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仰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廿一）

民族政策

2006年4月2日

党和毛泽东的民族政策是众多政策最为成功政策之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族为56个民族中的54个（在开国大典上，就是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开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的54个民族），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的少数民族人数极少，然而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对大汉族存有戒心。建国初期（50年夏）毛泽东就说过：“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事实上，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一个是阶级问题。毛泽东的思路是先民族问题，后阶级问题。即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与习惯乃至信仰，渐进创造条件进行社会主义的民族改革，而改革的核心人民当家作主。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做到社会稳定。这一点毛泽东的做法颇似刚进延安时期一样，比较耐心。反之要求大汉族摆出团结和谐姿态。毛泽东在1953年3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党内指示：“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国民党时期的民族政策是极为糟糕的，还不如清朝的康熙时期的民族问题处理，北洋政府时期实际上是对少数民族的迫害，蒋介石也无改善，本质上仍然沿用了大汉族主义的治国理念，所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紧张。在民族问题上，毛泽东将其分为两个层面解决，一个是离散的小民族（有些只是部落形式），不构成较大的地域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毛泽东要求大汉民族拿出兄长姿态，多照顾小兄弟就是了，这就是毛泽东的胸怀；另一个是构成地域政治、国际关系和历史影响的，毛泽东总是尊重、谨慎从事，但必须是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

中国的民族问题可以分成五大块，即东北、西北、西南（属于政治关系比较简单的那一类）、西藏与内蒙古。东北（满洲）在辽沈战役的同时毛泽东已经将其一并解决了，东北是中国工业和能源基地，边境问题也急不得，这里存在中苏关系问题，对于原来（蒋介石时期）的有关苏联的条约还得认帐（否则国际关系便孤立了，包括蒙古国在内），然而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还存一些不信任的因素（共产国际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已经得罪不少了）。要恢复康熙时期的版图要求（其实晚清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蒋介石做不到，毛泽东更有难度，因为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而且“远东”地区国际利益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基本划定，蒋介石政府（他还有美国的支持）为了协调当时的中苏关系也只能作出以默认“维系现状”的无奈之举。苏联的“胃口”不减，毛泽东的基点是在这个现状下苏联不能“得寸进尺”（这也为以后的中苏问题留了点麻烦），在边境问题上，毛泽东也只能放到其后而定，把主要精力放在东北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上。在政治上东北还是有优势，这就是在东北的根据地的工作在建国后起到了保证作用，包括民族政策。对待满族政策，比起国民政府时期“歧视满族”要好得多，满族用不着隐瞒其满族的身份，周恩来就说过：“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他还说：“溥仪先生是皇帝，‘满洲国’我们不承认，但宣统我们是承认的。”对溥仪的“劳教”也得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还比如著名作家老舍（作品由《茶馆》、《骆驼祥子》、《龙须沟》等）就是满族的杰出代表。

蒙古族问题的历史过程比较复杂。1911年，蒙古的王公和大喇嘛在沙俄的策动下脱离清政府管辖，宣告自治，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1921年3月，以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党（1925年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它领导蒙古人民革命迅速取得了胜利。同年蒙古宣布独立，建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人民共和国。同年召开蒙古人民党“三大”，确定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总路线。1940年颁布新宪法，它宣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已经消灭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的劳动者（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国家，它保证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以便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中蒙关系，1924年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秘密签署的《关于日本的协定》中，苏联为参加对日作战而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随后，美国将这一协定内容通知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予以同意。在苏美两大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派宋子文两次去莫斯科谈判，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并交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照会。国民党政府表示，在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了全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2月蒙古同苏联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其实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苏联提出的“现状须予维持”，其中还包括外蒙古与中国的隶属关系，即还是认为独立后仍然属于“中国圈子”。而蒋介石把隶属“中国圈”的概念连同承认“独立”一起“送”出去，当时的苏联和蒙古政府是意想不到的收获，用李敖的话讲，叫“卖一送一”。所以现在有人将此问题归罪于毛泽东，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月中蒙两国正式建交。内蒙古的问题建国后基本是稳定的（也出现过整“内人党”的问题，他们骑着骆驼上访到北京，周恩来处理此上访事件，总理说：“凭着你们骑着骆驼上北京不是乌兰巴托，足以说明你们信任党和政府，我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你们呢？你们先回去，你们的事我周恩来负责到底，也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在内蒙稳定和发展上乌兰夫功不可没。还有傅作义、董其武将军对绥远（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和平解放的贡献。笔者在内蒙古巴盟生活了近六年（屯垦戍边），感受了党的民族政策。在计划经济时期，蒙族百姓的生活待遇都超过汉族百姓（如粮食供应和粗细粮的比例等），三年自然灾害时，似乎对蒙族人没有造成太多困难。一句话内蒙古的情况是好的。

