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张培森:毛泽东和张闻天

  张培森,1931年生,江苏镇江人。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
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共
党史的教学和研究。1980年起进行张闻天研究。现任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研究员。主持编辑了《张闻天
选集》、《张闻天研究文集》等。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张闻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先不论他们
的经历不同,单从他们的地位变化,也有不少内涵外延值得探究
——话题也正是从这开始的。

  访问人: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是我们的党领袖人物,一段时间
内张闻天曾是毛泽东的上级,后来毛泽东又成了张闻天的上级。
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既有很多事业上的接触,也有私人之
间的交往,相互间还有些恩恩怨怨。

  张培森:毛泽东长张闻天7岁,原来两人并不认识,直到193
3年张闻天到中央苏区,他们才第一次见面。但一个偶然的巧合,
早年他们两人的名字曾一起排列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表上,原来
他们差不多同时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那是建党之前的事情。

  访问人:但两人并没有因此见面认识。

  张培森:是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松散的进步团体,两人
入会的时间基本相同,彼此未曾谋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他们两
人同时入会的情况来看,表明他们当时都是要求进步、锐意改造
中国的先进青年。

  成长道路的不同特点

  访问人:从两人青年时代成长的道路来看,您认为有什么不
同之处吗?

  张培森:我认为两人在成长道路上是有不同特点的。当然他
们建立的理想都是走十月革命的路,都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个人
成长的具体道路两人有很大不同,就这个不同来说,对他们后来
一生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从毛泽东来讲,他师范毕业,教过书,搞过学生运动、工人
运动、农民运动;有过国共合作的经验,最后拿起枪杆子上了井
冈山,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
。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试过,党内没有人
能比得上他。

  张闻天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人。他和毛泽东虽然都是五四
时代的先进青年,但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是学者式的道路。五四
以后,他写文章,写小说,搞翻译,这是他的主要活动。特别在
文学方面,他从歌德到泰戈尔都做过研究,而且还有相当的成就
。据研究哥德的专家评论,张闻天在1922年《东方杂志》上发表
的论述歌德的长诗《浮士德》的文章,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一篇
。一般来说,《浮士德》是很难看懂的,而张闻天那个时候就不
但把它翻译了过来,还进行了系统的评述,这很不简单。张闻天
写的小说,茅盾备加赞赏。茅盾说他自己1927年才写中篇,而闻
天比他早3年就进行创作而且是长篇,对此他自叹不如。如果闻天
同志不是全身心投入革命斗争成为革命家,很可能在文化上占据
一席之地。所有这些表明张闻天和毛泽东有着不同的经历。

  访问人:他们两人的活动范围似乎也有区别。

  张培森:是的。毛泽东的活动范围全部是在国内。张闻天在
成长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他1920年去日本半年,
1923-1924年到美国一年多,入党后又去苏联5年,回国时31岁。
应该说在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像张闻天早年到过美国这样的
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只有他一个。从上面的情况来
看,张闻天拥有大量的书本知识和广泛的阅历,眼界很开阔,但
他的弱点是实践经验少。

  访问人:张闻天从苏联回来就受到了国际的重用。

  张培森:是的,国际把他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对于一个
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不甚了解本国国情的同志,必然要照搬国际
指示,这样就犯了错误。而从当时在苏区的毛泽东来看,因为他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不同意照搬国际的条条
,因而遭到打击。张闻天缺乏经验但受到了国际的重用,因而犯
了错误。

  从分歧走向合作

  访问人:因为两人的经历不同,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也
就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那么请问他们在苏区时有过正面冲突吗?

  张培森:没有。应该说两人是从有分歧逐渐地走向一致。毛
泽东无疑当时是正确的。从张闻天来说,他从苏联回来,先在上
海,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自然就要盲目服从中央贯彻国际进攻
的路线,当他看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贯彻的一套不一样,因而有
人说毛泽东右倾,是富农路线,张闻天也这样认为就是情理之中
的事情了。张闻天本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表示他和毛泽东之间
并没有私人成见,更没有仇恨,不过就是不了解毛泽东,不认为
他是正确的。后来才看到他军事上有一套。

  访问人:由于思想路线不一致,两人来往比较少。是吗?

