平过渡”，对毛泽东的对外关系思想明显地产生了某种冲击。从他自这一年春天起对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越来越强烈的批评中，可以逐渐地发现，他对和平共处政策的态度，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注：关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这些批评，可参见毛泽东：《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10月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4、344-345页。）。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最高统帅斯大林被共产党人自己描绘成凶残的暴君，共产党的形象空前受损。大批深感理想破灭的共产党员退出了共产党，西欧国家一些共产党不能不更进一步公开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骚乱，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使毛泽东对能否把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截然分开，一方面坚持革命的目标与理念，一方面大力推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作法，开始抱以怀疑的态度。
毛泽东非常注重意识形态，他深信美国对新中国的歧视与刁难，根本上与美国对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有关。因此，他不能不相信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斗争，其实也是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息息相关的。站在这样一种角度看问题，他当然不能赞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自揭疮疤，或在其他事关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命运的问题上，只讲缓和与和平，不讲革命与战争，向资本主义世界示弱。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情，毛泽东不可避免地逐渐认为，赫鲁晓夫他们已经丢掉了革命的精神，中国党应当在推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发挥某种主导的作用了。
1957年夏秋之际，一个喜讯传来，在美国多次试验失败的情况下，苏联卫星首先上了天。这种情况，给了深信社会主义必优于资本主义的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随后，莫斯科同意向中国提供导弹运载及原子弹制造技术，双方很快于10月15日就此签订了相关的协定，这更使毛泽东备感兴奋。苏联先于美国成功试射卫星上天，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而苏联同意向中国转让导弹和核弹这种尖端的制造技术，这不仅显示了中国的地位大大提升。而且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急于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以抗衡美国的强烈渴望。他曾再三强调，无论怎样困难，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原子弹来。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只有掌握了原子弹，才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最终迫使美国真正坐到谈判桌前来。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阵营中众多畏惧美国的共产党人不要害怕革命与战争，毛泽东于这一年的11月亲赴莫斯科，乘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机会，来为各国共产党人打气[23]（p321-329）。但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多半并不是说服了那些更乐于看到世界和平共处的共产党领导人，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早巳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支持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斗争的态度；毛泽东意外收获的，是经济大跃进的雄心。当时，他从赫鲁晓夫那里得知，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决议，准备公开提出15年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计划。赶超美国，这原本就是毛泽东朝思暮想的一个目标。如今苏联人公开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自然备受刺激，他马上就提出了一个要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计划。不过，他内心里瞄的，其实还是美国。他希望能够乘此东风，用最短的时间把经济搞上去，迅速提升中国的国力，以便根本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
四第二次炮击金门：直接对美，间接对苏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马上主要开始着手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和他试图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联。
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批评和平共处，加强对外政策中的斗争性。据吴冷西记述，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1月21日回到北京后，第二天晚上就召集了政治局常委会。他在着重介绍了代表团在莫斯科如何宣传和坚持中国党在斯大林问题，以及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原则意见之后，特别指出道：在这次会上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对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有意见；另一个是我们不同意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提法。毛泽东说：“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持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24]（p152）
和平共处不能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那么，作为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国党提出并且正在实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能不能继续呢？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希望能够把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政策划分开来，因而明确讲：国与国的关系还是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但是。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坚持世界革命理念，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运动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一方面又同当事国政府在国家关系上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地和平共处呢？显然，这几乎是难以办到的。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包含着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建交国家内部共产党，工人运动或民族独立运动的要求。而只要坚持支持其他国家内部共产党、工人运动或民族独立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在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当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这时固然强调在国家关系上还是应当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行事，但他在这以后却已经再也不公开宣传“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了。不仅不宣传，而且对前此的对外政策也开始有目的地加以调整。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委婉地指出，中国前此在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也存在着与苏联相似的问题。他明确认为，即使是国家间关系，也要有所划分。正确的对外关系也还是要强调又团结又斗争，只不过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亚非拉美民族主义国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有区别，重要的问题在于，仅仅满足于和平共处是不行的，[23]（p16）
