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云拨雾
“三湾改编”的丰富内涵，在官方的毛学家那里得不到全面的呈现。根据陈士蕖的回忆，在上井冈山的行军路上，“从对战士的广泛接触中，毛泽东察觉到，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不但士气高，而且能够有效地监督干部，部队面貌就不一样。毛泽东当时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陈士蕖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 3页）很快毛泽东就作出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决策，并且加快了发展和培训新党员的步伐。官方的毛学家们，往往把支部建在连上解释为“党的绝对领导”，这是极端狭隘甚至是错误的，实际上人世间现存的一切管理系统中间，军队的管理系统是控制得最为严密的，不存在需要“跌床架屋”的重复权力设置来继续强化控制系统的必要。而且一般的管理都是忌讳政出多门和多头领导，如果建立党组织仅仅意味着在行政系统之外的又一套控制系统，显然对管理有效性而言是负面的。
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出发，能够更好地理解“支部建在连上”的管理价值。象“干革命”这样的事情，是典型的集体行动，如果革命成功了，无论个人是否在革命中间作出贡献，都将获得革命带来的好处，因此，许多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的人，都有选择“搭便车”的强烈冲动，结果带来一种集体行动的困境：没有人愿意为争取集体利益而承担成本和付出努力。后来的研究表明，只要有3%的人士勇于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就会改变整个的氛围。毛泽东在战士中间寻找有觉悟的积极分子，把他们发展为新的党员并组成党小组，优先进行政治学习和政策培训工作。结果，这个基层的积极分子团体是最积极承担斗争成本（当时党小组是秘密的），在行军作战中间处处表现出优先承担成本的积极性，处处表现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的战斗品格，这就会在无形中间改变整个连队的气氛，普通战士也受到他们的感召从而改变对于集体行动的消极态度（消除“雇佣”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支部建在连上，与曾经让人们烂熟于心的一个说法“战斗堡垒”更为贴近。有了这些战斗堡垒之后，就会从根本上改变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中间的气氛，使人们不再局限于一己私利，而是勇于承担创造新社会新国家的斗争成本，哪怕是流血牺牲，从而提高整体的努力水平。
在三湾改编的同时，毛泽东同时还主张在团营连三级成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官长的不良作风，纠正官长的错误，作为开展反向批评的制度支撑，甚至，朱德都曾经因为1928年的“八月失败”而受到士兵会的严厉批评。在毛泽东看来，破坏纪律和制度威信的往往先是那些老爷们，因此，也需要进行批评，除了管理层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外，士兵会作为一个外在的监督制度，始终要发挥作用。这就一改通常管理体系的“单向命令流动”的僵化方式，从而把管理和监督管理者的成本向下分担。并且，在士兵会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坚持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这在另外一个方面不仅导致权力分配的相对均衡造就一种“扁平化结构”，而且会有效地削减雇佣意识同时强化共同体意识。建国后，下级无法有效地监督上级，对于当权派的监督成本无法向下分担，是毛泽东毕生的忧患所在，他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时候，还把士兵会作为井冈山时期三大精神支柱之一。
三湾改编之后成立的“连级支部”，实际上成为红军内部管理培训的第一重点――有限的培训资源先集中分配给可能最快产生成果的积极分子，然后，经由积极分子的言行去影响周围的人。把目光从单纯的行军打仗转移开，有助于军官和战士的思维“政治化”，并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全面的知识积累。党小组的经常性的学习和讨论，乃至日常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造就了一种把经验相互交流，缺点相互监督，同时把认识和技术局限相互弥补的经验积累态势，加速了学习过程和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进度。民间谚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在军队内部的军事民主中间，曾经发展出“诸葛亮会”这种方式，很典型地体现出集思广益的特点，结果在指挥系统内部，相当于是建设了“千手千眼”的思考阵列。
2、 三大任务的提出
在砻市的河滩上，毛泽东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宣传并组织群众帮助建立地方政权。这实际上把管理的全局视野，强行加在每一个战士的头脑里，使得每一个革命者都关注和参与思考革命队伍的生存和壮大过程，关注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军事和政治方面，毛泽东后来曾经总结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培养全面人才的方法。再后来，毛泽东把这一思想发展为“政治挂帅”，以政治统帅军事，最终归结为一个形象的说法“党指挥抢”（就是人民指挥枪杆子，人民自己的军队。）。建国后的政权设置方面，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的理解，以为军权必须掌握在党委手里，变成一个空洞无物的科层权力划分问题。
