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探索二战后现代局部战争理论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在核阴影笼罩下,却又始终未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战争。美国是否使用核武器、是否扩大战争,在战争期间一直成为中共中央在指导战争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朝鲜战争的规模始终受到限制的事实充分地显示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核武器的发展对于人类的威胁日益增大,世界人民的反战情绪又日益高涨等原因,局部战争已经成为国际间军事冲突的主要形式。在朝鲜战争的进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应付现代局部战争进行了新的探索,为保卫我国安全和确定我国国防战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人虽然进行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但是战争的性质、目标和方式方法都与现代局部战争有很大区别。以往的历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是全面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虽然在运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时也要讲求策略,战争的直接目标却都是要取得彻底消灭敌人的全面胜利。可是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必须根据新的国际形势,以保卫国家安全为主要目标来考虑和确定战争的形式和规模。

   1950年夏天,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和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大陆的安全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反复思考我国如何进行反侵略战争的问题。当时,我国国内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但是又需要出兵援助兄弟邻邦和保卫我国的边疆,最好的选择,就是进行一场作战规模和战场都有限度的战争。志愿军入朝前夕,中共中央在准备同美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并做最坏打算的同时,也设想能够使朝鲜战争不扩大到朝鲜境外。同年10月2日,毛泽东作出入朝参战的决策时,提出用志愿军名义,即用民间自愿武装的名义,不用政府军的形式参战,从国际法上可避免中国和美国等"联合国军"的成员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10月3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美英两国提出警告时,提出了朝鲜战争"地方化"这一希望。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在指导作战时,一直很注意战争地方化的问题,为此还严格限制了作战的规模和作战手段,在美军未直接攻击中国大陆的情况下,要求我军绝不在朝鲜以外的地方主动攻击美军,志愿军空军也不轰炸朝鲜境内的美军基地。战争期间,美国军政首脑因惧怕扩大战争会影响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并招致世界人民更为强烈的反对,也未敢将战争扩大到朝鲜境外,并随之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概念。由于战争一直局限在朝鲜境内,很有利于我国达到既援救兄弟邻邦,又确保国内和平的战略目标。

   志愿军出国前,由于对国际形势的演变及美国对中国出兵的反应还难以准确预测,对美军的战斗力也不很了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判断战局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志愿军在苏联志愿空军的掩护和支援下,协同朝鲜人民军,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并能歼灭和驱逐美国侵略军,从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第二,尽管中国军队是以非官方的志愿军名义参战,美国仍有可能对中国公开宣战,以空军和海军轰炸攻击中国许多大城市和沿海地带,同时志愿军因装备落后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这是最不利的结局。第三,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的情况下,志愿军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能够攻打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不过当时对作战所追求的具体目标,仍然在某种程度沿用国内战争时的思维方式,即准备全歼战区内的敌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

   根据这一思想,我国在进行国际间的局部战争时,一般不再追求那种以全歼对手为目标的全面胜利;采取军事行动时也以确保我国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为满足,在战争的方式和方法上都有很大限度。这一思想,也是革命战争年代中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对敌斗争策略原则的新发展,完全适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保卫我国安全的斗争需要。

   根据现代局部战争中军事行动和政治斗争紧密交织的特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组织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十分注意运用谈判斗争等形式,争取达成对我方有利的战争结局。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之时,毛泽东就设想今后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同年12月初,在志愿军入朝初战获胜后,毛泽东即提出了在美国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停战的设想。1951年6月,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对峙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做出"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从同年7月起出现了为时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交织进行的新局面。根据"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中朝方面在谈判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军事上积极准备持久作战。当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压迫我方在军事分界线等问题调协时,我军坚决以军事手段粉碎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放弃其无理要求;当敌军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实行讹诈,并扣留我方被俘人员时,我军又及时向敌人发起进攻,迫使敌人作出让步,最后达成了停战。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根据这一原则,又确定了能战方能言和的思想,立足于打,以打促谈,"谈的耐心谈,打的耐心打",以军事斗争的胜利争取停战。同时,还确定了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作战必须配合谈判的思想。

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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