  张培森:事实上随着张闻天和苏区中央主要领导博古的意见
分歧越来越大之后,他和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好。虽然完全掏出
心里话是在长征前夕,但这之前他们彼此比较互相尊重。当过毛
泽东英语翻译的吴亮平,我曾访问过他多次,中央苏区时他是国
民经济部长,毛泽东是他的上级,张闻天也是他的上级,应该说
他是毛张关系的历史见证人之一。他对我们说:毛泽东、张闻天
两人的办公室就隔一堵墙,我请示张闻天时,他总是说你去问问
毛泽东。毛泽东病了,张闻天去看他,用手抚摸他的腹部,很关
切他的病情。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
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所以毛泽东这场
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闻天起了救毛泽东命的作用。当然张闻
天也从毛泽东那里学了一些东西,比如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张
闻天在苏区也搞了一些调查。张闻天说,我是模仿毛泽东。他们
的思想是在实践中开始接近起来的。

  遵义会议合作的历史作用

  访问人:这么说经过战争的摔打、失败,张闻天醒悟了,他
认识了毛泽东的英明,因此在我党历史上才留下了一段毛张合作
的历史。那么关于毛泽东同张闻天遵义会议合作的作用您是怎样
估计的?

  张培森:遵义会议是同李德、博古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王
稼祥、周恩来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我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
毛泽东同张闻天所起的作用似乎更为关键。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当
时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事实上张闻天正
是苏区中央局最高领导层中最早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的中央
领导人,他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主
席。这里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就是中央常委。张闻天这个职务对遵
义会议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一件事看出来。过去人们只说毛泽东
发了言,但不知道张闻天还有一个报告。事实是这样的,博古作
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

  访问人:反报告是什么意思?

  张培森:反报告,就是张闻天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作为
代表正确方面的报告。因为在党的高层几个常委里,如果一把手
的报告被否了,那常委当中必须有人站出来讲正确的意见,当时
的毛泽东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他还不是常委,那么这个人是谁,
是谁站出来首先讲话了,正是张闻天。自然这个反报告主要也是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搞出来的,是毛张合作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毛
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和王稼祥,遵义会议是开不好的
。从张闻天来说,这是其作用的表现之一。

  访问人:我们想是否还有另一面,当时大家最信奉的是共产
国际,张闻天是国际信任的人物之一,由他站出来批评是比较合
适的。

  张培森:这正是说明毛泽东的高明,想想看,当时国际是我
们的顶头上司,权力很大,过去它让谁当第一把手谁就是,这种
情况下,把国际信任的人轰下台来,国际派来的顾问靠边站,这
样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国际信赖的教条宗派集团内部有影响的人
出来讲话,那是很难办的。所以毛泽东团结了张闻天、王稼祥等

  访问人:那么您认为在张闻天向毛泽东靠拢同博古错误斗争
中,是主动还是被动?

  张培森:从事实来看张闻天的转变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
1931年他回国以至后来到中央苏区,开始和博古的思想是一致的
,后来在一些政策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他和博古的分歧,不仅仅是
分歧,而且发展到很尖锐的冲突。同时张闻天不只是认为博古推
行的军事方针行不通,而且发现组织上博古从党的核心内部排挤
他,所以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他把心里的郁闷全跟毛泽东讲了
,从此两人接近起来。想想看,张闻天的郁闷为什么不跟别人讲
,而是找处于无权地位的毛泽东去讲,说明他信任毛泽东,认识
了毛泽东的伟大。

  毛张合作克服了党的三次危机

  访问人:毛张合作的重要作用是否仅限于遵义会议呢?

