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超，1911年生，四川达县人。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到延安，曾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学习小组。建国后
历任四川省工会联合会主席、四川省副省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四川省第四届政协主席。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毛泽东过程论思想研究》，主编《毛泽东思想史》一至四卷
等。
同杨老的这篇谈话，是我们趁赴成都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的
机会采访的。他以82岁高龄和在党内60年阅历积淀的这些看法，
给人以启发是不言而喻的。
访问人：杨老，您好。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
们想请您谈谈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您是否围绕继承和发
展毛泽东思想来谈？
杨超：好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资本
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他的理论首先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
建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中心转移到俄国，也就是说
从资本主义发展先进的小国转到比较落后的封建军事大国，列宁
曾说，革命将在哪里开始呢？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资
本主义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所以，一个
时期曾经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革命共同胜利论。
访问人：那么，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在中国发生了什
么变化？
杨超：革命中心转移到中国，就离开了资本主义范畴。中国
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一百多年来，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救
国救民，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我们中华民族首先有这个很光辉
的历史传统。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就在
这个传统基础上，马列主义深深扎根于这个民族之中。又因为中
国的情况不同，也就使中国革命的道路一定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革
命的道路，而必然是走它新的发展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
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但找到新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时，毛泽东虽然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初步解
决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
用等问题，加上当时统一战线的大好形势，从而使国共第一次合
作发展起来。但那毕竟是我党的幼年时期，我们党包括毛泽东同
志对许多问题还不可能有深刻认识。大革命失败了，促使人们开
始逐步清醒起来，我们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必然有它同资
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点。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
率领秋收起义军上了井冈山，就开始了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道路
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不单单是学习几篇文章
，也不仅仅是研究一些问题。上井冈山仅3年，毛泽东就先后撰写
了4篇文章，首先肯定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
开展武装斗争是个独特的现象，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
的独特现象。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
山的斗争》，到《古田会议决议》，一直到《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都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艰苦探索和理
论思考。其实质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毛泽东对一定要走中国特
色的新道路觉悟得很早，他这个觉悟，与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不
同，那个仍然是依托城市在城市发动起义的老路。
访问人：1927年，我们党发动了许多起义，有南昌起义、广
州起义、秋收起义，但只有毛泽东在起义不成功的情况下，选择
了上山的道路，他这个思想是不是早就有基础了呢？
杨超：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他的这个思想因素在《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有了，他已经认识了群众武装的威力。
“好得很”，“糟得很”代表了不同立场的观点和理论。《考察
报告》还有个很光辉的思想，就是两类矛盾的思想。因为不管怎
样，中国革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必然会
出现反动的力量，这就需要把一切革命的力量联合起来，作针锋
相对的斗争。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农
民问题主要是教育问题，无论如何不应该在背后指责，更不能把
一些有错误的农民领袖抓起来，这在《考察报告》里有专门的论
述。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的萌芽
形态。这表明毛泽东同志是很有远见的。而且毛泽东搞武装不是
只盯着城市单纯搞暴动，秋收起义后就赶快带队伍上井冈山，以
后又经过改造土匪武装（王佐和袁文才），才使起义部队有了立
脚点。也就是说毛泽东很早就认识了农民武装的威力，不是我们
的武装到井冈山后才认识的，而是在大革命时就认识了。“八七
”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实践还没有
。实际行动是秋收暴动后把队伍带上山。毛泽东上山前说的这句
话，就是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句话的含义，从“八七
”会议，秋收暴动，一直到文家市改变行动方针上井冈山，以及
后来的同朱德、陈毅会合，是贯通一起的。他在打了几年仗之后
，很明显地看出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访问人：中国革命，同当时人们一般认为传统革命，有什么
不同特点？
杨 超：中国的民主革命28年，有20年是两个政权长期并存
，这就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毛泽东曾引过斯大林说过
的一句话：“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
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毛泽东虽然引用过这句话，但
并不包含井冈山道路的内容。以后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路线，实
际上是和毛泽东对着干的。所以，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
出现了两个历史舞台，一个是在上海的党中央，仍是以城市工作
和工人运动为中心，走的是白区秘密工作的老路子；还有一个历
史舞台是以毛泽东、方志敏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他们把工作
中心转移到广大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并逐
步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的道路。上海那
个历史舞台到1933年的时候就站不住脚了，不得不迁移到江西革
命根据地。这有力地证明了老路子走不通，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访向人：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
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那么，在实践中是怎么结合的呢？
杨超：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问题，毛泽东讲
