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同志学调查研究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始末
原创 黄国雄 档案春秋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高度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繁重艰巨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许多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早在1927年1月4日，他就开启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之旅。在32天的时间里，他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县12乡的农民运动，行程700多公里。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开调查会等多种形式，获取了大量基层的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撰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时代之问
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农民运动的领导人。
1925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韶山秘密组建了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湘潭县农协不久发展到20多个。到1926年11月，湖南全省有55个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协会员就超过了130万人。组织起来的千百万农民，同土豪劣绅开展了暴风骤雨式的减租、减息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军阀在农村的统治基础，推动北伐战争不断走向胜利。
1925年2月，毛泽东携妻子杨开慧回到韶山，在毛氏宗祠创办农民夜校，建立农民协会。
图为韶山农民夜校旧址
1926年，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
图为绘画作品《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讲习所》（杨之光 绘）
毛泽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撰写的序言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刊登于1926年9月21日
《农民运动》第八期（上海市档案馆藏）。
毛泽东这一时期主要在中央部门工作，对北伐期间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具体详尽。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个时代之问，促使毛泽东决定尽快抽出时间实地考察一下湖南农民运动，以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给出准确答案。对此，中央农委委员彭湃、易礼容等人十分支持。
实地考察
恰在此时，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电邀毛泽东参会指导。12月17日，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从武汉返回长沙，一面参加湖南工农代表大会，一面着手做农民运动考察准备工作。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赴湘潭，开启了实地走访5县12乡、长达32天、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影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工作。考察期间，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手拿桐油雨伞，肩背粗布包袱，脚穿草鞋，进村入户，了解了大量详尽具体、生动形象的农民运动开展情况。
绘画作品《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许宝中 绘）
在湘潭第一区农协，受邀参加座谈会的农民反映，他们那里的平粜（荒年时平价出售仓库里的粮食）、减租减息让农民生产生活都好了不少，可是带头闹平粜的农运骨干被“二民主义”的国民党区党部抓进了县监狱。正在做记录的毛泽东放下笔问道：什么是二民主义？农民代表回答：取消平粜米，就是不要民生主义，少了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不就成了“二民主义”！农民代表说得毛泽东和参会人员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当即指示当地农协要积极开展斗争，尽快释放农运骨干。
在湘乡县农协，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湘乡县历年来牌赌盛行，吸食鸦片成风，广大农民深受其害。县农协一成立，就严禁赌钱打牌、禁止吸鸦片烟，一次性烧了10担麻将、一簸箕骰子和400多支烟枪。现在凡是有农协的地方，赌毒尽除。毛泽东边听边记，连声说“好”！
在衡山县白果乡，毛泽东了解到，该乡新成立的女界联合会发动妇女剪发、放脚、打土豪，组织妇女冲进祠堂一屁股坐下吃酒，受压迫、受欺凌的乡村妇女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毛泽东表扬白果乡女界联合会干得好！
位于衡山县白果乡的芳山公祠旧址。毛泽东在白果乡考察期间曾在此听取岳北女界联合会负责人的汇报
毛泽东在考察中还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以县为单位听取基层党组织关于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的汇报，从总体上把握各县农民运动的规模和特点。第二件，深入乡村召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和农协成员开调查会，有时扩大到开明绅士和小职员，当面倾听呼声，听取意见，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第三件，根据各县农民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特别是针对共产党地方组织明显少于农协组织的现状，明确指示湖南区委，凡有农协会员2万人以上的县均应建立共产党地方组织。
位于醴陵县的先农坛，毛泽东曾在先农坛正殿楼召开全县党支部书记和区农会委员长会议，听取各方面汇报
在这5个县的广大乡村，毛泽东看到了一些过去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农民协会收缴了被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村权力，禁锢中国农民千百年的乡村祠堂成了农民协会的办公场所；翻了身的农民在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床上打滚，从前不得进入祠堂的女子一屁股坐在祠堂里吃酒；农民协会组织农民修塘、筑坝、禁烟、开办夜校，打牌赌钱、吸食鸦片等长期毒害农民的不良风气被禁止了。这些情况表明，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
毛泽东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做好全国农民运动的信心。
报告诞生
结束了湖南考察之后，毛泽东于1927年2月12日回到武昌。2月16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汇报了赴湘考察情况。之后便动手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向党内外回答“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个中国革命的时代之问。经过半个月的写作与打磨，到2月底《报告》完成，并于3月初上报中央。
毛泽东急于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篇《报告》，主要是由于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指责越来越多，打击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必须廓清事实，以正视听。同时，毛泽东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篇《报告》，主要是他深入考察，获取材料充足，交换意见充分，并在实地考察时就打好了腹稿。这些因素迭加在一起，使毛泽东一气呵成写就这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芒的文稿。
位于武汉市都府堤41号的毛泽东旧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诞生于此
