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和平赴重庆谈判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在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已在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作战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地指出:

  "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激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那时候,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蒋介石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当延安总部发布向敌占区大举进军的命令后,他在十一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胜利前的老样子去。人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同时,他也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来说,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明白地作了说明: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于是,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苦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不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会上,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二十六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未宥"电,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电报中指出: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认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铬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导: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不能不说昨天九龙坡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它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了意见。

  九月二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

  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

  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收光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处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九月二十一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总是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十月八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国共谈判就靠一段落。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庆以及其它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

  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在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他同时也指出:"还有没有达成协定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样,"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他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家:"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兄现"。目前,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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