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王兴国:杨昌济的得意学生

  王兴国,1937年生,湖南株洲人。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
究,著有《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合著)、《杨昌济的生平
及思想》等。目前正撰写《青年毛泽东(1910—1927年)的思想轨
迹》。

  几年前,就和王兴国一起在《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共过
事,再加上京、湘两地在毛泽东研究方面颇多联系,找他谈谈也
就不是什么难事。况且王兴国快人快语,挺爽直。

  访问人:您在国内从事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是比较早的
,同时也最早系统地研究过杨昌济。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早年拜
在他的门下,是杨昌济的得意学生,后来毛又成为杨的女婿。您
能具体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王兴国:我们对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在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开始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试图证明毛
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也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
、从不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
在研究过程中,我接触了许多具体材料,感到杨昌济与青年毛泽
东关系十分密切,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十分深刻。于是在毛泽东
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便立即转入杨昌济研究。随着
研究的深入,我觉得杨昌济与毛泽东之间,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
或翁婿关系,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
,杨昌济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导师。在《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
一书的“引言”中,我曾通过对杨氏生平经历及其在湖南思想界
地位的分析,指出他“在旧文化与新文化、中学与西学之间,在
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确是起了某种桥梁作
用的。”也就是说,他是引导青年毛泽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
方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领路人。

  杨昌济生于1871年,1920年去世。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人,所
以人称“板仓先生”。他出身于一个农村的读书人家,从小饱读
儒家经典并精研宋明理学,服膺程朱。19岁考取秀才后,几次参
加乡试,均未考上举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在爱国热情
的激发下,他开始鄙弃科举仕途,关心经世致用之学,并在戊戌
变法时期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在湖南进行的变法活动,撰文发
表自己的政见。戊戌变法的实践,使他大开眼界,“以为处此时
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
。1903年至1908年留学日本,先后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
校学习,主攻教育学。1909年考入英国北淀大学,主攻哲学和伦
理学。1912年夏毕业于 北淀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此后在德国
进行短期考察,于1913年春返国。1913年至1918年,先后在湖南
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
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1918年夏,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
哲学系伦理学教授,直到逝世。主要著作有《达化斋日记》、《
教育学讲义》、《论语类钞》及收入其他论文的《杨昌济文集》
,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我下面引
用的杨昌济的一些话,基本都出自这些著作。

  毛泽东与杨昌济的来往始于1913年秋。其时,杨昌济刚从国
外留学归来。任第四师范学校修身和心理学教员,而毛泽东也在
这一年春考入该校预科。现存的毛泽东的笔记《讲堂录》中修身
课部分的内容,就是1913年10月至12月听杨昌济讲课的记录。19
14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杨昌济与毛泽东均转入一师。由
于杨昌济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加之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所以
毛泽东对他十分尊敬,课余经常与好友一道去杨家请教、谈心。
《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就曾记有毛泽东与杨昌济的谈话情
况,内容除毛泽东自述的家世、个人简历之外,还有杨昌济对毛
泽东的评价,认为毛虽农家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918
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创立新民学会时,其21个“基
本会员”,除罗章龙外,均系杨昌济的学生。所以毛泽东在《新
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谈及学会缘起时,着重指出,除时代的影响
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
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
会乃从此产生了”。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仍十分关心刚从
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等人的前途,他不仅大力支持毛泽东、蔡和森
等人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而且介绍第一次赴北京的毛
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对毛泽东等1919年底
组织的驱逐军阀张敬尧活动,也积极支持。逝世以前,他还致函
章士钊,拜托他以后多关怀和提携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
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
子。”(章士钊:《杨怀中别传》)杨昌济逝世后,毛泽东十分悲
痛,曾与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发布启事,高度评价了杨
一生的教育事业,并发起捐集赙资,抚恤杨的遗孤。同年,毛泽
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结婚。

  访问人:杨昌济与毛泽东友谊如此深厚,那么他对青年毛泽
东的思想影响一定也是很深的了?

  王兴国:是的。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方面来说,首先表现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杨昌济生活
的时代,恰处国际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
国主义时代。为了瓜分市场,攫取中国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地
处中国近邻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得特别贪婪。其突出表现就是18
94年对中国属地朝鲜的侵略和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的勾结。对此
,杨昌济始终抱有警惕。他曾回忆,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
到讲西洋历史的日本老师说,中国人与罗马人同,惟宝爱其文化
;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当时他心里就感
到,日本人不怀好意,颇有入主中国的思想,值得国人注意。所
以杨昌济在讲课时经常联系现实,以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教育其学
生。杨昌济的这些教诲,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当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
条”时,立即激起了毛泽东等人的愤慨。他在悼念亡友的挽诗和
挽联中曾痛切地写下了“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胡虏多
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等语句。他还在一师师生编印的
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
豪言壮语:“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正是
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在追求救国救民真
理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百折不回。

  其次,杨昌济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曾说:“从政治上求
变,变之自上者也;从教育上求变,变之自下者也。变之自上者
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高以下为基,吾宁自教育
始矣。”所以他说:“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
无他法。”这种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也是比较
深的。所以当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被读
书从事教育事业与从事现实政治斗争的矛盾所困扰。同时,毛泽
东在《民众大联合》中所以称道克鲁泡特金一派的“温和”方法
意思“更广,更深远”,显然也是受了杨昌济的这种改良主义思
想的影响。