《报告》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农民这一头，客观列举了农民运动将农民组织起来、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普及政治宣传、农民诸禁、清匪、废苛捐杂税、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与堤坝等十四大功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回击了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热情欢呼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
《报告》指出，农民运动将“势如破竹，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并十分自信而坚定地预言：“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奔。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篇重要文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去观察、分析、把握和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尝试，有着不可估量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武汉毛泽东旧居内，毛泽东和杨开慧曾住过的房间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撰写这篇著作，得到夫人杨开慧的全力帮助。怀有身孕的杨开慧一面悉心照顾毛泽东及毛岸英、毛岸青的日常起居，一面将毛泽东实地考察记在烟盒、碎纸片上的大量材料、数据，进行细致的前期选择、分类、综合、整理，从而节省了毛泽东大量精力和时间。在成稿过程中，杨开慧做了精准的誊抄。毛泽东对住在一起的毛泽民、蔡和森等人说，我这个秘书（指杨开慧），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
巨大影响
《报告》撰写完成后，毛泽东在将其上交中央的同时，应湖南区委的请求，另差人赴长沙给他们专送了一份。湖南区委格外重视这份《报告》，从3月5日起，在其机关报《战士》周刊第35、36、38、39期上予以刊发。这是《报告》首次在报刊上发表。《报告》通过《战士》周刊传播到湖南各地，极大地鼓舞了农运干部的斗志，大涨了贫苦农民的士气，推动湖南农民运动更加走在全国前列。到5月底，湖南农运组织发展到65个县，会员达到600多万人，居全国之首。
《战士》周报上刊登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得知湖南区委机关刊物发表了《报告》后，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交代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予以转载。3月12日，《向导》发表了《报告》部分章节。虽然比《战士》晚发表了一周，但《向导》的影响力更大，使得《报告》在全国的党组织中得以传播，让《报告》在更大范围内指导和推动了农民运动。从《报告》发表的3月份到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前的7月份，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到17个省，农会会员接近1000万人。
《向导》周报上刊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部分章节（上海市档案馆藏）
《报告》发表后，社会各界给予了积极评价。在党内，瞿秋白、蔡和森、彭湃、方志敏等同志高度赞同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肯定，并全力支持毛泽东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积极为农讲所学员讲课，以《报告》为理论基础培训全国农运干部。在党外，《报告》得到国民党中央农民委员会以及著名左派人士邓演达等人的认同，他们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赞成继续推进农民运动，为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运动争取更多的群众基础。
鉴于《报告》产生的巨大影响，应广大读者要求，汉口长江书店于4月份出版了《报告》单行本。瞿秋白为单行本专门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当时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转载了《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西班牙共产党执委费尔南多对《报告》给予了极高评价：“报告确实是第一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生动而充分的结合。”
历久弥新
完成《报告》写作后，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农讲所）的创办之中。农讲所招收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学员800多人，于1927年3月7日正式开班，6月18日结束。
毛泽东为农讲所确定的办学方针是，培养领导农村革命人才，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为了实现这一方针，毛泽东亲自研究课程设置，专设农民运动科目，并把《报告》列为学员必读教材。毛泽东在党内外担任了大量职务，百忙之中仍抽出时间到农讲所为学员讲授农民运动。
武汉市红巷13号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春末夏初的一天上午，农讲所大讲堂座无虚席，800多名学员和教职员工齐聚一堂，聆听毛泽东的授课。毛泽东用生动的案例给学员介绍湖南农民运动，讲述开展农运之前佃农牛马不如的悲惨境遇，农运之后农民减租减息的兴高采烈，以及女子冲进祠堂吃酒和农民打掉束缚他们千百年的菩萨，既生动形象又风趣幽默，讲堂里不时掌声阵阵。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讲授，驱散了思想迷雾，明确了农民运动的目标、路径、方法，坚定了学员们投身农民运动的信心，普遍反映耳目一新，收获很大。
农讲所学员毕业后，牢记毛泽东嘱托，全部投入了各地农民运动之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坚定地走在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上，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与牺牲。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由于《报告》在大革命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加之贯穿其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的文风，理所当然地成为各地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干部的必读书目。通过研读《报告》，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农民运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对调查研究、党风文风等方面的问题有了更加透彻的感悟。这对促进整风运动、统一全党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47年9月太行群众书店印行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各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或选集，都把《报告》收录其中，较好地指导和推动了农村土地改革，彻底推翻了农村的封建统治，最大程度地争取了广大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拥护与支持，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报告》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成为各级党校、干部学校甚至中学、大专院校学习中共党史的必读篇章。应该说，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不但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进步。
时代在发展，但《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把握复杂形势、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回答当下的时代之问提供了重要借鉴。
杂志编辑：李红
校对：王礼荣
编辑：陆闻天、龚紫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