西北（新疆）的民族问题，相比内蒙的民族问题，要多一些。问题的区别就在于党在那个区域影响力比较小，少一个像“乌兰夫”这样的一个具有影响的共产党人。少数（类别）民族多一些，共产党在新疆虽没有“根据地”什么的，但自从建立陕甘宁边区后，为打通抗日的国际路线（西路），毛泽东想了不少的点子，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烈士在新疆遇害）等到新疆工作，结交了一批少数民族的朋友，只是一条交通线上的政治影响，第一野战军深入大西北，毛泽东英明决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然美国人在策动一个阴谋，即鼓动西北五马军阀(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与我们对抗。扫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匪徒和民族叛逆分子斗争中，战役和地方工作的难度就比较大，单是惠民的阳光政策是不够的，军事武装解决不可少。1949年10月赛福鼎·艾则孜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向中共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并转达其他同志请求入党的坚强志愿。毛泽东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写了批语：“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为维护大西北和边境（康熙时期的边境）安定，其使用的方法很多，但要改变被动局面，1954年，毛泽东一声令下，驻新疆十万部队集体就地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艰苦创业，以后又有更多的“知青”加盟，扩展为14个师，人数达到250万，成为新疆工农业的“中流砥柱”。现今虽然也有传闻，当年“王胡子”的铁手腕（俗话说：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但不可否认对于新疆稳定和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将撤销兵团建制，实践证明问题多多，所以很快又恢复了兵团建制。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泽东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泽东。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毛泽东复信给帕哈太克里乡全体农民，鼓励他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62年，新疆发生了伊塔事件（伊犁、塔城边境地区6万余居民逃往苏联）。伊塔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动的结果；同时工作缺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新疆发生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二，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

西藏解放是新中国成立后（除台湾外）解放最晚的自治区。它地域辽阔，交通运输极为不便，自然环境异常，社会历史情况特殊，民族宗教问题突出，内有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外有帝国主义的羁绊，又有较深的民族隔阂和西藏内部的不团结，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西藏工作不仅艰苦，而且“斗争最复杂、最尖锐”。因而毛泽东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最多，在这些指示中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如“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和平解放西藏”，“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慎重稳进”，搞好上层统战工作，“六年不改”，“边平叛边改革”，“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等。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构想和布局，都是从全局着眼，以广阔的国际国内政治舞台和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他的众多指示涉及西藏革命、建设的诸方面，既丰富又具体，并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采取灵活机动的多种政策和策略。有些看来好像仅仅是一些细枝末节，但都同他那宏伟壮阔的战略相联系。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重大课题，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宝库，为中国的繁荣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笔者想起小时候就喜欢听具有革命浪漫主义，高亢抒情的歌曲“二郎山”和才旦卓玛的“翻身农奴得解放”等歌曲，上中学时学跳“洗衣舞”和藏族舞蹈。喜欢围着家里的酒桌聆听父亲与早期援藏的邻居漫谈着西藏那神奇的风土人情和西藏发生所有变化的“酒话”（那顿酒可是喝了八九个小时）。以后逐渐懂得毛泽东坚持党的宗旨，尊重西藏民族和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诚意。毛泽东所制定的政策既不是羁縻政策，也不是压迫政策，而是完全新型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1955年，达赖喇嘛准备从北京返回西藏时，毛泽东同志亲自赶往达赖下榻的宾馆送行，使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感动得不知所措。达赖喇嘛当即对毛泽东同志说：“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毛泽东对达赖、班禅说，释迦牟尼“当时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为众生免除痛苦”。毛泽东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处处都显示出他那气吞八荒、囊括四海、只争朝夕的伟大胆识和气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他常常以历史的大手笔，大刀阔斧地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然而，唯独在西藏问题上，他显得慎之又慎，正像他说的“我对西藏的事情非常谨慎”。他在处理西藏的各种问题时，还表现得特别温和、特别宽容，特别耐心。许多事情宁可不做，也不强求，只要不是根本问题，都可让步，能妥协的尽量妥协。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1956年毛泽东发现改革条件不成熟，指示立即刹车，果断地确定至少“六年不改”，并说：“欲速则不达”。

对于毛泽东“慎重稳进”，达赖集团认为软弱可欺（其实他那里晓得毛泽东是最伟大的战略家），企图达到永远不改，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其实西藏问题毛泽东早已了如指掌，他早在1956年11月说过：“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还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他有过人的“大肚”和博大的胸怀，但底线也十分清晰，可谓爱憎分明。然而两年多一点时间后武装叛乱爆发了，毛泽东却认为西藏劳动人民翻身的时间提前来到了。他即刻指出：“边平叛边民主改革”。然而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一跃而为人民民主的新西藏，翻身农奴当家做了主人。“平叛”后，一些地方急于在西藏搞合作社，毛泽东知道后，立即予以纠正，他指出，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印度在此事件上没办好事，以后在中印边界以麦克马洪线（英国殖民者1914年非法所划）为由，蓄意搞摩擦，得寸进尺，为自己（势力范围），也为达赖（归根结底为自己），想“出口气”，但中印反击战中国获全胜，从此中印边境安定至今，可谓是“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历史作证，雪域作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西藏所做得贡献。真是“巍巍的喜马拉雅山，滔滔的雅鲁藏布江将永远铭记毛泽东不朽功绩”。

综上所述，历史上有谁像毛泽东那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为中民族和谐与民族团结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党的“民族政策”继续贯彻执行（没有进行重大调整），做好民族工作，巩固和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历史发展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毛泽东早就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