  在文化观方面,杨昌济主张从实际出发,正确对待本国传统
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
人有一人之个性也。……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
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
,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
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
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基于这种认识,杨昌济既反对“留学迷”
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闭关自守的“国粹主义”。

  访问人:有的人认为杨昌济的这一观点是“折衷主义”。

  王兴国: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不管怎么评说,我们都不能
忽视它们对青年毛泽东五四时期文化观的重大影响。首先,它使
毛泽东能避免五四时期许多人在文化问题上的绝对化的形式主义
方法,正确区分中西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例如,1917年8月23日毛
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就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
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
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其次,它引导了青年
毛泽东注重对国情的研究。所以,当新民学会中很多成员于1920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却决定暂时留在国内进行研究,并认为
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
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
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
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
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
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
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现在有的论者曾为毛泽东当年没
有出洋留学而惋惜,觉得这影响了他的文化观并导致了他思想上
的某种局限性。这一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看
到,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重视国情研究,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才促使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且成为把马
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

  访问人: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要比“西
学”浓厚得多。留在国内的这种选择,您刚才说到,毛泽东有许
多理由,但这几种理由的出发点,还是对“中国文明”的充分重
视。其实,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认识与追求,也体现了他与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这里也有杨昌济的影响
吗?

  王兴国:杨昌济一生十分重视哲学思想的研究,认为“人不
闻道,是谓虚生”,又说:“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
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
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
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
贯通大原也。”这深刻地影响到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
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记录的杨昌济介绍的某些哲学观点。1914年冬
,以杨昌济为首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毛泽东、黎
锦熙、蔡和森等人。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西洋哲学、伦理
学和宋明理学。毛泽东将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
史》译稿借来,整整抄了七个笔记本,认真地进行研究。杨昌济
不仅向青年毛泽东传授了丰富的中西方哲学史知识,而且其“贯
通大原”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激励着他热烈地探
讨宇宙的大本大源。当时,毛泽东宣称:“夫本源者,宇宙之真
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
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
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
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
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另外,《讲堂
录》及杨昌济的其他有关著作表明,他经常教导毛泽东等学生“
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杨昌济
这种注重学以致用、知行统一的思想,也曾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
影响。

  杨昌济道德高尚,对伦理学有很深的造诣。因此,他不仅在
人品和人格上给毛泽东等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在伦理学
理论上给毛泽东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封建
道德的批判。由于杨昌济对宋明理学有深刻理解,对中国传统礼
教知之甚深,又长期在国外留学,对西方伦理史,特别是对西方
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很有研究,所以他在批判封
建道德时,往往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他说过:“中国三纲之
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君子之为教也,
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
固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进德修业相尚。过度
之压制,固非训育之所宜也。”正是从重人格独立和进德修业的
立场出发,杨昌济曾尖锐地挟击封建的家族主义及社会上的种种
陈规陋习,诸如欺诈虚伪、好逸恶劳、铺张浪费、无谓的应酬、
打牌赌博、不讲卫生等等。这些均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毛泽东在
《〈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对“三纲”的批判,以及他和战友们
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提出的“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
、“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就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影响的痕
迹。其次,杨昌济宣传和介绍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
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
青年毛泽东。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
批注》之中。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的弊端,杨昌济极力
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为了避免极端利己主义的弊病,他提
出了一个“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为青年毛泽
东所继承,即《〈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所谓“精神之个人主
义”。

  访问人:毛泽东是读师范的,师范培养的是职业教师。杨昌
济在师范任教,他的教育思想对毛泽东又有什么影响呢?

  王兴国:在教育思想方面,除前面说到的教育救国论之外,
杨昌济其他一些教育思想也曾影响于毛泽东。其一,是人格主义
的教育思想。按杨昌济的说法,人格主义者“谓教育宜发达个人
之人格,同时宜使个人得能与社会调和之性质。”这一思想与杨
昌济在伦理学上主张培养“有公共心的个人主义的人”是一致的
,与青年毛泽东“精神之个人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基于这种
认识,毛泽东认为,学校之设就是要使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
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
创立宣言》)其二,从人格主义出发,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均批判
资产阶级学校的“坏处”。杨昌济说:“现在学校钟点,总不免
太多,学生负担过重,大有害于身体。女学尤甚。此事关于国民
之体力甚大。”毛泽东则更尖锐地指出,旧学校“用一种划一的
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蔑视学生的人格”;“钟
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
,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其三,他们认为要使人格主义的
教育思想得以贯彻,就必须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
。杨昌济说:“自来论教育者,往往分为智育、德育、体育之三
部。”毛泽东则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
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之研究》)只有三育并重,才能
达到“身心并完”,这正是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所提倡的“自我
实现论”在教育上的反映。

  在治学态度和修养方法上,杨昌济的“以久制胜”被其学生
奉为“达化斋的法门”。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
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
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早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毛泽东就
记下了这一“法门”:“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
也,亦即积之谓也。”1920年萧子升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也提到
“以久制胜”,并特别注明“这是达化斋的法门”(《新民学会资
料》第143页)。

  访问人:如您所说,从政治、文化、哲学、伦理学、教育、
治学态度和修养等等方面都能看出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的
影响,有些影响还相当深刻。说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学生,真
可谓名副其实。

  王兴国:的确如此,1936年他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在一师
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
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
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
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
对恩师兼岳父的杨昌济始终抱有无限崇敬的心情。

  1992年6月2日于长沙

转自人民网《人民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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