了三次，专门论及了马列主义从来没有专门论及的问题。
第一次论“结合”，是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要点是三个
：理论、历史、现实。所谓理论，就是必须明确指导思想是马列
主义理论；所谓历史，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一百多年的革命传统
；所谓现实，是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
深深地扎了根这个现实。为什么马列主义在中国不论怎么样风吹
草动或惊涛骇浪都抵不倒？就是马列主义的根在中国扎得很深，
不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我到德国去过两次，了解一点情况，德
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却出了法西斯，列宁的故乡也打出了沙皇的
旧旗帜。真巧，历史上的东西都那么直率，那么不留情面，向对
立面发展总是一个客观规律。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的群众中影响
是很强的，所以列宁要建党，首先提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
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才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毛
泽东也是先抓理论，并把这个理论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他总是
说，中国革命要由中国同志自己来革，明确要走中国式的道路。
人家说他“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实际上毛泽东的三个论点首
先是反对本本主义、宗派主义。那时教条、宗派还刚得势不久，
30年代初还是立三路线统治的时期，但确实是本本主义。《反对
本本主义》怎么说的呢？“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
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说得清清楚楚，最
后得出结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要
真正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要把历史的实际和现实的实际密切
结合起来。 访问人：这是第一次论“结合”。那么第二
次呢？
杨 超：第二次论“结合”，是在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
会上。也讲了三次，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那时就说到实事求是了，说共产党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第
二次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一切服从
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第三次是《战争和战略问题》，从理论
的高度明确了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三个讲话，已经
反映出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三大法宝”问题。这一
次论“结合”，也是“理论、历史、现实”这三个论点，虽然有
时讲的次序不同。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
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以后又
讲了历史和现实，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
实。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就解决了党的领导问题，首先要
求党的领导核心要认真搞好“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
教条主义的批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
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访问人：第三次论“结合”，一定是延安整风了？
杨 超：是的，第三次论“结合”，以1941年的《改造我们
的学习》为标志。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全党整风的开始。1942年
洛甫同志带队到晋绥调查研究，回来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出
发归来记》，一篇叫《冲破教条主义的囚笼》，作为党的高级领
导人，思想交锋非常激烈，就是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作为一个知
识分子，态度非常坚决。反映了延安整风的情形和意义。在《改
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讲得更充分，他明确指出马列主义必
须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
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
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实事求是”，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
也提出了，这次是用哲学的语言作了更深刻的解释。
访问人：延安整风您参加了，有什么亲身体会？
杨超：我承认我自己也是“教条主义”者，因为我坐了5年监
狱，出狱后又在延安工作8年，没有接触多少生动的生活。《改造
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讲了一副对子，叫：“墙上芦苇，头重
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生动地画出了教条
主义的形象。他的语言生动活泼，说得恳切、深刻，完全是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我参加学生运动时，也参加了一些实际斗争。
我读到这两句后，感到确实深刻，体会到没有实践知识，当然言
之无物。在延安时，毛泽东曾批评我，说我写的东西言之无物，
说不出道理，没有实际经验的基础；也表扬过我，因为经过整风
学习，我有了进步，写了学习《论持久战》的体会，还写了好多
墙报。至今受益匪浅。
访问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
，有什么历史背景呢？
杨超：毛泽东论“结合”，我的看法是从认识论上论结合，
因为他认识得最早，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就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具
体化，强调调查研究，用理论指导实践；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
是在党的领导核心端正思想路线；1941年作整风报告，开始全党
整风，更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端正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当然，延安整风中康生插了一脚，搞了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幸好
毛泽东及时发现，定了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把
他刹住了。我当时也做过保卫工作，在康生领导下，我是从苏州
监狱出来的，对他的情况有些了解，他就对我很不满意。经过全
党整风，形成了全党的共识，于是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召开七大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党
的七大准备很早，从1939年、1940年就开始准备，修房子、调干
部，办新的党校，一直到条件成熟搞完全党整风，才胜利召开七
大。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但他把总书记的职
务让给洛甫，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甚至团结反对过自己
的人、有不同意见的人，这是毛泽东的伟大所在。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必然同中国的国情，
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
是长期的武装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
共产党人〉发刊词》，后腾出时间来更全面综合地写了《新民主
主义论》，以后又开展整风，应该说他的安排是很有计划，毛泽
东思想发展的方方面面很有它的历史规律，不能说毛泽东思想的
成熟只以整风为标志。为什么《论持久战》成为科学的东西？当
时的形势还在节节后退，还没有到相持阶段，他就预见到抗日战
争的三个阶段。所以说“结合”是和理论、历史、现实联系在一
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