  张培森:不。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
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
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从
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过程中应该说毛张都
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
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了巩固。

  访问人:在第一次大危机中毛泽东、张闻天等合作反掉了王
明博古。第二次、第三次又怎么说呢?

  张培森:有的外国学者把张国焘看得比王明、博古还严重,
不管怎么说,这应该算做一次大的危机。因为论资历张国焘是党
内数得上的老资格,加上当时他仗着四方面军人多,所以一、四
方面军会师后他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
是一致的,包括博古在内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张培森:但张闻天的位置很重要。因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已
经被推举为党内负总责,而一个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是否坚定
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当时就非常重要。须知会师之后张国焘对遵义
会议后军事方针也是否定的,散布流言说是违反五中全会的进攻
路线。对此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上作了巧妙的回答,肯定我们在政
治上是进攻的,但革命战争则要根据情况决定防御和退守。而张
闻天则是在这次会议结论中作了同毛一致的说明,并以负总责的
身分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应在四方面军党的支部讨论”。可见张
闻天对毛泽东讲话支持的重要。

  第三次危机是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指责中央的一
套抗战方针,鼓吹他的一套右倾投降主义。他这一搅和使很多人
一时弄懵了。尤其他当时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加上当时是民
族斗争环境,国民党也抗战了,所以就迷惑了一些人。这种情况
下,党内首先顶住的就是毛泽东。同时毛自然也就承受了很大的
压力。而这时毛泽东又一次得到了张闻天的合作和支持。现在找
到1937年12月22日张闻天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一个“总的结
论”,从讲话的口气来看实际是不指名地软顶王明的,而且明确
指出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基本原则,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
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
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这话实际上就是坚持了毛
泽东独立自主的原则。而毛泽东在当时困难处境中向华北发出的
许多发展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指示就是以“毛洛”联署形式发出
的。所以,毛泽东在“九大”时还没有忘记张在这关键时刻的立
场,他说:王明回国以后张闻天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
边的。

  毛张合作的历史地位

  访问人:既然毛张合什么有这样的重要作用,为何过去人们
很少知道呢?

  张培森: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张闻天这个
人物长期在党史宣传上是被当成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看待的,而19
59年庐山会议又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像这个党史人物全面历史
面貌的恢复,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路线的结果。因
此毛张合作这个重大史实一个长时期内是被沉到史海里了,现在
是钩沉,这一点也不夸大,就是两人的合作在党史上应该有足够
的地位。王震同志1985年就在一个批示中向邓力群、胡乔木、胡
绳建议:在修改党史时应该“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
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

  访问人:那么请谈谈您的观点。

  张培森:从遵义会议后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阶段里,毛
是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张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他们两人的合
作应该说是很好的。从这段时期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央100多份
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大部分会议都是张闻天主持,许多重大决策
都是毛或张先作报告,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张作总结发言,毛作结
论。我在编辑《张闻天文集》时还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从19
35年6月到1938年10月3年多的时间里,仅保留下来的洛毛或毛洛
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
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我给邓力群同志写报告时说到这件事,
他认为很有价值,要我整理出来。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段毛
张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毛离不开张,自然张也离不开毛。

  访问人:这个合作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否还应该放到中国整个
革命发展进程中来评价?

  张培森:是的。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到1938
年10月这3年,应该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阶段。对我
们党来说也可以说是困难和机遇并存。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抓住时
机,那时也有个时机问题,如果不抓住,中国革命的大发展恐怕
也是很难的。毛泽东曾经戏言要“感谢”日本人,这句话里包含
着很深刻的道理。如果没有抗战,没有世界大战,中国革命的道
路将是会更漫长的。红军长征虽然找到了落脚点,但毕竟处在陕
甘一隅,其生存发展仍然遇到了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民
族矛盾这个突出矛盾,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终于推开第二次国共
合作抗日的大局面。如果那时对民族矛盾的地位不认识,就很难
扭转乾坤,打开局面。而毛张在这个主要矛盾问题认识上是完全
一致的。须知这是中央决策核心内两个关键人物战略思想的一致
,对于开创革命新局面的我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历史决议
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
长时间。然而单靠毛一个,没有中央集体中其他同志的配合,我
想也是肯定不行的。而这段重要时期,张闻天对毛泽东的配合就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合作的一个特点