有一次，部队在酃县中村住下后，他同酃县党的负责人周里等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当周里说到由于没有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政权一直不稳定的问题时，毛泽东当即指出：政权建设和地方武装的发展不能分开，有了政权，没有坚强的地方武装，政权就立不住脚。他对周里说：你不能总是跟着我们打游击吧，土地革命就是要发动农民，你要找那些满身是泥巴、满脚是牛屎的人交朋友，把他们武装起来，你就有靠山了！（陈士蕖回忆录34）
3、 军纪要求的背后是军民关系的建设
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为了阻击敌人，掩护接应从湘南撤退的部队，从酃县中村进入桂东。三月三十日到达桂东沙田。同时，指示我们二团向资兴方向前进。当毛泽东同志率队进入沙田村时，由于受反动宣传，群众纷纷逃避。于是，在沙田万寿宫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干部会议，决定组织宣传队深入沙田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和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工农革命军为工农谋利益的革命宗旨，号召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四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在沙田坪老虎冲大田的集会上，向工农革命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何长工回忆录，137）
在战争期间，由于敌人的强大，所施加的生存压力，大体而言，在革命军队内部强化了共同体信念，每一个战士和军官的安全，都取决于整体事业的进展、革命力量的壮大。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排除乃至取消个人利益的种种小算盘，斯诺在延安访问红军将士的时候，就惊奇地发现很多人在加入红军之后，思想意识里面只剩下了“我们”没有了“我”，很清晰地记得我们某月某日在哪里干了什么，对于自己的个人行为都失去了记忆。
整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安全态势，使得毛主义管理模式的运行，没有遭遇特别大的困难，这是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的主要区别，建国后毛泽东和对立面争论的升级就是与外在压力消失后内部分化程度加深有关的。即便是战争年代，对于管理上层而言，毛主义管理模式还是受到他们的相当自觉的抵制，这集中体现在古田会议之前的争论中间，这个争论实际上预示了毛主义管理模式与管理层独立利益和视野的冲突，从而在较小的程度上预言了建国后的党内严重分歧。
毛泽东1929年为古田会议起草了决议，其中第一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篇文章中间，已经出现了毛主义管理模式的结构性视野，此后毛泽东借以认识人类社会的视野就趋于定型了，毕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在战争年代，“党指挥抢”的内涵却丰富得多，这意味着军队不能只是消极打仗的工具，军事指挥员也不能单纯地把眼光盯在杀敌制胜方面，而是要在宣传、组织群众，特别是在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多投入精力。毛主义管理方法走出了“手段和目的”的简单直接对应这一狭隘的观察视野，要求从根本处着手解决问题，以关系建设为起手处，而把最直接的管理目标放在第二位上，优先关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军队内部的上下级关系调整，最终造成一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上下同欲”的态势，然后把军事和战争胜利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来看待，毛主义管理模式要求管理者在直接的管理目标之外，优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提高无形力量的着手去提升竞争力量，在力量对比优势的基础上去自然地取得胜利；这一从“关系建设”着手追究无形力量提升的过程，被作为比追求直接的管理目标――战争胜利――更优先的目标。和平年代似乎仅仅对应着一个权力划分问题的“党指挥抢”，在战争年代却蕴含着要求军事指挥员把目光，从直接目标上转移开，关注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单纯军事观点”的批评，并配合了对军队内部指挥结构的再造。
毛主义的管理模式中间，在认识上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层次，核心层次联系着社会分化的结构性认识――中国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布不均衡以及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不响应；在政策和策略层次，则建基于一个特定的敌强我弱的局势（力量对比），由此设计了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方式和运用方式，也就是一系列的战略战术。最后，他从核心认识的结构性部分提炼出矛盾和对抗的理论，他关于力量对比的判断落实为统一战线策略。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社会的运作总是从属于一个管理系统――总是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相互作用。在管理系统内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有所不足的，从描述性措辞看这两者的不足有一致性――都可以归结为“非无产阶级思想”或者“个人主义”，被管理者的个人主义表现为对于管理目标（这在毛泽东那里是被视为阶级利益的具体化）的冷漠――通常表现为“雇佣思想”，而管理者的表现则是强烈要求降低管理的投入水平，把视野局限在单纯军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