2月初，自1954年以来积极依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推动外交工作的周恩来，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改由更多军人气质，更多虎气的陈毅元帅来对外代表中国。而这一年外交工作开始革命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全面断绝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日本右翼分子扯下并撕毁了中国在长崎展览会会场上的中国国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为由，拒不向中国方面道歉引发的。但毛泽东则认为这是对日政策过分软弱，只重贸易，不重政治种下的恶果。为此，周恩来甚至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注：有关这一事件的起因及中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可参见王泰平前引书，第18-19页；《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6日）。在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的这一报告中曾就中国断绝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强大措施提出过委婉的批评，称：中国这时的对日措施多少有些偏激的地方。比如“不应该急于急剧收缩与日本的文化联系，因为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向日本宣传自己的机会”。）。根据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中要加强斗争性的新思维，外交部专门召开了务虚会，端正思想。务虚的结果，周恩来以往的和平外交方针难免被批评为“右倾保守”。按照外交部务虚会后确定下来的方针，中国今后的对外政策应该向“斗争是绝对的，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而妥协则是相对的，暂时的”这样一种革命化的方向转变。[25]（p298）
第二件事就是发动大跃进运动，力求在加强革命化的同时，争取把生产促上去，早日改变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毛泽东深信，运用中国自己的经验，比如战争经验、群众动员经验以及政治工作经验等等，完全可能在经济增长方面创造出新的奇迹来，使中国在迈向强国的路上走得更快一点，让美国人再也不敢无视中国。事实上，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他就明显地憋着一股气。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他曾很不服气地对与会代表们说：“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26]（p78）
要想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赶上美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生产建设显然不行，必须要来一个“大跃进”。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生产大跃进的运动被迅速发动起来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夏粮的产量就到处大放“卫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进一步在工业上创造奇迹的想法。[23]（p380）随着他的一声号令，全国上下9000万人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各地同样捷报频传，钢铁产量也是直线上升（注：据当时的资料，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左右，而由毛泽东主持的北戴河会议则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达到1080-1150万吨左右，下一年度则要超过2000万吨。）。赶超英国已经不是问题，毛泽东马上开始把赶超的锁定在了美国身上。从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宣布准备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13]，到5月份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在内部提出7年赶上英国，加8年赶上美国的15竿奋斗目标[27].又过了一个月，他估计：“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23]（p278）主张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要超过英国[23]（p381）。进入到9月初，他已经不再注意英国了。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的领导人，要有大手笔，要解放思想，鼓动他们：“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23]（p368）
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处理对外事务的心态发生改变。1958年夏天之所以会接连发生毛泽东斥责苏联和挑战美国的重大事件，与此不无关连。
斥责苏联的直接原因是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问题。在中国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在当时是中苏两方军事部门的共同需要，然而毛泽东强调主权，坚持电台的所有权要属于中国，故主张中国出资，中苏共同使用；而苏联军方则坚持双方出资，共同拥有，共同使用。双方为此从4月交涉到7月，始终未能解决问题。这件事已经让毛很不高兴，苏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又针对中方要求苏方提供核潜艇及其在中国设厂制造核潜艇一事，令其大使向毛泽东说明希望通过在中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的方式，一方面满足中方加强海防的需要，一方面也为苏联海军对付太平洋上的美国人提供便利。两件事加在一起，使正在为大跃进欢欣鼓舞的毛泽东异常愤怒。他为此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斥责苏联大使，并且在游泳池边批评赶来解释原委的赫鲁晓夫，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认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断言苏方是因为掌握了一点原子能，就觉得了不起，看不起人，“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19]（p323-224）毛泽东的怒气虽然因赫鲁晓夫亲来北京，反复解释，最终得以化解，但中苏两目的同盟关系明显地受到影响。在随后的台海危机过程中，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不向苏方打招呼；事发后苏方询问，中方强硬表示自己承担后果，绝不拖苏联下水；苏方提议向中方福建前线派驻一个携带导弹的苏联空军大队，以震慑美国，毛则强调中国只要苏联导弹，不要苏联部队，认为苏方此举仍是想控制自己[24]（p187）。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大跃进高潮中的毛泽东，在涉及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正变得十分敏感。
挑战美国，再度决定炮击金门，同样与毛泽东昂扬的民族自尊心有关。其直接原因，也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轻视。本来，中美两国间自1955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大使级会谈这种接触的方式。虽然会谈本身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它作为美国被迫承认以新中国政府为谈判对象的一种外交形式，仍旧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此，中方虽然不满意这种会谈方式，却一直坚持保持这样一种接触的渠道。不料，到1957年底，早就对谈判失去兴趣的美国方面，以谈判代表调离，只能以代办出面与中方接触的方式，意图借此停止与中方的这种外交接触。美国人的这种作法，在中国方面看来，无疑是污辱性的。鉴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纯粹是中方用炮击金门的办法逼迫美国重视自己得来的，毛泽东不能不设想，美国如今蓄意中止谈判，也与其不再重视中国的心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