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惊雷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章太炎先生曾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信哉斯言。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也许更懂得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性。他们在各种讲坛、文章、书籍中竭尽攻击、污蔑、丑化毛泽东之能事，语言之恶毒无所不用其及。接踵而至的是“告别革命论”粉墨登场，不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错误的，就连1840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犯罪，他们的谬论是，如果中国从那时起搞三百年的殖民地，大陆社会就会像香港一样繁荣昌盛。一些有良知的西方学者评论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呈现出拉美化倾向。而我国的一些有着路易十六般“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胸怀的改革精英对此却视而不见。他们的心中只有三大情结：一曰平反“六四”；二曰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三曰政治民主化（多党制和议会政治）。要实现上述三个目的，经过优选的战略路径是：先从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开始，并紧随其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
歪曲历史，首先从否定生产力的发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开始。改革精英们用心险恶的编造谎言：毛泽东时代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
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邓小平选集》第二卷 第167页）“两弹一星”人所共知，不再赘述。下面的资料为精英们所不齿，立此存照，以便如鲁迅先生所言“为了忘却的纪念”。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年鉴》1990的资料表明，即使不算发展最快的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1957年到1978年短短的二十一年，以工农业总产值表现的物质产品增长了三倍多，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5%；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9%；钢产量增加了近五倍；原油产量增加了70倍；机床增加了5。5倍；粮食增加了56。3%；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近8。5倍。就在这一段时间，我国建成了成昆线（1958—1970年，新增营业里程1083公里）、贵昆线（1958—1966年，新增643公里）、焦枝线（1969—1975年，新增825公里）襄渝线（1968—1981年，新增895公里）等铁路新线；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公司（1966年开始建设）、大庆油田（1958年开始建设）、刘家峡水电站（1958—1974年）、四川第二重机厂（1959—1980年）、东方汽轮机厂（1965—1974年）等一大批新企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巨大成就，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了“大跃进”的曲折之后；在帝国主义封锁、国际修正主义围攻，我国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反帝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地区发展比较平衡，以上所举新建成的项目，除大庆油田等少数项目外，都是中西部的项目。当然，这并不是说东部地区经济没有发展。而且，当时的经济发展直接带动了职工就业，社会上没有失业的现象。1978年职工人数比1957年多了近6400万，增加了两倍多；如果与1949年相比，整整增加了7896万人。说“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是对历史的歪曲。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看来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比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还要尊重事实。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5000年中华文明史上参赞天地之化育所成。这样一个集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战略家、军事家、哲学家和诗人为一身的伟人，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
“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只有微不足道的小人，才会忘记过去。如果忘记，那就意味着背叛。”苏联话剧《以革命的名义》（在中国曾摄制成影片）中列宁这样说过。
翻开《毛泽东传（1949－1976）》深棕色的封面色调透着历史的沧桑，毛主席自信地端坐着，目光深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十年风雨曲折的历程，自其中从容展开。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历史的作用在于鉴今。一部跨度27年的个人传记，以130万字的篇幅展开，笔力沉雄，宏大壮观。走进这部书，也就走进了毛主席丰富的内心世界，在领略毛主席的卓越智慧和高尚情怀的同时，我们更听到了那来自历史深处的伟大回响……。
本书第34章，第一次披露了毛主席当时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的一段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本书第1389－1390页） 这番话，字字句句，岂非像千钧重锤，敲响历史的洪钟，响彻云霄，震撼我们的心灵，既令人惊心动魄，更使人思绪万千？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76年9月的毛主席，已病入膏肓，经常昏迷，但在他逝世前的8小时，还在阅读文件，书载：“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不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 次日零时10分，毛主席与世长辞。
这才是历史。历史是沉甸甸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钱学森老人在病榻上说过：毛泽东的旗帜不能砍，砍了，就要亡党亡国。是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更不容任意涂抹，随意编造，肆意戏弄。不然，历史的惩罚是严酷无情的。谓予不信，请看现实。
《人民网》