  访问人:从我们所看到陕北初期毛张的来往电报来看,他们
完全采取互相讨论,互相切磋的方式来确定党的大政方针。例如
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从前方给张闻天的一份复电,告诉他反蒋抗
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同时在
另外问题上也有不完全同意的,这就是同意张闻天提出的“红军
靠近外蒙的方针”,却不同意张提出的行动时间与路线,还有的
问题基本同意又加以补充,这就是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

  张培森:你说得对。毛这份电报所说完全同意的反蒋抗日策
略内容实际上就是后来构成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内容。至于电报中
所说的红军打出去靠近外蒙在行动路线问题上,张与毛起初是有
不同主张的,张的意见是占据宁夏背靠外蒙,而毛则主张先占领
山西,后来是张接受了毛的意见,因此便有后来的东征。事实上
也有张在重大问题上先出了好主意的,例如,西安事变发生的第
二天就提出了“尽量争取南京正统”的主张,这在当时是同毛的
想法不一样的。想一想当时谁是南京政府的正统,除了蒋介石没
有第二人。当然,后来党内很快统一了认识,最后还是毛做出和
平调解的结论。从事实材料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是坚持真理的
合作。凡是毛正确的张就帮他论证并加以支持。而张错了的话毛
可以指出,毛不正确的张也可以纠正。同时整个中央的民主气氛
也比较好,正如林伯渠后来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语:“在中央苏
区时,表面上的组织生活很严,但怕一句话说错了要斗争。1936
年保安的9月会议时,我感觉党是进步了,到双十二时便感觉到党
更统一了。”总之这3年多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那么大的局面,首先
是因为确立了毛的领导核心,同时也是与洛、毛的通力合作,中
央集体领导搞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

  访问人:据周恩来回忆,长征时博古下来换成张闻天,就是
毛泽东提议的。这表明毛泽东对张闻天是好的。张闻天和刘英的
红娘也是毛泽东。

  张培森:这段时间他们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好,毛泽东也尊重
张闻天,认为张比较民主,戏称他是“明君”,刘英是“娘娘”
。张闻天与刘英两人在瓦窖堡结婚,毛泽东打完仗回到瓦窖堡还
去闹新房,关系比较融洽。

  关系的变化

  访问人:从你上面谈的可以看出毛张是从有分歧到走向合作
,那么后来又如何从合作变成疏远,以至再发生分歧的呢?

  张培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明白的,
同时有些情况也不完全清楚,尚需要研究。这里只能向你们谈一
点已经知道的情况。

  先说一件事,是毛同江青结婚,结婚之前党内有些同志得知
江青过去的历史就认为不合适,他们把意见集中到张闻天那里,
张本人觉得个人私事不便干预,但是又感到大家意见有道理。考
虑一番之后综合大家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写了一封信。结果毛
大为不悦,结婚喜酒也没有请张。这在当时虽说算不了大事,但
也多少看出一点两人关系的变化。

  再一件事,是毛对张领导的马列学院的批评。延安马列学院
成立于1938年,院长是张闻天兼任。1942年张响应整风号召去晋
西北调查期间接到毛一封信,大意说,有人提出马列学院方针是
否错误问题,凯丰、弼时意见待你回来再讨论,我觉得不必等你
,即指示是错了。信最后要张回电表态。事隔半个世纪,现在还
健在的大部分马列学院的学员都不同意马列学院犯方针性错误的
说法,认为张闻天在主持学院期间还是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
针的。只能说张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认识当时尚没有达到后来整
风认识的高度,但不能简单说是教条主义。何况人不在的情况下
就勿忙做出结论,也未免欠公允。张当时对毛发动的整风是衷心
拥护的,但认为毛看人有偏向,这是他在整风笔记中坦诚说了的
。这件事也多少表现出当时他们二人的关系。

  访问人:那么张闻天党内负总责是什么时候不再担任的,从
党内职务上说张毛党内最高职务又是如何交替的?

  张培森:这个交替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对于张闻天来
说有两点是表现非常突出的。一是他不争权,他在1943年整风笔
记中说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曾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
记一职”辞掉,但毛没有同意,尽管如此,张还是把自己的工作
转移到宣传教育部门工作方面;二是他不计名位自觉地要求到基
层去,1942年3月他从基层应召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正是这次
会议推举毛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从这次会后张正式离开
了书记处。不过张从中央核心中下来,只是工作中毛张的来往少
了,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张那时也还都是出席的。抗战胜利后张
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去做地方工作,这时毛张地域上已经不在一起
,自然也就更加疏远了。

  庐山会议分歧的探究

  访问人:众所周知,毛张建国后的明显分歧发生于1958年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张因庐山会议发言而遭致打击
,中央对于这段历史已有明确结论。那么为什么一向掌握真理的
像毛这样的领袖这次却犯了错误,而过去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张却
反倒头脑比较清醒呢?

  张培森:关于毛这段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
已有全面分析。这里很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共产党人千万不能与实
际脱节。论及这个历史教训倒是用得上张闻天1943年调查回来写
的总结报告中的两句话。“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
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
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
。”因此,即使 像毛这样的伟人,一旦脱离了实际也同样会犯错
误。而张虽然过去犯过错误,然而却真正从思想上吸取了教训,
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倒相对来说站到了真理的方面。历史的遗
憾是当时我们党却并没有能够分清这个是非,以至张闻天这样真
正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人竟遭受打击而含冤终身。当然从
整个党来说就不只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肌体,
导致整个国家、民族都遭到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访问人:据说建国后是毛泽东亲自提议张闻天担任外交官的
,这对于张可不可以说是人尽其才了呢?

  张培森:张闻天转外交战线是1950年的事情。那时我们为了
争取早日进入联合国,需要很快发表我国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的
人选任命,时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亲自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提
议张闻天出任此职。由于时间过于紧急,此事事先都未能来得及
同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张本人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张虽然感到突
然,但还是接受了中央的这项任命。后来由于美国的阻挠,我进
入联合国的计划未能实现。而张却从此开始了他10年的外交生涯
。先被任命为我驻苏联大使,后又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若要
论条件来说,张做外交工作自然也是很称职的。不过从张本人的
心愿来说,似乎更愿意从事经济工作。

  访问人:您是否认为张闻天更是一位适合领导经济的人才而
没有得到毛的重用呢?

  张培森:张闻天很早就对经济研究有兴趣,1923年在旅美期
间就写过纵论战后世界经济的长文;1931年从苏联回国不久就参
与并领导了与托派在中国经济性质问题上的论战;1933年进入中
央苏区后又直接能并研究了苏区经济。他1933年在苏区发表的一
篇批评“左”的劳动政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发
展苏区经济,这在当时毛的文章中也还没有这样明确。延安时期
他深入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张不但一直对经济
有兴趣,而且有相当的理论根底,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系统读过
《资本论》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前,当毛泽东主要精力还在集中
于战争的时候,张已经在东北研究解放后的经济问题,他1948年
就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最初蓝图,初步提出
了国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受到毛的
称赞,并被吸收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之中。因此,张可以称得
上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东北领导经济
过程中有不少好的设想,如果不是中央调他去搞外交,他肯定会
在经济方面钻研下去。

  后来据了解,他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还曾提出过回国搞经济
工作的想法,但是毛没有同意。意见是由陈云转达的。这当然是
个遗憾,但即使让张搞经济,是否就一定能得到毛的重用,充分
发挥其作用也很难说,因为看来毛张在经济方面思路是不完全一
样的。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不同思路

  访问人:毛张在经济问题方面又如何表现出思路的不同呢?

  张培森:要说不同,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毛强调政治统帅经济
,搬用战争年代一套群众运动乃至军事领导的办法来领导和管理
经济,而张则强调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本身的规律来领导
经济。1959年庐山会议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表达得最为清
楚。张在庐山会议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是意义深远的,他说:“
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经
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
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
到发展。” 毛认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是对的,但是
如果是脱离了或者违背了普遍的经济规律,就不可能真正找到适
合自己的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就是证明。

  访问人:张闻天这里强调普遍经济规律与我们的实际结合,
其意义又怎么看?

  张培森:这在理论上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因为长时期在“
左”的思想影响下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有与资本主义共同
的普遍经济规律,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实际都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
上实现突破。而真正在这个问题上突破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张闻天当时虽然
也没有完全搞通,但他却是把这个大的思路提了出来,应该说这
是不简单的。正是在这个思路之下,他60年代初一方面理论上提
出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大胆运用《资本论》中的某些经济范畴,
另一方面则又在调查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开放全国市场的建议。
可惜这种可贵的探索不久却被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

  怎样以毛泽东思想评论张的晚年文稿

  访问人:张闻天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后写了许多笔记文稿,这
些笔记文稿毛泽东都看过没有?今天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说又应
该怎样评价?

  张培森:直到“文革”发动之前,张闻天写成的读书笔记差
不多都要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毛起初还批给中央其他常委、
书记处同志传阅,后来就连看也不看了。

  这些笔记文稿不久自然都成为张进一步挨批的罪证。然而今
天来看其中确实有少宝贵的思想,尤其是他在私下保存的笔记本
中敞开思想写的一些读书笔记更是显得可贵。如对阶级斗争扩大
化错误理论的批评,对社会主义任务是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强调,
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混乱的澄清等,这些都是带有根本性的
和鲜明的针对性的。而今天来看,这些问题也正是毛泽东当时所
犯错误的重大理论误区。及至“文革”中张所写的“肇庆文稿”
,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
》、《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人民群众是主人》等
则更是他庐山会议以来思想发展的最高升华。

  张闻天六七十年代的这份理论遗产若是要给予评论的话,我
认为至少这样系统地批判“左”的理论错误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说,如果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由于违反
了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那么张闻天的许多论述恰恰
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并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丰富发展了毛泽东
思想,其中一些根本的思想,则是同今天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完全一致的。

  毛张关系的演变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访问人:从毛张关系的演变来看,您认为有什么经验教训可
以总结吗?

  张培森:毛张作为中共党的领袖人物,在党的历史上是值得
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比如他们的合作是怎样建立的,后来分歧
又是怎样发生的,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好好总结对于我们
改善党的领导会很有好处。从毛张关系的演变和最终的结局来看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教训是党内的民主建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这样形成从上到下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这从表面上看起到
挺顺手,实际上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因为人无完人,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无论何人都不可能时时、事事正确,如果只听一个人
的,必然走向失误。尤其是当第一把手威信不断升高的时候,把
主要领导人的权威强调到绝对化,这就是个人崇拜,因此是很危
险的。毛泽东最伟大的时候,也正是他广揽人才,注意吸取集体
智慧的时候,像张闻天这样原来缺乏经验,但有思想的人,也能
跟他很好地合作,并没有因为他犯过错误而排斥他,而是一起共
事团结奋斗,开创了新局面。所以党内民主,事业就兴旺发达。
但后来不注意吸收集体智慧,不能容人了,特别是听不得反面意
见了,因此就不断出现失误,走向了歧途。这是很大的教训,我
们应该牢牢记取。

  1993年4月27日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转自人民网《人民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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